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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拉卜楞寺为个案而研究藏区寺院经济来源的转变及其原因为突破口，并从藏学和宗教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以转变的时间、路径、动力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民主改革和“以寺养寺”为切入点，探讨寺院经济在新的社会形式下的主要收入来源，即通过“旅游业”、“内传”、“经商”等主要路径，实现新社会下的寺院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关键词：寺院经济；转变；拉卜楞寺
“宗教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使宗教经济学的研究终于蹒跚起步，虽然起步较慢，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韦伯的“宗教与经济的互动”研究，以及伊纳库恩的宗教经济学研究的“三条发展路径”等等，对宗教经济学的发展铺垫了更好的道路。
本文以拉卜楞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本文主要想理清三个问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是在什么样的时间背景下转变的？以及通过怎样的路径实现转变？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变，其动力是什么？
一、“民主改革至20世纪80年代”——转变的时间
纵观藏传佛教的寺院发展，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转折点，吐蕃时期的传人、阿底峡的改革、宗喀巴大师的改革、以及民主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宗教改革。前几者主要是在教义教规上的大规模改革，而后者的改革重点放在寺院上，取消寺院和僧侣的历史特权等。因此，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改革”至20世纪80年代的“以寺养寺”为转变的时间界限，来探析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收入来源的转变及其原因。
二、“以寺养寺”——转变的路径
（一）、“旅游业”为主体的“以寺养寺”
在藏区的每一个寺院基本上都成为一个旅游景区，且其门票收入是非常壮观的，尤其是大昭寺、塔尔寺等这些历史上有名望的大寺庙。如拉卜楞寺1987年旅游门票收入是57628.75元，1993年是166267.12元，而2008年拉卜楞寺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8万多人次，门票收入是84万多元。拉卜楞寺有6大学院，1000多个僧侣。
拉卜楞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境内，是安多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属于藏区的边缘地区，与汉回等其他民族的交接之处，平均海拔大约在2800米左右。由于处在多民族多文化的交接之处，其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独特性，更是拉卜楞寺内的活佛和高僧大德的威望等，前来朝拜、旅游的人不计其数、络绎不绝。从而带动拉卜楞寺的寺院经济收入，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没有以旅游业为主体的寺院经济收入。拉卜楞寺景区从1985年开放到现在，“县旅游局通过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一个中心五个分支”来进行旅游规划，建立拉卜楞寺旅游服务中心等，经历了30多年，在这30年当中，拉卜楞寺共接待游客人数达217万人次”。旅游业为主体的以寺养寺，其收入主要由文管所来管理的。
在拉卜楞寺，旅游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僧人能够接触外来文化，学习外来文化，学习汉文、英文，僧人自己当导游，这既是一种佛教文化的传播，更是僧人自己的自我锻炼和自力更生。而且寺院成为旅游景区，并带动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对于当地社会建设和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旅游业为主体的以寺养寺的寺院经济模式是不复存在的，民主改革及以后的宗教改革又取消了寺院已有的历史特权，所以，寺院的运行要靠其他途径来实现，从而产生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以“旅游业”为主体的以寺养寺的寺院经济模式。
一直到21世纪之初，寺院旅游景区的游客人数不断增加，其收入也不断提高，对其寺院本身和周边社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二）、“内传”为主体的“以寺养寺”
藏传佛教在内地的热传，其历史源流可追溯到萨迦时期，经过八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内地传播的方式相当成熟，甚至出现了國际上的藏传佛教热，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经过一段时期的断裂后，又进入历史的轨道，重新连接、交流、传播，成为一种热门。而且，这也是寺院成为旅游景点的原由之一，更是当前寺院经济超前发展的原因。1993年拉卜楞寺各大小活佛和僧人总共有1000多人，到2008年有1225人。基本上每一位活佛都有自己的施主，不仅如此，大部分都有政治地位，具有工资。而且，有些格西、堪布，僧人也有自己的施主，没有施主的僧人，去内地找施主的也挺多，成为一种趋势。因为这些施主对寺院和僧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能让他们接触新的事物和价值观，打破了传统的“经商不结，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参与市场，追逐利润”的市场经济。藏传佛教的内传对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具有一定的现实利益，而且更多地铺垫了藏传佛教以后的发展之路。
（三）、“经商”为主体的“以寺养寺”
经商主要可分为寺院集体的商业模式和僧人个体的商业模式。寺院集体的商业模式：如拉卜楞寺的“达尔吉商业集团公司”，在甘青川藏等地设有公司，从事着跨区域的寺院经济活动。寺院商业经济是指寺院或寺院僧侣从事商品交流的经济活动，经商是寺院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寺院获取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具体见下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拉卜楞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寺院集体的商业模式。
僧人个体的：其生产资料归僧侣个人所有，因而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特点，都属于私有制的范畴。而僧侣个人的经济收入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寺院津贴、家庭资助、施主供养和出外念经做法事的报酬，宗教服务和宗教用品经营等。据寺管会成员，闻思学院的僧人说“寺院集体收入基本上是不会分为僧人个体的，会用到寺院集体的修缮维护等方面，对于老僧人，寺院会给予相当的补助，而且，学院（扎仓）也会规定让几个年轻的僧人轮流照顾。”
三、“外界”——转变的动力
（一）、“政府政策”的推动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宗教的改革之后，寺院经济的模式也随着转变。尤其是民主改革后对寺院特权的取消和“以寺养寺”的推动等等，对寺院经济的转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二）、“现代化”的推动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收入来源的转变是被动的，是外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实现。尤其是现代化的波澜推动下，才不得不转变、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寺院本身自觉的转变。
藏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传播，对寺院僧侣和当地人的价值观念造成很大的改变。
四、结论
藏传佛教的发展要依靠寺院，而寺院的发展要依靠经济。如果没有一定经济的物质基础，则寺院的发展无从谈及。因此，怎样把握“寺院与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是关乎未来藏传佛教发展的前景。
对于这么一个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之后，笔者认为拉h楞寺的寺院经济收入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寺院集体的收入和僧人个体的收入，从上述资料分析，对于寺院集体而言，其收入是壮观的，然而，对于僧人个体而言，除了少数部分之外，其经济收入还是大量地依靠当地，依靠家庭和部落，以及自己外出念经赚来的收入，所以，我个人认为拉卜楞寺的寺院经济收入来源虽有很大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具有不稳定性。寺院经济的主体依然要靠当地的部落民众。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寺院经济活动由单纯的“以寺养寺”转向高额的经济效益，是否符合藏传佛教的宗教理念也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寺院经济；转变；拉卜楞寺
“宗教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使宗教经济学的研究终于蹒跚起步，虽然起步较慢，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韦伯的“宗教与经济的互动”研究，以及伊纳库恩的宗教经济学研究的“三条发展路径”等等，对宗教经济学的发展铺垫了更好的道路。
本文以拉卜楞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本文主要想理清三个问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是在什么样的时间背景下转变的？以及通过怎样的路径实现转变？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变，其动力是什么？
一、“民主改革至20世纪80年代”——转变的时间
纵观藏传佛教的寺院发展，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转折点，吐蕃时期的传人、阿底峡的改革、宗喀巴大师的改革、以及民主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宗教改革。前几者主要是在教义教规上的大规模改革，而后者的改革重点放在寺院上，取消寺院和僧侣的历史特权等。因此，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改革”至20世纪80年代的“以寺养寺”为转变的时间界限，来探析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收入来源的转变及其原因。
二、“以寺养寺”——转变的路径
（一）、“旅游业”为主体的“以寺养寺”
在藏区的每一个寺院基本上都成为一个旅游景区，且其门票收入是非常壮观的，尤其是大昭寺、塔尔寺等这些历史上有名望的大寺庙。如拉卜楞寺1987年旅游门票收入是57628.75元，1993年是166267.12元，而2008年拉卜楞寺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8万多人次，门票收入是84万多元。拉卜楞寺有6大学院，1000多个僧侣。
拉卜楞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境内，是安多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属于藏区的边缘地区，与汉回等其他民族的交接之处，平均海拔大约在2800米左右。由于处在多民族多文化的交接之处，其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独特性，更是拉卜楞寺内的活佛和高僧大德的威望等，前来朝拜、旅游的人不计其数、络绎不绝。从而带动拉卜楞寺的寺院经济收入，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没有以旅游业为主体的寺院经济收入。拉卜楞寺景区从1985年开放到现在，“县旅游局通过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一个中心五个分支”来进行旅游规划，建立拉卜楞寺旅游服务中心等，经历了30多年，在这30年当中，拉卜楞寺共接待游客人数达217万人次”。旅游业为主体的以寺养寺，其收入主要由文管所来管理的。
在拉卜楞寺，旅游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僧人能够接触外来文化，学习外来文化，学习汉文、英文，僧人自己当导游，这既是一种佛教文化的传播，更是僧人自己的自我锻炼和自力更生。而且寺院成为旅游景区，并带动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对于当地社会建设和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旅游业为主体的以寺养寺的寺院经济模式是不复存在的，民主改革及以后的宗教改革又取消了寺院已有的历史特权，所以，寺院的运行要靠其他途径来实现，从而产生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以“旅游业”为主体的以寺养寺的寺院经济模式。
一直到21世纪之初，寺院旅游景区的游客人数不断增加，其收入也不断提高，对其寺院本身和周边社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二）、“内传”为主体的“以寺养寺”
藏传佛教在内地的热传，其历史源流可追溯到萨迦时期，经过八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内地传播的方式相当成熟，甚至出现了國际上的藏传佛教热，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经过一段时期的断裂后，又进入历史的轨道，重新连接、交流、传播，成为一种热门。而且，这也是寺院成为旅游景点的原由之一，更是当前寺院经济超前发展的原因。1993年拉卜楞寺各大小活佛和僧人总共有1000多人，到2008年有1225人。基本上每一位活佛都有自己的施主，不仅如此，大部分都有政治地位，具有工资。而且，有些格西、堪布，僧人也有自己的施主，没有施主的僧人，去内地找施主的也挺多，成为一种趋势。因为这些施主对寺院和僧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能让他们接触新的事物和价值观，打破了传统的“经商不结，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参与市场，追逐利润”的市场经济。藏传佛教的内传对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具有一定的现实利益，而且更多地铺垫了藏传佛教以后的发展之路。
（三）、“经商”为主体的“以寺养寺”
经商主要可分为寺院集体的商业模式和僧人个体的商业模式。寺院集体的商业模式：如拉卜楞寺的“达尔吉商业集团公司”，在甘青川藏等地设有公司，从事着跨区域的寺院经济活动。寺院商业经济是指寺院或寺院僧侣从事商品交流的经济活动，经商是寺院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寺院获取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具体见下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拉卜楞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寺院集体的商业模式。
僧人个体的：其生产资料归僧侣个人所有，因而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特点，都属于私有制的范畴。而僧侣个人的经济收入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寺院津贴、家庭资助、施主供养和出外念经做法事的报酬，宗教服务和宗教用品经营等。据寺管会成员，闻思学院的僧人说“寺院集体收入基本上是不会分为僧人个体的，会用到寺院集体的修缮维护等方面，对于老僧人，寺院会给予相当的补助，而且，学院（扎仓）也会规定让几个年轻的僧人轮流照顾。”
三、“外界”——转变的动力
（一）、“政府政策”的推动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宗教的改革之后，寺院经济的模式也随着转变。尤其是民主改革后对寺院特权的取消和“以寺养寺”的推动等等，对寺院经济的转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二）、“现代化”的推动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收入来源的转变是被动的，是外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实现。尤其是现代化的波澜推动下，才不得不转变、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寺院本身自觉的转变。
藏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传播，对寺院僧侣和当地人的价值观念造成很大的改变。
四、结论
藏传佛教的发展要依靠寺院，而寺院的发展要依靠经济。如果没有一定经济的物质基础，则寺院的发展无从谈及。因此，怎样把握“寺院与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是关乎未来藏传佛教发展的前景。
对于这么一个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之后，笔者认为拉h楞寺的寺院经济收入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寺院集体的收入和僧人个体的收入，从上述资料分析，对于寺院集体而言，其收入是壮观的，然而，对于僧人个体而言，除了少数部分之外，其经济收入还是大量地依靠当地，依靠家庭和部落，以及自己外出念经赚来的收入，所以，我个人认为拉卜楞寺的寺院经济收入来源虽有很大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具有不稳定性。寺院经济的主体依然要靠当地的部落民众。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寺院经济活动由单纯的“以寺养寺”转向高额的经济效益，是否符合藏传佛教的宗教理念也是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