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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部把三脚架带上珠峰峰顶的电影，也是全球第一部完整记录珠峰北坡登顶过程、第一部在珠峰海拔6800米完成航拍的电影。导演萧寒，烧掉1300万，拍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80分钟，讲述一僧一寺、一座山、一群人的故事。它纪录了普通人可能一辈子也无法见到的风景，而这一切在电影院里会获得最深的感受。
4年磨一剑
他叫萧寒。一个纪录片导演。5年前，他过着安稳的生活，但总觉得少了什么。
其实萧寒是笔名，他本名叫崔涌，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副教授。除了教师这个角色，他还是电台主持人、电视主持人、戏剧策划人。
“我之前的职业是做电视传媒，还做一些戏剧的策划和在大学教书。2010年，好像一切突然积累到那一刻，我觉得纪录片是我喜欢的、能够用来做一个表达的创作形式。”
2010年到2011年，萧寒拍了一部小型的独立片《丽江拉夫斯基》，网上点击量超过600万。那之后他就在想，寻找一个更大的、更厚重的选题玩儿一把。
有人告诉他，有个故事一定会直指人心。
《喜马拉雅天梯》片名源于青藏高原岩壁上画的那些白色小梯子，当地人称之为“天梯”，并相信它可以承接世人的灵魂通往圣地。
在拉萨有所登山学校，这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培养高山向导为目的的学校。珠峰脚下的藏族少年在这所学校里接受4年训练，方可成为一个合格的高山向导，成为“天梯”。
4年前，萧寒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上绒布寺位于珠峰北麓，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阿古桑杰是寺中唯一的僧人。他的儿子是一名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的高山向导。当时阿古桑杰的儿子托清华大学的老师雷建军给在寺庙里的他带一本经书。
当雷建军把这个事情跟萧寒说了之后，萧寒顿时觉得非常感动。因为高山向导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他们要成为登山者的梯子、拐杖、背包，有时甚至需要移开路上登山者的尸体。如果一不小心，他们也会成为其中一具。
正是高山向导这样的精神和信仰，打动了萧寒。萧寒说，他们非常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追求和选择。站在世间最高处，给世人留下了动人的故事。“他们值得被纪录。”
由此，萧寒与雷建军定下了拍摄《喜马拉雅天梯》的方案。他们想纪录这些藏族少年的故事，记录在氧气稀薄、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释放出的温情、欲望、失望、愤怒、勇气当然，还有梦想。
“大家的内心呈现，混合在这样一个时空里，人物、命运、选择、判断、纠结、梦想、激动，各种情绪的综合，也是打动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很重要的原因。”萧寒说。
开始，萧寒非常慎重，先做了一年的田野调查。
“当初以为100万就够了。但4年追踪下来，拍摄制作最终花了1300万。可想而知，我们是在多么无知无畏的情况下就开始干了。”
越往后，萧寒越觉得，“是这部电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走，我们在跟随它。这个选题本身的巨大能量就在那儿，不是我们赋予它，而是我们向这个能量靠拢。”
4年之后，这部电影圆满收官。
扛着摄影机攀登珠峰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一开始进入到纪录片行业，萧寒带着一种理想化色彩，后来他发现，“很多纪录片人都苦哈哈的，在中国影视门类当中，纪录片的地位其实很可怜。”
“为什么纪录片不能堂堂正正地在电影院里放，让大家买电影票进来看呢？”萧寒还是带着一种理想。
拍摄团队在5200米海拔的大本营，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在高原的紫外线下，登山向导们一水儿黝黑面容，他们是一群藏族少年，普通的牧民孩子，笑起来跟热情的藏民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在生死关头，萧寒知道，自己可以用性命相托。
珠峰真得很美。萧寒的愿望是，一定要把这样一种美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大本营再往上，那是极少的人可以上去，很多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亲眼看到。那就尽可能让大家知道上面到底长什么样。”
实际拍摄中存在很多困难：要把电池带在身上，在寒冷高海拔的地方，如何让电池多工作一会儿，揣在怀里，用暖宝宝，萧寒团队进行了各种尝试。航拍的飞行器不小心摔坏了如何解决，设备怎么背上去，这都是些磨人的问题。
拍摄过程中的最大困难，莫过于高原反应。为了跟拍登山向导的身影，拍攝组在珠峰大本营驻扎了两个月，萧寒的助理患上了中度肺水肿，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深切体验着高原反应。
“甚至有一次要拍星空，摄影师扛着机器爬到了海拔7028米的地方，突然意外摔倒，恰好掉在帐篷上，不然一定会严重摔伤。”萧寒说。
200万很快花完了，那就卖房子吧，“500万，够不够？”这是拍摄《喜马拉雅天梯》中发生的对话，萧寒说，他还是太天真了，500万，很快又没了。“没人在中途停下来，就跟登珠峰一样，停下来，可能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下一次机会。”
“我们把只爬过北京香山的摄影师逼成了登山运动员，扛着机器爬到了海拔7028米，从160斤减到了140斤。”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萧寒感慨莫名。
向导们的另类人生
普布顿珠是登山学校第一批学员，创造了中国第一个无氧登顶珠峰的记录。现在他是登山学校的一名教练。他是孩子们眼中的怪叔叔。训练的时候动不动就照着学生屁股上来一脚，夜里却偷偷去宿舍看看孩子们的被子够不够厚。
巴塔，一个天才的登山者，跟普布顿珠都是第一批的学员，因为登山速度超快，得了一个“猴子”的美名。他既是《喜马拉雅天梯》纪录的对象，也是这部纪录片的高山摄像。是他扛着摄像机一路登上了海拔8848米的珠峰顶。 9次登顶珠峰，再有一次就可以齐平目前的世界记录。但他真的不愿登山，“想用一天的时间我就登到珠峰的顶端，然后从尼泊尔那边下去，从此以后再也不爬了！”
索多是家族里第一个去城市谋生的人。2009年3月29日，背着50斤的背包，揣着1000块钱，坐了8小时车来到拉萨。2013年，他攀上了珠峰海拔8400米，离顶峰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抢救一位突发脑水肿的登山者，失去了冲顶机会。
那次回来后，索多很久没有说话，冰天雪地里，他看到十几具登山者的遗体，面目模糊，只有登山服在积雪中明亮鲜艳，“离死亡太近了，就几米远。”
2014年，他终于登顶成功，非常兴奋，不停地发朋友圈，但下撤的时候，他出现了严重的雪盲。
在向导们的信仰中，山是神圣的，他们只转山不登山。但在现实里，他们感谢珠穆朗玛给了一口饭吃。
从未走出过村子的他们来到拉萨，学习语言（汉语、英语）、急救、摄影投入到最冒险的登山运动当中。
“他们平凡如世界上任何一个年青人，有自己的困惑、苦恼、人生选择和未来，然而他们也伟大得如同每一位攀登高峰的人，在环境的极限与人类的极限之间，在一步之遥的遗憾与站在世间最高处之间，留下动人的故事。”
巨大的检验
几個时间点透露出这部影片的进程：2011年，筹备拍摄；2012年，田野调查；2013年9月，正式开机；2014年10月，拍摄完成，进行后期制作；2015年7月，通过审批；2015年9月，拿到放映许可证。在拿到许可之前，影片还在调整。
45000多分钟拍摄素材，1300万元投入，整整4年的时间，一部真实记录西藏年轻高山向导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全过程的纪录片终于杀青。当剪辑师最终停下手中的工作时，“我们所有人的眼中，都有最复杂的情绪。”
片中9 0%出现的是藏语，观影需看字幕。萧寒表示，说他们自己的语言，才有更加自然的状态流露出来，不做作，不生硬。
在提案阶段，影片获得了中国首届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潜力”大奖，并以中国区第一名的身份入围法国阳光纪录片大会亚洲展，BBC、NHK也都决定购买版权
这部影片的国际推广策划中有一位是《西藏一年》的导演苏影，BBC、NHK等电视台购买，都缘于他的帮助。他还推荐了《西藏一年》的摄影师—扎西旺家做本片的摄影指导。
在中国，纪录片是很小众的电影类型，这意味着《喜马拉雅天梯》很可能淹没在商业大片中。对此，萧寒也有不小的担忧，10月16日《喜马拉雅天梯》登陆各大影院公映，用萧寒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检验”。然而，令他欣慰的是，点映上座率非常高，80%的观众是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纪录片。
“能把电影院纪录片‘处女看’献给《天梯》，我已经非常感动了。”萧寒说。
对萧寒来说，更大的梦想是，借助有力量的一个选题，吸引那些从未看过纪录片，尤其是从未走进电影院看纪录片的人，能够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一部纪录片。
“也许从此以后，你会产生特别奇妙的化学反应，你会爱上纪录片，爱上这种类型，会慢慢让这样一个小众的类型片，在电影市场中有它的一席之地。”
4年磨一剑
他叫萧寒。一个纪录片导演。5年前，他过着安稳的生活，但总觉得少了什么。
其实萧寒是笔名，他本名叫崔涌，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副教授。除了教师这个角色，他还是电台主持人、电视主持人、戏剧策划人。
“我之前的职业是做电视传媒，还做一些戏剧的策划和在大学教书。2010年，好像一切突然积累到那一刻，我觉得纪录片是我喜欢的、能够用来做一个表达的创作形式。”
2010年到2011年，萧寒拍了一部小型的独立片《丽江拉夫斯基》，网上点击量超过600万。那之后他就在想，寻找一个更大的、更厚重的选题玩儿一把。
有人告诉他，有个故事一定会直指人心。
《喜马拉雅天梯》片名源于青藏高原岩壁上画的那些白色小梯子，当地人称之为“天梯”，并相信它可以承接世人的灵魂通往圣地。
在拉萨有所登山学校，这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培养高山向导为目的的学校。珠峰脚下的藏族少年在这所学校里接受4年训练，方可成为一个合格的高山向导，成为“天梯”。
4年前，萧寒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上绒布寺位于珠峰北麓，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阿古桑杰是寺中唯一的僧人。他的儿子是一名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的高山向导。当时阿古桑杰的儿子托清华大学的老师雷建军给在寺庙里的他带一本经书。
当雷建军把这个事情跟萧寒说了之后，萧寒顿时觉得非常感动。因为高山向导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他们要成为登山者的梯子、拐杖、背包，有时甚至需要移开路上登山者的尸体。如果一不小心，他们也会成为其中一具。
正是高山向导这样的精神和信仰，打动了萧寒。萧寒说，他们非常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追求和选择。站在世间最高处，给世人留下了动人的故事。“他们值得被纪录。”
由此，萧寒与雷建军定下了拍摄《喜马拉雅天梯》的方案。他们想纪录这些藏族少年的故事，记录在氧气稀薄、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释放出的温情、欲望、失望、愤怒、勇气当然，还有梦想。
“大家的内心呈现，混合在这样一个时空里，人物、命运、选择、判断、纠结、梦想、激动，各种情绪的综合，也是打动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很重要的原因。”萧寒说。
开始，萧寒非常慎重，先做了一年的田野调查。
“当初以为100万就够了。但4年追踪下来，拍摄制作最终花了1300万。可想而知，我们是在多么无知无畏的情况下就开始干了。”
越往后，萧寒越觉得，“是这部电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走，我们在跟随它。这个选题本身的巨大能量就在那儿，不是我们赋予它，而是我们向这个能量靠拢。”
4年之后，这部电影圆满收官。
扛着摄影机攀登珠峰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一开始进入到纪录片行业，萧寒带着一种理想化色彩，后来他发现，“很多纪录片人都苦哈哈的，在中国影视门类当中，纪录片的地位其实很可怜。”
“为什么纪录片不能堂堂正正地在电影院里放，让大家买电影票进来看呢？”萧寒还是带着一种理想。
拍摄团队在5200米海拔的大本营，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在高原的紫外线下，登山向导们一水儿黝黑面容，他们是一群藏族少年，普通的牧民孩子，笑起来跟热情的藏民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在生死关头，萧寒知道，自己可以用性命相托。
珠峰真得很美。萧寒的愿望是，一定要把这样一种美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大本营再往上，那是极少的人可以上去，很多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亲眼看到。那就尽可能让大家知道上面到底长什么样。”
实际拍摄中存在很多困难：要把电池带在身上，在寒冷高海拔的地方，如何让电池多工作一会儿，揣在怀里，用暖宝宝，萧寒团队进行了各种尝试。航拍的飞行器不小心摔坏了如何解决，设备怎么背上去，这都是些磨人的问题。
拍摄过程中的最大困难，莫过于高原反应。为了跟拍登山向导的身影，拍攝组在珠峰大本营驻扎了两个月，萧寒的助理患上了中度肺水肿，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深切体验着高原反应。
“甚至有一次要拍星空，摄影师扛着机器爬到了海拔7028米的地方，突然意外摔倒，恰好掉在帐篷上，不然一定会严重摔伤。”萧寒说。
200万很快花完了，那就卖房子吧，“500万，够不够？”这是拍摄《喜马拉雅天梯》中发生的对话，萧寒说，他还是太天真了，500万，很快又没了。“没人在中途停下来，就跟登珠峰一样，停下来，可能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下一次机会。”
“我们把只爬过北京香山的摄影师逼成了登山运动员，扛着机器爬到了海拔7028米，从160斤减到了140斤。”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萧寒感慨莫名。
向导们的另类人生
普布顿珠是登山学校第一批学员，创造了中国第一个无氧登顶珠峰的记录。现在他是登山学校的一名教练。他是孩子们眼中的怪叔叔。训练的时候动不动就照着学生屁股上来一脚，夜里却偷偷去宿舍看看孩子们的被子够不够厚。
巴塔，一个天才的登山者，跟普布顿珠都是第一批的学员，因为登山速度超快，得了一个“猴子”的美名。他既是《喜马拉雅天梯》纪录的对象，也是这部纪录片的高山摄像。是他扛着摄像机一路登上了海拔8848米的珠峰顶。 9次登顶珠峰，再有一次就可以齐平目前的世界记录。但他真的不愿登山，“想用一天的时间我就登到珠峰的顶端，然后从尼泊尔那边下去，从此以后再也不爬了！”
索多是家族里第一个去城市谋生的人。2009年3月29日，背着50斤的背包，揣着1000块钱，坐了8小时车来到拉萨。2013年，他攀上了珠峰海拔8400米，离顶峰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抢救一位突发脑水肿的登山者，失去了冲顶机会。
那次回来后，索多很久没有说话，冰天雪地里，他看到十几具登山者的遗体，面目模糊，只有登山服在积雪中明亮鲜艳，“离死亡太近了，就几米远。”
2014年，他终于登顶成功，非常兴奋，不停地发朋友圈，但下撤的时候，他出现了严重的雪盲。
在向导们的信仰中，山是神圣的，他们只转山不登山。但在现实里，他们感谢珠穆朗玛给了一口饭吃。
从未走出过村子的他们来到拉萨，学习语言（汉语、英语）、急救、摄影投入到最冒险的登山运动当中。
“他们平凡如世界上任何一个年青人，有自己的困惑、苦恼、人生选择和未来，然而他们也伟大得如同每一位攀登高峰的人，在环境的极限与人类的极限之间，在一步之遥的遗憾与站在世间最高处之间，留下动人的故事。”
巨大的检验
几個时间点透露出这部影片的进程：2011年，筹备拍摄；2012年，田野调查；2013年9月，正式开机；2014年10月，拍摄完成，进行后期制作；2015年7月，通过审批；2015年9月，拿到放映许可证。在拿到许可之前，影片还在调整。
45000多分钟拍摄素材，1300万元投入，整整4年的时间，一部真实记录西藏年轻高山向导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全过程的纪录片终于杀青。当剪辑师最终停下手中的工作时，“我们所有人的眼中，都有最复杂的情绪。”
片中9 0%出现的是藏语，观影需看字幕。萧寒表示，说他们自己的语言，才有更加自然的状态流露出来，不做作，不生硬。
在提案阶段，影片获得了中国首届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潜力”大奖，并以中国区第一名的身份入围法国阳光纪录片大会亚洲展，BBC、NHK也都决定购买版权
这部影片的国际推广策划中有一位是《西藏一年》的导演苏影，BBC、NHK等电视台购买，都缘于他的帮助。他还推荐了《西藏一年》的摄影师—扎西旺家做本片的摄影指导。
在中国，纪录片是很小众的电影类型，这意味着《喜马拉雅天梯》很可能淹没在商业大片中。对此，萧寒也有不小的担忧，10月16日《喜马拉雅天梯》登陆各大影院公映，用萧寒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检验”。然而，令他欣慰的是，点映上座率非常高，80%的观众是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纪录片。
“能把电影院纪录片‘处女看’献给《天梯》，我已经非常感动了。”萧寒说。
对萧寒来说，更大的梦想是，借助有力量的一个选题，吸引那些从未看过纪录片，尤其是从未走进电影院看纪录片的人，能够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一部纪录片。
“也许从此以后，你会产生特别奇妙的化学反应，你会爱上纪录片，爱上这种类型，会慢慢让这样一个小众的类型片，在电影市场中有它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