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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各国经济依次遭受冲击。中美处于疫情的不同阶段，中国已复工复产，逐步走向经济秩序正常化，而美国经济依然在探索艰难的复工之路。
然而，双方有没有涌现一些异曲同工的经济新现象，让人管中窥豹全球“后疫情时代”的新趋势？
我们对比了疫情期间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居民消费习惯以及企业运营方式，发现新冠疫情促进了新业态的兴起、新科技的应用，线上线下冰火两重天，企业投资重心斗转星移。
此外，过去30年的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特征（3T，即贸易全球化、科技主导化、企业巨型化）会在疫情后逆转，全球经济面临疫情后遗症：民粹、脱钩、通胀。
中国先进先出，美国经济触底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历史罕见，供需两弱，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中国经济一季度录得同比负增长，季度环比按年下跌34%之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在4月全面显现：非农就业的萎缩幅度之大，使得历史数据看似平滑的直线；零售环比则年化重挫近90%。大摩预测美国二季度GDP按年萎缩40%。
因疫情发生较早，后续防控得力，中国经济在全球先进先出，已在3月初见底回升。行业调研、消费者调查以及高频数据显示，工业产能已在3月底基本恢复就绪，而服务业虽然滞后，在4月以来进展斐然。消费者外出购物、就餐等活动不断增多。我们预计，餐饮及购物需求将于未来2～3个月内恢复正常，而娱乐需求彻底恢复或将发生于四季度。先进先出之下，中国经济复苏轨迹对其他经济体的借鉴意义几何？笔者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经济结构。由于社交隔离对人流密集型服务业的影响可能持续至疫苗广泛使用之前，服务业占比高的经济体回到疫情前的产出水平可能耗时更久。
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是疫情防控——解铃还须系铃人。美联储纽约分行的研究人员分析1918年全球大流感的历史经验，发现疫情防控和后续经济发展不仅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疫情控制更果决的城市后续复苏轨迹更快更高。回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中国以全面封城应对病毒，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截至目前，经济复苏过程相对顺利，即使相对滞后的服务业也在疫情发生后的第4个月出现加速迹象。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疫情仍处高位的情况下重启经济，新增病例的轨迹可能出现“肥尾”，要到6月才逐步趋缓，且疫情二次反弹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疫情掣肘下，经济虽然重启，但未必能火力全开。
高频数据及行业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活动的底部在4月初已经出现，仅比中国晚一个多月，但其复苏轨迹预计更加平缓。预计工业产能完全恢复将发生于明年二季度之后，而需求端复苏将延迟至明年四季度。宏观层面，笔者预计中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就能恢复至潜在增长，但美国可能需等到明年年底。
“宅經济”的兴起
2020年全球因新冠疫情大衰退的起因是各国公共卫生危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资源错配、高杠杆带来的危机。因此，在全球疫情得到科学上的可持续解药，即疫苗大幅推广之前，社交疏离成为新常态，“宅经济”逆势兴起。首先是在线娱乐（游戏和短视频）、远程教育如火如荼，远程办公用品需求韧性十足。一季度中国互联网行业增加值同比仍增加13%，仅略低于疫情前的16%；1至4月累计手机销量同比转正，同时5G正式商用的前5个月，订户量是4G同期的3倍。美国方面，在家办公引发的对个人电脑的需求在疫情后迎来小阳春，网上购物逐渐成为其他线下娱乐消费的替代品。其次，食品饮料等必需消费品零售维持强劲，反映了在外就餐到居家消费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汽车销量在复工开启后迅速回弹，除了前期需求的释放外，这也显示消费者对疫情的担心并未完全散去，从而倾向在路途中维持社交疏离状态。这相当于传统意义上“宅经济”在公共区域的延拓。
除了现有商业模式增长迅速，线上经济更加丰富多彩。2020年可能成为美国消费者网购生鲜食品的元年。这个8000亿美元市场的线上渗透率本来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今年前4个月的趋势若得到延续，长期上升曲线将前移两至三年。相应的，食品安全也将成为各电商平台的主要竞争方向，龙头企业亚马逊正在斥巨资建立食品安全和无菌化体系。
硬币的另一面，是外出相关行业惨淡。中美两国旅游、在外就餐、电影等人员密集型服务业呈现断崖式下跌。同样受牵连的还有服装零售业，因服饰需求和外出频率紧密相关。中国一季度居民消费调查显示，服装支出跌幅仅次于旅游娱乐业，而美国4月零售数据显示，服装销售更是跌至疫情前的一成。
企业投资聚焦管控运营风险
过去两年，跨国企业聚焦中美贸易摩擦，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运营和供应链韧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可见的将来，企业将重新对焦，将投资重心置于提高应变能力以维持全天候运营。
一是云计算。企业将加速采用公共云计算服务以支持员工远程办公，同时削减对公司局域网服务器、数据中心的需求。有鉴于此，科技企业纷纷顺势增加在云计算投资，例如阿里巴巴宣布接下来三年投资280亿美元用于云基础设施及相关研发。另一个谈及较少但潜力巨大的领域是虚拟现实——虽然当前应用范围较窄，但其与5G网络结合有望大幅提升远程学习、工作、娱乐及交易的体验，并可能在2021年开始加速推广。
二是供应链调整。企业当前主要专注于维持现金流及控制成本，全球供应链重整的步伐放缓，疫情后一些国家将增强特定行业的自主性，特别是制药和医疗设备的产业链。与此同时，跨国产业链将出现区域化、扁平化、本地化的特征。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会受到怎样的冲击？与普遍担忧相反，中国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来的韧性，反而增强了企业把中国当作大规模生产基地的信心。4月iPhone主产地郑州的空气污染水平已经超过往年平均，电脑库存已从3月的历史低位显著回升。相反，亚洲的科技产业链的复苏瓶颈已经转移至仍处在疫情封锁阶段的部分东南亚国家，对元器件生产及闪存组装的影响将持续至6月。 在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和中国产业链韧性两股力量的交织下，预计更多跨国公司会将产能对接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即“在中国，为中国”；同时利用“中国+1”战略管控供应链风险，即仍然把中国当作主要供应国，但同时视具体情况将部分产能有机分散至其他国家。
全球经济进入“三去”的后疫情时代
这次疫情后，全球的后遗症是可能出现一个“三去”时代——去科技主导、去贸易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这将导致全球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全球通胀风险，和过往几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有着天壤之别。
因为这次各国应对疫情，除了采取了货币大放水之外，有两个新特点，一个是财政政策大幅度增加，大幅度举债。二是疫情本身具有特殊性，它是属于自然灾害，一旦疫情慢慢受控，到明年和后年修复这个产出缺口，走出V形的深度衰退花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要比1922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走出潜在的负产出缺口来得快。
这些特点会带来什么呢？首先是全球已经绝迹多年的通胀压力，将卷土重来。2008年后发达国家的数轮量化宽松QE，没有引发通胀，缘于超额准备金大幅增加等因素下货币流通速度显著放缓。然而，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主要发达国家面对疫情纷纷推出天量财政刺激，并加强财政和货币协调，货币流通速度未必会持续下行，而刺激易放难收。到了2021年底，发达国家有望回到疫情之前的生产水平，产出缺口收敛，但并不会适时地撤出这些政策。全球四个最发达的经济体，今年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4%，比去年的2.9%大幅度飙升，但是明年还会保持在10%左右，这是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如果美国今年再出台1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赤字将高达GDP的24%，为1942年以来的最高，但明年还会保持在14%或者更高的水平，这代表着一旦产出缺口回正，即到2021年底之后，欧美回到疫情前的产出水平，刺激政策又不及时回撤，到那个时候就有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30年的长期结构性通缩因素（3T，即贸易全球化、科技主导化、企业巨型化）会在本轮疫情后逆转，叠加周期性因素，全球通货膨胀在2022年可能会卷土重来。
当然，很多研究人士对此表示疑义：过去30年，世界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最终都是靠货币的大放水和刺激走出困境，却没有引发随后通胀。这次有何不同？
过去30年是存在着三股主导力量，压制了通胀，提升了全球生产率，但也造就了西方经济体内部更大的贫富差距。我把它称为“3T”，Tech、Trade、Titans。Tech即科技主导化，全球企业科技研发推动生产率进步；Trade即贸易全球化，尤其像中国这么多的富余劳动力和这么强的生产能力，融入全球经济，促进了生产率，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最后是Titan，即企业巨头化，在收入分配里过去30年对工资越来越不利，企业的博弈能力强，工资占GDP的比例不断下滑，企业头部效应明显。这三个因素，造就了通货膨胀受抑制，生产率受支撑，全球化呈现黄金时代。比如过去三次周期，1987年底美国股灾之后，2001年底科技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也伴随着大举的宽松刺激政策，但其后通胀并没有应声而起，实际上是因为这三股因素起着主导作用，维护了全球经济格局的稳定。然而，其副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民众不满情绪积累。
这次疫情期间，这种副作用弊端进一步暴露，推动西方经济体未来政治思潮、政策取向产生变化。在疫情之前，已经看到了端倪，已经有贸易摩擦、科技限制以及发达经济体对自身大型科技企业监管强化的趋势，疫情会进一步加剧3T的趋势逆转。
首先，去企业巨头化。西方世界自身对于贫富差距的不满，在本次疫情中進一步加剧，这导致了疫情后，可能看到企业跟劳动者工资之间的博弈会由于政府的政策产生变化。因为疫情放大了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受伤比较重的都是中下层收入者，蓝领工人，一方面因为从事服务业，受制于隔离措施，不能工作，失业了“手停口停”。而且，中下层收入者得新冠传染病的比例，也相对中高端的收入者高得多，所以是双重受伤，这也间接导致近期发达国家在隔离期间，一些社会示威事件层出不穷。相反，能够在家远程办公的高收入群体，不管是疫情感染而言，还是收入而言，受影响都比较少。这种民意民情取向之下，将来发达经济体可能会更趋向于经济政策的平民化，即走向不断地给老百姓进行转移支付，直接发钱，靠长期保持财政赤字，甚至赤字货币化，来实现这种平民化经济。
其次，去科技主导。中美贸易摩擦、西方世界自身的老百姓贫富差距，导致本轮疫情之前，已经涌现出了科技层面东西方脱钩的趋势，在西方内部，也涌现出要对大科技企业采取更严格管制的苗头。这次疫情，可能加剧这个去科技主导的过程。
再次，去全球化贸易。疫情之后，逆全球化进程将得到加速，西方经济体可能采取措施，引导一些特定行业如医药、医疗设备、高科技的产业链回流发达国家。
疫情后全球经济迎来“三去时代”， 去科技主导、去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可能将呈现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趋势。发达经济体的政策选项，是走向民粹，不断给老百姓转移支付、直接发钱，靠长期保持财政赤字，甚至趋向现代货币理论（MMT）这种新式的财政实验，还是用于真正提升长期生产率的对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系统的投资？这将决定全球生产率走势、通胀局势，以及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这个后遗症更为深远。
中国要居安思危。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中国始终可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加大对外开放。
首先，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而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有助于推动这种潜力释放。笔者在去年的《城市化2.0蓝皮书》中分析，如能落实户籍土地制度改革，辅以数字化基建，推动城市群集聚效应，未来5～10年中国有望形成5个人均人口1.2亿的超级都市群，规模上相当于5个日本。因此，即使一些跨国企业不再将中国作为单纯加工出口、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其布局战略则可能更多转变为“在中国，为中国”，即本地市场的吸引力推动对华投资，FDI会呈现有进有出的双向波动，而非一边倒流出。典型的案例包括，特斯拉看好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潜力而来华设立超级工厂、带动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链在华聚集；此外，三星尽管将智能手机工厂搬迁（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偏好变化），但却在华重点投资存储设备工厂，来满足中国的智慧城市数字基建开支引致的需求。这些都能部分抵消纯出口型产业的迁徙。
其次，大摩针对跨国企业的信息化支出调研，发现如下趋势明显：企业都认为下一阶段的产业更依赖数字基建，即云服务、IoT、远程等。先不论这一判断在疫情之后是否得到加强，当前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新基建上加速，笔者与诸多行业团队分析预计，新基建七大行业每年总计将投资1800亿美元，比过去3年翻了一番，尤其是5G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展开速度在全球领先。倘若数字基建成为疫情后世界的必备，未来中国的商业基础设施或许优势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值得指出的是，供应链的刚性和上述诸多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高枕无忧。相反，逆全球化潮流之下，中国急需居安思危，落实改革开放措施来夯实对于全球产业链和高水平外资的吸引力。
第一，加大开放力度，按照已宣布的路线图，在诸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放宽市场准入和股权比例要求，实施公平透明的竞争性政策，产业政策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让市场对要素和资源配置发挥主要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消费市场的潜力，吸引高水平外资。
第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显著提高侵权的惩罚力度。考虑到中国民营企业如今逐步积累了可观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加大保护力度不仅能够吸引外资进一步在华增加高端制造和研发投入，也符合中国企业的利益。
最后，采取短期刺激政策的当口，在必要的扶助企业和个人的纾困措施以外，还应投向能够提升长期生产率的长期投资，譬如对于新一代的信息基础设施，对于教育、公共卫生体系方面的投入。面对全球经济平庸时代，中国可以深挖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改革、新一代的数字高速公路投资，以及弥补教育和公共卫生的短板，来保持相对的生产率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双方有没有涌现一些异曲同工的经济新现象，让人管中窥豹全球“后疫情时代”的新趋势？
我们对比了疫情期间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居民消费习惯以及企业运营方式，发现新冠疫情促进了新业态的兴起、新科技的应用，线上线下冰火两重天，企业投资重心斗转星移。
此外，过去30年的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特征（3T，即贸易全球化、科技主导化、企业巨型化）会在疫情后逆转，全球经济面临疫情后遗症：民粹、脱钩、通胀。
中国先进先出，美国经济触底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历史罕见，供需两弱，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中国经济一季度录得同比负增长，季度环比按年下跌34%之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在4月全面显现：非农就业的萎缩幅度之大，使得历史数据看似平滑的直线；零售环比则年化重挫近90%。大摩预测美国二季度GDP按年萎缩40%。
因疫情发生较早，后续防控得力，中国经济在全球先进先出，已在3月初见底回升。行业调研、消费者调查以及高频数据显示，工业产能已在3月底基本恢复就绪，而服务业虽然滞后，在4月以来进展斐然。消费者外出购物、就餐等活动不断增多。我们预计，餐饮及购物需求将于未来2～3个月内恢复正常，而娱乐需求彻底恢复或将发生于四季度。先进先出之下，中国经济复苏轨迹对其他经济体的借鉴意义几何？笔者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经济结构。由于社交隔离对人流密集型服务业的影响可能持续至疫苗广泛使用之前，服务业占比高的经济体回到疫情前的产出水平可能耗时更久。
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是疫情防控——解铃还须系铃人。美联储纽约分行的研究人员分析1918年全球大流感的历史经验，发现疫情防控和后续经济发展不仅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疫情控制更果决的城市后续复苏轨迹更快更高。回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中国以全面封城应对病毒，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截至目前，经济复苏过程相对顺利，即使相对滞后的服务业也在疫情发生后的第4个月出现加速迹象。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疫情仍处高位的情况下重启经济，新增病例的轨迹可能出现“肥尾”，要到6月才逐步趋缓，且疫情二次反弹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疫情掣肘下，经济虽然重启，但未必能火力全开。
高频数据及行业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活动的底部在4月初已经出现，仅比中国晚一个多月，但其复苏轨迹预计更加平缓。预计工业产能完全恢复将发生于明年二季度之后，而需求端复苏将延迟至明年四季度。宏观层面，笔者预计中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就能恢复至潜在增长，但美国可能需等到明年年底。
“宅經济”的兴起
2020年全球因新冠疫情大衰退的起因是各国公共卫生危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资源错配、高杠杆带来的危机。因此，在全球疫情得到科学上的可持续解药，即疫苗大幅推广之前，社交疏离成为新常态，“宅经济”逆势兴起。首先是在线娱乐（游戏和短视频）、远程教育如火如荼，远程办公用品需求韧性十足。一季度中国互联网行业增加值同比仍增加13%，仅略低于疫情前的16%；1至4月累计手机销量同比转正，同时5G正式商用的前5个月，订户量是4G同期的3倍。美国方面，在家办公引发的对个人电脑的需求在疫情后迎来小阳春，网上购物逐渐成为其他线下娱乐消费的替代品。其次，食品饮料等必需消费品零售维持强劲，反映了在外就餐到居家消费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汽车销量在复工开启后迅速回弹，除了前期需求的释放外，这也显示消费者对疫情的担心并未完全散去，从而倾向在路途中维持社交疏离状态。这相当于传统意义上“宅经济”在公共区域的延拓。
除了现有商业模式增长迅速，线上经济更加丰富多彩。2020年可能成为美国消费者网购生鲜食品的元年。这个8000亿美元市场的线上渗透率本来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今年前4个月的趋势若得到延续，长期上升曲线将前移两至三年。相应的，食品安全也将成为各电商平台的主要竞争方向，龙头企业亚马逊正在斥巨资建立食品安全和无菌化体系。
硬币的另一面，是外出相关行业惨淡。中美两国旅游、在外就餐、电影等人员密集型服务业呈现断崖式下跌。同样受牵连的还有服装零售业，因服饰需求和外出频率紧密相关。中国一季度居民消费调查显示，服装支出跌幅仅次于旅游娱乐业，而美国4月零售数据显示，服装销售更是跌至疫情前的一成。
企业投资聚焦管控运营风险
过去两年，跨国企业聚焦中美贸易摩擦，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运营和供应链韧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可见的将来，企业将重新对焦，将投资重心置于提高应变能力以维持全天候运营。
一是云计算。企业将加速采用公共云计算服务以支持员工远程办公，同时削减对公司局域网服务器、数据中心的需求。有鉴于此，科技企业纷纷顺势增加在云计算投资，例如阿里巴巴宣布接下来三年投资280亿美元用于云基础设施及相关研发。另一个谈及较少但潜力巨大的领域是虚拟现实——虽然当前应用范围较窄，但其与5G网络结合有望大幅提升远程学习、工作、娱乐及交易的体验，并可能在2021年开始加速推广。
二是供应链调整。企业当前主要专注于维持现金流及控制成本，全球供应链重整的步伐放缓，疫情后一些国家将增强特定行业的自主性，特别是制药和医疗设备的产业链。与此同时，跨国产业链将出现区域化、扁平化、本地化的特征。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会受到怎样的冲击？与普遍担忧相反，中国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来的韧性，反而增强了企业把中国当作大规模生产基地的信心。4月iPhone主产地郑州的空气污染水平已经超过往年平均，电脑库存已从3月的历史低位显著回升。相反，亚洲的科技产业链的复苏瓶颈已经转移至仍处在疫情封锁阶段的部分东南亚国家，对元器件生产及闪存组装的影响将持续至6月。 在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和中国产业链韧性两股力量的交织下，预计更多跨国公司会将产能对接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即“在中国，为中国”；同时利用“中国+1”战略管控供应链风险，即仍然把中国当作主要供应国，但同时视具体情况将部分产能有机分散至其他国家。
全球经济进入“三去”的后疫情时代
这次疫情后，全球的后遗症是可能出现一个“三去”时代——去科技主导、去贸易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这将导致全球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全球通胀风险，和过往几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有着天壤之别。
因为这次各国应对疫情，除了采取了货币大放水之外，有两个新特点，一个是财政政策大幅度增加，大幅度举债。二是疫情本身具有特殊性，它是属于自然灾害，一旦疫情慢慢受控，到明年和后年修复这个产出缺口，走出V形的深度衰退花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要比1922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走出潜在的负产出缺口来得快。
这些特点会带来什么呢？首先是全球已经绝迹多年的通胀压力，将卷土重来。2008年后发达国家的数轮量化宽松QE，没有引发通胀，缘于超额准备金大幅增加等因素下货币流通速度显著放缓。然而，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主要发达国家面对疫情纷纷推出天量财政刺激，并加强财政和货币协调，货币流通速度未必会持续下行，而刺激易放难收。到了2021年底，发达国家有望回到疫情之前的生产水平，产出缺口收敛，但并不会适时地撤出这些政策。全球四个最发达的经济体，今年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4%，比去年的2.9%大幅度飙升，但是明年还会保持在10%左右，这是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如果美国今年再出台1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赤字将高达GDP的24%，为1942年以来的最高，但明年还会保持在14%或者更高的水平，这代表着一旦产出缺口回正，即到2021年底之后，欧美回到疫情前的产出水平，刺激政策又不及时回撤，到那个时候就有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30年的长期结构性通缩因素（3T，即贸易全球化、科技主导化、企业巨型化）会在本轮疫情后逆转，叠加周期性因素，全球通货膨胀在2022年可能会卷土重来。
当然，很多研究人士对此表示疑义：过去30年，世界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最终都是靠货币的大放水和刺激走出困境，却没有引发随后通胀。这次有何不同？
过去30年是存在着三股主导力量，压制了通胀，提升了全球生产率，但也造就了西方经济体内部更大的贫富差距。我把它称为“3T”，Tech、Trade、Titans。Tech即科技主导化，全球企业科技研发推动生产率进步；Trade即贸易全球化，尤其像中国这么多的富余劳动力和这么强的生产能力，融入全球经济，促进了生产率，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最后是Titan，即企业巨头化，在收入分配里过去30年对工资越来越不利，企业的博弈能力强，工资占GDP的比例不断下滑，企业头部效应明显。这三个因素，造就了通货膨胀受抑制，生产率受支撑，全球化呈现黄金时代。比如过去三次周期，1987年底美国股灾之后，2001年底科技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也伴随着大举的宽松刺激政策，但其后通胀并没有应声而起，实际上是因为这三股因素起着主导作用，维护了全球经济格局的稳定。然而，其副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民众不满情绪积累。
这次疫情期间，这种副作用弊端进一步暴露，推动西方经济体未来政治思潮、政策取向产生变化。在疫情之前，已经看到了端倪，已经有贸易摩擦、科技限制以及发达经济体对自身大型科技企业监管强化的趋势，疫情会进一步加剧3T的趋势逆转。
首先，去企业巨头化。西方世界自身对于贫富差距的不满，在本次疫情中進一步加剧，这导致了疫情后，可能看到企业跟劳动者工资之间的博弈会由于政府的政策产生变化。因为疫情放大了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受伤比较重的都是中下层收入者，蓝领工人，一方面因为从事服务业，受制于隔离措施，不能工作，失业了“手停口停”。而且，中下层收入者得新冠传染病的比例，也相对中高端的收入者高得多，所以是双重受伤，这也间接导致近期发达国家在隔离期间，一些社会示威事件层出不穷。相反，能够在家远程办公的高收入群体，不管是疫情感染而言，还是收入而言，受影响都比较少。这种民意民情取向之下，将来发达经济体可能会更趋向于经济政策的平民化，即走向不断地给老百姓进行转移支付，直接发钱，靠长期保持财政赤字，甚至赤字货币化，来实现这种平民化经济。
其次，去科技主导。中美贸易摩擦、西方世界自身的老百姓贫富差距，导致本轮疫情之前，已经涌现出了科技层面东西方脱钩的趋势，在西方内部，也涌现出要对大科技企业采取更严格管制的苗头。这次疫情，可能加剧这个去科技主导的过程。
再次，去全球化贸易。疫情之后，逆全球化进程将得到加速，西方经济体可能采取措施，引导一些特定行业如医药、医疗设备、高科技的产业链回流发达国家。
疫情后全球经济迎来“三去时代”， 去科技主导、去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可能将呈现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趋势。发达经济体的政策选项，是走向民粹，不断给老百姓转移支付、直接发钱，靠长期保持财政赤字，甚至趋向现代货币理论（MMT）这种新式的财政实验，还是用于真正提升长期生产率的对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系统的投资？这将决定全球生产率走势、通胀局势，以及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这个后遗症更为深远。
中国要居安思危。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中国始终可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加大对外开放。
首先，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而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有助于推动这种潜力释放。笔者在去年的《城市化2.0蓝皮书》中分析，如能落实户籍土地制度改革，辅以数字化基建，推动城市群集聚效应，未来5～10年中国有望形成5个人均人口1.2亿的超级都市群，规模上相当于5个日本。因此，即使一些跨国企业不再将中国作为单纯加工出口、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其布局战略则可能更多转变为“在中国，为中国”，即本地市场的吸引力推动对华投资，FDI会呈现有进有出的双向波动，而非一边倒流出。典型的案例包括，特斯拉看好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潜力而来华设立超级工厂、带动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链在华聚集；此外，三星尽管将智能手机工厂搬迁（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偏好变化），但却在华重点投资存储设备工厂，来满足中国的智慧城市数字基建开支引致的需求。这些都能部分抵消纯出口型产业的迁徙。
其次，大摩针对跨国企业的信息化支出调研，发现如下趋势明显：企业都认为下一阶段的产业更依赖数字基建，即云服务、IoT、远程等。先不论这一判断在疫情之后是否得到加强，当前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新基建上加速，笔者与诸多行业团队分析预计，新基建七大行业每年总计将投资1800亿美元，比过去3年翻了一番，尤其是5G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展开速度在全球领先。倘若数字基建成为疫情后世界的必备，未来中国的商业基础设施或许优势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值得指出的是，供应链的刚性和上述诸多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高枕无忧。相反，逆全球化潮流之下，中国急需居安思危，落实改革开放措施来夯实对于全球产业链和高水平外资的吸引力。
第一，加大开放力度，按照已宣布的路线图，在诸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放宽市场准入和股权比例要求，实施公平透明的竞争性政策，产业政策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让市场对要素和资源配置发挥主要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消费市场的潜力，吸引高水平外资。
第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显著提高侵权的惩罚力度。考虑到中国民营企业如今逐步积累了可观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加大保护力度不仅能够吸引外资进一步在华增加高端制造和研发投入，也符合中国企业的利益。
最后，采取短期刺激政策的当口，在必要的扶助企业和个人的纾困措施以外，还应投向能够提升长期生产率的长期投资，譬如对于新一代的信息基础设施，对于教育、公共卫生体系方面的投入。面对全球经济平庸时代，中国可以深挖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改革、新一代的数字高速公路投资，以及弥补教育和公共卫生的短板，来保持相对的生产率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