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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获得者。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
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1990年，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从此，股份制改革的波浪一層一层展开。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站得高、看得远，这样才能发现经济运行的宏观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之道。
只有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人们才可能抛弃后顾之忧，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扩大市场和消费能力，从而促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这四十多年中国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在这些年的经济改革中，有一位学者，他所倡导的股份制从当初被很多人反对，到经历各种艰难逐步推进，一直到现在已深入人心。股份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他被人们幽默地称为“厉股份”。他就是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
股份制的提出
厉以宁出生于1930年，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至今。
在中国改革的初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实施了20多年，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均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作为社会中创造价值的主体——国有企业，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仍是政企合一，国家既是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管理者，财产所有关系与行政隶属关系不分，导致国有企业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1980年春天，厉以宁参加了一次全国劳动工资座谈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厉以宁首次提出了“股份制”模式。这一观点即刻引来在场其他学者的疑虑。有人质问：实行股份制，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会出现股票交易所？有人买股票会不会一夜暴富或者瞬间破产？
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来说，许多人只是在经济学书籍中读到过有关股票的内容，认识很粗浅。当时也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尝试“承包制”改革，即国家作为发包方，将企业承包给某个经营者，使经营者取得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并按照契约的规定与国家共分收益。
随后，国家推广了相对较为稳妥的承包制。但厉以宁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上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要进行有效配置，就应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承包制和其他方式只会把中国改革引入歧途。中国的改革必须以股份制为目标，只有实行了股份制，才会出现新的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才有了新的中坚力量。
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但基于承包合同的承包制无法克服政企没有完全分开、企业行为短期化、生产要素流动性差等弊端。在经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问题后，股份制终于被政府采纳，于是从试点到大规模的改革陆续铺开。
多年后的今天，厉以宁回忆起过去，感慨地说，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阶段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厉以宁说：“一个经济学家，当他的研究成果被决策机关采纳而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股份制改革的成功
在股份制实行之初，厉以宁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说，实行了股份制，那国有资产岂不要变成私有资产了么？社会主义岂不要变成资本主义了么？对此，厉以宁明确地给予回答：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按照厉以宁的理论，通过国有资产重组以后，原来的国有企业或者是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或者变成职工或公众持股的企业;或者是国家独资企业，经过改制以后的这些企业仍然是公有制企业。所以中国并非在进行私有化。在股份制企业中，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资产所有者、经营者各负其责，各取其利，能够极大地激发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这也就是厉以宁坚持实行股份制改革、发展新公有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部分企业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转变。1990年，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从此，股份制改革的波浪一层一层展开。虽然股份制改革推行的初期遇到过困难，也经历过痛苦，但这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一旦走上正路，势头不可阻挡。
回顾股份制改革推行的那段时间，厉以宁平静的脸上带着一份欣然：“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还是很不完善的，但是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今天回顾当初，尽管股份制受到各种责难，但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
目前，股份制早已深入人心，股票交易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统计，中国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有效账户数量已经在2008年7月底突破1亿;10月底，两市结算总额达4.7万亿元人民币，全国共有约5000万户家庭涉足股市，约1.5亿居民与股市紧紧联系在一起。
提出“就业优先论”
进入90年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继续推进。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思想环境也比以前宽松了，从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纷纷将目光聚焦于“经济”，一时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尴尬局面，通货膨胀率连续几年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出现了金融秩序混乱、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等现象，中国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针对这一情况，经济理论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要治理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秩序，但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并率先提出了“就业优先论”。“当时讲压通货膨胀是当年压倒一切的任务。通货膨胀当然需要压一下，因为太高是不行的。但是要看到中国长期的问题是失业问题，失业应该放在优先的位置。如果失业问题不能解决，将长期给中国经济带来问题，社会也不安定，所以当初提出来‘就业优先论’。”
厉以宁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从农村释放大量多余劳动力的问题。因此，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走上了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之路，就业问题就会被摆在突出的位置。
1978年冬天，中国安徽省小岗村的18户农民把村里的田地分给各家各户，实行包产到户，收获的粮食除了交足公粮，剩下全归自己所有。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是破天荒的，因为之前中国农村一直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动所得平均分配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人们没有劳动积极性，农民虽然整天劳动，却又常年饿肚子。然而包产到户后，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高了，生产出的粮食、蔬菜等不但能够交足公粮，而且每家每户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甚至还有结余。
1980年，中央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显而易见，厉以宁说：“在当时条件下，农村家庭承包制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农业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那种大一统农业的情况。几年之内中国市场的东西就那么多了，多年不见的香油、花生米、鸡蛋、猪肉这些全有了。”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再加上耕作水平和农业技术的发展，每家每户分到的土地上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于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现了。他们大部分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城市中的企业改革进程中，合并、重组时有发生，很多企业职工因此也失去了工作岗位，人们称之为“下岗工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和城市的下岗工人一起造成了上世纪90年代前半段中国社会的失业现象。这也就是厉以宁提出“就业优先论”的背景。
就业优先论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厉以宁从来没有动摇过。在他看来，就业问题是长期问题，而通货膨胀只是短期效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站得高、看得远，这样才能发现经济运行的宏观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之道。
民营经济的发展
如果政府不设法为大批多余的劳动力找到出路，不仅社会难以稳定，而且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会受挫。在厉以宁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失业的危险大于通货膨胀的危险。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3年又提出，“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为解决失业问题开辟了新的渠道。
实践给厉以宁的理论打了高分。无论是主张股份制改革，还是主张解决就业问题，都是切中中国经济问题要害的制胜招数。厉以宁说：“民营企业不断地成长以后，大家才感觉到，民营企业的确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民营企业有很大贡献，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此外，民营企业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财税收入，并且成为了出口企业中的一个新的力量。”
厉以宁说，目前扶持并深入发展民营经济，开拓国内市场，对解决中国因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的一些问题仍旧有帮助。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个年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很多人。厉以宁说，目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同时对人民最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更切实有效的措施。”
厉以宁认为，只有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人们才可能抛弃后顾之忧，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扩大市场和消费能力，从而能够促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
在厉以宁的家里，书占据了大半个书房。“我很喜欢文学，所以书比较多。”在厉以宁的小学和中学时代，他非常喜爱中国文学，他说：“我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我在中学的时候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当成枕边的读物。”诗词是厉以宁最擅长的，后来他还出版了《厉以宁词一百首》和《厉以宁诗词又一百首》两本书。
现在的厉以宁每天还在不停地写作。“你知道我的书稿的第一位读者是谁吗？是我的妻子何玉春。”厉以宁说起自己的生活伴侣，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何玉春女士是电气专业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她却是厉以宁的第一读者。她在阅读书稿时，感到这儿或那儿还不够简明，还不易被人们看懂，厉以宁就进行修改，直到她满意了为止。对于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被读者认为深入浅出，厉以宁很谦逊，说功劳都是妻子的。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这是厉以宁对自己的一贯看法。他曾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且把“教书”当作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环节。
他也仍然在继续着学术研究。谈到自身的研究方向，他说：“思路仍然是这样的，首先一点，停滞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应该反复去思考这样一句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应该看到，前进过程中总有困难，总有阻力，但只要我们的行动符合正确的发展方向，就应该这样去做。”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获得者。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
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1990年，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从此，股份制改革的波浪一層一层展开。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站得高、看得远，这样才能发现经济运行的宏观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之道。
只有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人们才可能抛弃后顾之忧，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扩大市场和消费能力，从而促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这四十多年中国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在这些年的经济改革中，有一位学者，他所倡导的股份制从当初被很多人反对，到经历各种艰难逐步推进，一直到现在已深入人心。股份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他被人们幽默地称为“厉股份”。他就是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
股份制的提出
厉以宁出生于1930年，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至今。
在中国改革的初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实施了20多年，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均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作为社会中创造价值的主体——国有企业，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仍是政企合一，国家既是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管理者，财产所有关系与行政隶属关系不分，导致国有企业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1980年春天，厉以宁参加了一次全国劳动工资座谈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厉以宁首次提出了“股份制”模式。这一观点即刻引来在场其他学者的疑虑。有人质问：实行股份制，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会出现股票交易所？有人买股票会不会一夜暴富或者瞬间破产？
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来说，许多人只是在经济学书籍中读到过有关股票的内容，认识很粗浅。当时也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尝试“承包制”改革，即国家作为发包方，将企业承包给某个经营者，使经营者取得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并按照契约的规定与国家共分收益。
随后，国家推广了相对较为稳妥的承包制。但厉以宁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上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要进行有效配置，就应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承包制和其他方式只会把中国改革引入歧途。中国的改革必须以股份制为目标，只有实行了股份制，才会出现新的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才有了新的中坚力量。
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但基于承包合同的承包制无法克服政企没有完全分开、企业行为短期化、生产要素流动性差等弊端。在经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问题后，股份制终于被政府采纳，于是从试点到大规模的改革陆续铺开。
多年后的今天，厉以宁回忆起过去，感慨地说，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阶段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厉以宁说：“一个经济学家，当他的研究成果被决策机关采纳而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股份制改革的成功
在股份制实行之初，厉以宁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说，实行了股份制，那国有资产岂不要变成私有资产了么？社会主义岂不要变成资本主义了么？对此，厉以宁明确地给予回答：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按照厉以宁的理论，通过国有资产重组以后，原来的国有企业或者是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或者变成职工或公众持股的企业;或者是国家独资企业，经过改制以后的这些企业仍然是公有制企业。所以中国并非在进行私有化。在股份制企业中，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资产所有者、经营者各负其责，各取其利，能够极大地激发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这也就是厉以宁坚持实行股份制改革、发展新公有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部分企业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转变。1990年，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从此，股份制改革的波浪一层一层展开。虽然股份制改革推行的初期遇到过困难，也经历过痛苦，但这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一旦走上正路，势头不可阻挡。
回顾股份制改革推行的那段时间，厉以宁平静的脸上带着一份欣然：“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还是很不完善的，但是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今天回顾当初，尽管股份制受到各种责难，但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
目前，股份制早已深入人心，股票交易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统计，中国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有效账户数量已经在2008年7月底突破1亿;10月底，两市结算总额达4.7万亿元人民币，全国共有约5000万户家庭涉足股市，约1.5亿居民与股市紧紧联系在一起。
提出“就业优先论”
进入90年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继续推进。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思想环境也比以前宽松了，从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纷纷将目光聚焦于“经济”，一时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尴尬局面，通货膨胀率连续几年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出现了金融秩序混乱、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等现象，中国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针对这一情况，经济理论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要治理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秩序，但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并率先提出了“就业优先论”。“当时讲压通货膨胀是当年压倒一切的任务。通货膨胀当然需要压一下，因为太高是不行的。但是要看到中国长期的问题是失业问题，失业应该放在优先的位置。如果失业问题不能解决，将长期给中国经济带来问题，社会也不安定，所以当初提出来‘就业优先论’。”
厉以宁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从农村释放大量多余劳动力的问题。因此，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走上了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之路，就业问题就会被摆在突出的位置。
1978年冬天，中国安徽省小岗村的18户农民把村里的田地分给各家各户，实行包产到户，收获的粮食除了交足公粮，剩下全归自己所有。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是破天荒的，因为之前中国农村一直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动所得平均分配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人们没有劳动积极性，农民虽然整天劳动，却又常年饿肚子。然而包产到户后，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高了，生产出的粮食、蔬菜等不但能够交足公粮，而且每家每户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甚至还有结余。
1980年，中央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显而易见，厉以宁说：“在当时条件下，农村家庭承包制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农业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那种大一统农业的情况。几年之内中国市场的东西就那么多了，多年不见的香油、花生米、鸡蛋、猪肉这些全有了。”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再加上耕作水平和农业技术的发展，每家每户分到的土地上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于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现了。他们大部分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城市中的企业改革进程中，合并、重组时有发生，很多企业职工因此也失去了工作岗位，人们称之为“下岗工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和城市的下岗工人一起造成了上世纪90年代前半段中国社会的失业现象。这也就是厉以宁提出“就业优先论”的背景。
就业优先论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厉以宁从来没有动摇过。在他看来，就业问题是长期问题，而通货膨胀只是短期效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站得高、看得远，这样才能发现经济运行的宏观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之道。
民营经济的发展
如果政府不设法为大批多余的劳动力找到出路，不仅社会难以稳定，而且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会受挫。在厉以宁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失业的危险大于通货膨胀的危险。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3年又提出，“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为解决失业问题开辟了新的渠道。
实践给厉以宁的理论打了高分。无论是主张股份制改革，还是主张解决就业问题，都是切中中国经济问题要害的制胜招数。厉以宁说：“民营企业不断地成长以后，大家才感觉到，民营企业的确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民营企业有很大贡献，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此外，民营企业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财税收入，并且成为了出口企业中的一个新的力量。”
厉以宁说，目前扶持并深入发展民营经济，开拓国内市场，对解决中国因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的一些问题仍旧有帮助。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个年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很多人。厉以宁说，目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同时对人民最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更切实有效的措施。”
厉以宁认为，只有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人们才可能抛弃后顾之忧，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扩大市场和消费能力，从而能够促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
在厉以宁的家里，书占据了大半个书房。“我很喜欢文学，所以书比较多。”在厉以宁的小学和中学时代，他非常喜爱中国文学，他说：“我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我在中学的时候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当成枕边的读物。”诗词是厉以宁最擅长的，后来他还出版了《厉以宁词一百首》和《厉以宁诗词又一百首》两本书。
现在的厉以宁每天还在不停地写作。“你知道我的书稿的第一位读者是谁吗？是我的妻子何玉春。”厉以宁说起自己的生活伴侣，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何玉春女士是电气专业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她却是厉以宁的第一读者。她在阅读书稿时，感到这儿或那儿还不够简明，还不易被人们看懂，厉以宁就进行修改，直到她满意了为止。对于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被读者认为深入浅出，厉以宁很谦逊，说功劳都是妻子的。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这是厉以宁对自己的一贯看法。他曾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且把“教书”当作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环节。
他也仍然在继续着学术研究。谈到自身的研究方向，他说：“思路仍然是这样的，首先一点，停滞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应该反复去思考这样一句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应该看到，前进过程中总有困难，总有阻力，但只要我们的行动符合正确的发展方向，就应该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