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传统上是一个哲学概念，或者说一直是一个很玄乎的概念，比如老子《道德经》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我们的词汇中，与“气”有关的词语有很多，“戾气”、“义气”、“憋气”、“勇气”、“生气”等等，具体意义不一而足。
　　在《“气”与抗争政治》这本书中作者把气具体化以及社会学化了，认为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既不是一种纯生理的冲动，也不是一种纯利益的反应。它是一种融合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它具体的含义应星将其解释为：“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是人对最初所遭受的权利和利益侵害，而后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作者采用“气”这个概念，含着克服当前国内学者研究中的两种趋向（一是不加反思地移用国外的概念和方法，二是不带任何理论地去做天眼调查，然后炮制各种概念）的努力。因为“究其实，人本身就是理性与情感兼备、时而为利益所驱动时而为道义所激的复杂动物，更何况，群体行动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这样就可以“克服学界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理论和乡村社会的研究”。
　　该书通过几个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主要体现为上访）的根源机制，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因为“气”而引发的上访与集体行动，在不同的人看来，可能有着不同的镜像。在北大教授孙东东看来，“那些老上访专业户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其实这句荒谬话的背后，倒是也能反映出应星所说的“气”，正是因为咽不下那一口“气”，才屡屡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消气即解决了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分析停止在这个上面，而是应该更进一步，即问“这口气”是谁给予他们的？他们又是如何让气闷在心头，不惜代价地艰难上访呢？
　　应星认为，中国农民也好、作为中国弱势群体也好，它和西方人讲的“为权利而斗争”其实有不同的地方，它比较接近另外一个概念：“为承认而斗争”，换成中国人的俗话讲，“人活一口气”，这个“气”也好，这个“承认”也好，和利益、权利是不同的。在强大的传统文化影响之下，中国人一直会把面子看得比生命更有价值，“委屈”、“冤枉”之类的气，比直接的利益受损，或许更令人愤怒。
　　群体事件的升级，实际上是和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或者牵头者受到残酷的打压直接有关。基层政府本来是想用打压的方式控制上访、控制群体事件，但是效果恰恰相反，你越打压，激起的反弹越大。因此，作者认为许多群体抗争实际上不是为一般的经济利益所驱，在某种意义上民众是在为“气”而斗争，换句话说，他是在为获得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而斗争。在作者看来，所谓“承认的政治学”，就是说政府在面对弱势群体的集体抗争时，不仅仅是从经济上来解决问题，而是要保证他们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这无疑与总理温家宝提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有着共同的价值认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伦理的渐渐浮现。显然，我们不能在维稳的偏执型政治行为中，将那些“气”都当作视而不见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