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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搜集相关史料加以分析，可知1897-1898年间清代武举制度的变革始于内忧外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促使清朝军事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另外，火器在军事上广泛的使用，作战方式也要求改进和提高，使得清代武举制度不能符合时代战事的要求，因而在戊戌变法前后，提议变革武举制度的呼声高涨。提议武举变革的内容包括提倡设武备特科，停止弓、刀、石考试改设兵校，限制应考资格和更改考试内容，改试枪炮等，但最终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武举制度；武备特科；兵校；清代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1-0091-04
Transformation of the Wu regime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between 1897 and 1898
WEI Y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Abstract: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historical data,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u regime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between 1897 and 1898 started due to domestic difficulties and foreign invasions, especially, the failure of the Jiawu War fought by China against Japan 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furthermore, with the extensive military application of fire arms, it was required that combat maneuver manners be improved and enhanced, but the Wu regime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failed to meet war requirements at that time, therefore, the cal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u regime system was quite loud before and after Wuxu Reform. Suggested contents of Wu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weapon department, replacing archery, knife and stone arms examinations with soldier examination, restricting examination qualification, changing examination contents, and examining the use of guns and cannons. However, due to the failure of Wuxu Reform, the transformation failed ultimately.
Key words: Wu regime system；weapon department；soldier examination；Qing dynasty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英国帝国主义以其“坚船利炮”的优势叩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清朝数十万军队在洋枪洋炮的进逼下束手无策，于是割地、赔款成为清廷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交相扩张势力，内患也接连不断，于是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在国防和外交方面进行改革，目的是“练兵制器，以求自强御侮”。而清政府当时所要学习西洋的东西，仅限于技艺，不涉及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清政府再次战败，部分新知识分子认为，仅“坚船利炮”不足以富国强兵，还应从改革政治制度着手，于是洋务运动转向由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提倡的维新运动。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武举制度，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尤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戊戌变法前后，改革武举制度的呼声高涨不止。1897-1898年间，朝中大臣如兵部尚书荣禄、给事中高燮曾、府尹胡燏棻先后奏请设武备特科，倡导维新运动的大臣康有为，奏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两广总督张之洞和以奕劻为代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各提出变革武举制度的方法。
1提倡设武备特科
1.1兵部尚书荣禄奏设武备特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荣禄奏设武备特科，认为“武备之设，原期得折冲御侮之才。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所非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1]4015。并建议，采用新旧制并行，而将旧制的武举制度录取名额减半，新制则先在“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岁之后，可成精兵，足以充役。二年作为武生，选其才武聪颖者，每省设一武备学堂，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限以三年，由各省督府，详加考试。凡考列优等者，作为武举人，其名数略参科场旧制，分别大省中省小省，各不得逾本省原额十分之五，此为武备特科。其三年一试之武科，暂准照旧举行，但须酌减旧额一半，以期相济为用，试之有效，再将旧制停罢，立将此项特科武举人，咨送京师大学堂，限以三年，由兵部奏请钦派王大臣考试，分别优等者作为武进士。其名数与常年会试中额各得其半，仍恭候廷试，各就本科验其臂力技艺，询以方略，以侍卫守备分用。届时并令各路军营，自哨以上，均用此项武举人、进士人员充补。俾得效力行间，以备干城之选”[1]4015。荣禄奏请设置的武备特科，是参酌中、西兵制，截长补短去变革武举制度。他的建议受到许多文武大臣响应，虽然最后光绪帝没有立即采纳，但从此之后，又有不少大臣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同的建议，上奏光绪皇帝。
主张变革武举制度的荣禄对于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所面临的险恶局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1897年，荣禄[2]曾上奏清廷：“当今世界合五洲之地，已成一大战国。武备之事，日新月异……外交之进退，是其兵之强弱多寡以为衡……国家自旧岁失驭东洋，示弱天下，环流列国，窥我虚实……时事艰难，于斯已极。”通过这一奏折可以发现，正因为荣禄对于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所面临的险恶局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特别注重对军事的改革，于是他根据当时局势奏请设武备特科，强调把火器和西法融入到清朝的武举制中，去变革清朝当时的武举制度，达到强兵目的。
1.2给事中高燮曾奏设武备特科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给事中高燮曾[1]4030也奏请设武备特科。他在参阅荣禄奏设武备特科的奏章后认为武备特科与清朝现行的武举制有很大的不同，以清朝现行的武举制出身的武人，在“较量技勇，及成就可观，不过得一兵之用而止”，但难出将帅之才。于是他提出“令内外三品以上大员。各举所知，悬五事以为之：一、娴韬略，兼贯中法西法；二、熟舆地工测绘；三、练身体，善击刺；四、习洋枪洋炮及中国擅长武器，此四者阙一不可。五、精制造，创新械。此则于四者之外别为一格，或专长，或兼长，皆可保荐”[1]4030。然后使被保荐者到京城参加考试，合格者可成为武备学堂的教习，教以上述5项内容。而外省的武生则先学习2年，然后进入京师武备学堂，再学习1年，3年后参加考试，按其成绩高低，担任军营教习或哨官、营官，成绩优异者，担任出使大臣的随员，经过磨炼，“必有名将出乎期间”[1]4031。所以给事中高燮曾认为“悬五事以为之”的武备特科可以出精兵和将才。
高燮曾当时为正五品大官，负责传达诏敕，并监督六部所管行政事务，便于敏于内外事务，他借中日甲午战争之事，依据当时清军武器装备并不逊于日军的状况，去论述清军的武官和兵勇弱点，提出武官和兵勇的素质是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所以他认为“悬五事以为之”的武备特科可以出精兵和将才。
1.3顺天府府尹胡燏棻奏设武备特科
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震惊，于是朝野上下，纷纷献治国富强之策。时任顺天府尹胡燏棻结合危急局势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在奏折中分析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针砭时弊，提出仿照西方军事改革清朝武举及军制。建议武举外场改试枪炮，另外也奏请“在直省设立武备学堂，行取各州县武生、武举，考其汉文通顺，年力精壮者，选令入塾，给以养赡，即聘洋员为之教习，三年后，由洋教习考给文凭，然后由堂分派入营，充当哨官，其学问尤杰出者，充当营官。此为训官之法”[3]。
1891年胡燏棻任广西按察使时曾对募兵的腐朽而上奏道：“今各处所招之勇，急于成军，不暇选择，乞丐无赖，趋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逃，反以利器资敌，沿途更肆劫掠。日后又别投军，仍蹈前辙，以致屡战屡败”。[4]这些内容在其上奏设武备特科的奏折中也被提到，反映了他对旧军制的不满而要求改革的愿望。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结果是清政府参战的陆军大部分溃散，海军也全军覆灭，清政府腐败无能，旧军的不堪一击都暴露无遗。清政府统治者本身经此重大打击，也开始相信“西法用兵实胜中法”[5]28的观点。当时内外臣工条陈时务，都要求建立一支新式武装，以维持“大清帝国”的生存。于是胡燏棻上奏仿照西方军事制度改革清朝武举制度及军事制度的建议，从征兵、训练和建军方面进行全面改革。
3份提议设武备特科的奏折，都非常注重把火器和西学科目作为变革武举的内容，反映了部分当权者吸取战败的沉痛教训，对西方军制尤为重视的观点。提倡设武备特科，也表明清朝一部分当权派在西方列强侵略面前，敢于正视和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开始更新传统而陈腐的思想观念，提出对当时武举制度考试内容的革新，去学习西方军制以求自强。
光绪皇帝详加阅览3份奏折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二十六日给荣禄、高燮曾、高燏棻先后奏请设武备特科之事答复，认为现在无须设置武备特科，但须参酌情形，变通旧的武举制度，令“各直省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为始，童试自下届科试为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着即行裁去，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及各省应如何设立武备学堂之处，着该衙门，随时奏明办理”[6]。至此，武举考试制度有了明显的重大变革，自唐代以来，外场考试的弓、刀、石的项目，改试枪炮，而内场默写武经的规定也被废除。
2提倡废除武举改设兵校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各国相继划定势力范围，争夺利益，中国危殆，年富力强的光绪皇帝，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遂有变法图强的心意，于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决定变法，在《定国是诏》中力言变法强国的思想，“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试问时局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挺以挞坚甲利兵乎？”[5]33可见改革当时的武举制度是变法的重要内容，光绪帝认为强兵是强国的策略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三十日(1898年6月17、18日)康有为奏《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其奏折主要内容是“奏请停止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以整武备，养人才”[5]34。他认为：“夫武试之制，始于唐之武后，于今千百年矣，乃在德意志初祖沙立曼未出世之前，此真博物院之古物，足供考古者，岂今犹可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斗，鸣常镝以相惊呼？以此弓、刀、石而与数十响之后膛枪，开花弹之克虏伯炮相校呼？既必无是理矣。”[5]34于是奏请“乞立下明诏，停止弓、刀、石之武试，及旗兵习弓矢者，并广设武备学校。先于京津，遍于各省，小校大学，次第备置，科程功课，仿德国、日本例，必令入学乃为将校，下令所司议行，其旧武举人生员咸听入校，其生童愿补练兵者听，仍多派强健才武有志之学生，就学德、日兵校，亲与德、日兵士习验，然后归教兵学，且统戎旅，兵事乃可得而整理也”[5]34。
康有为也提出除武举制度改设兵校的建议，主张仿德国、日本的军事制度，培养新式武官，可见他把变革清朝的武举制度当作维新运动的主要内容。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再次听政，诏复旧制，而康有为提出除武举制度改设兵校的建议，虽然没有付诸实现，但对有改革武举制度想法的朝中大臣影响至深。
3提倡变革武举
3.1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变革武举
在戊戌变法之际，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六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变革武举，它主张把武营(军队)、武学(学堂)、武科(武举)三事合为一。其建议重点有3项：其一，建议应考资格的限制，“非现在营伍之兵勇，不准应武童试；非现在营伍之武生武举，不准应武乡试武会试”[7]217。而且年龄不得超过25岁，不再像过去只限制幼童不能应考，而成年人没有年纪限制；其二，武营、武学、武科合一，张之洞“综考各国军政，有武学而无武科，其各等学堂，以次考拔，发营录用，即是中武科武试。从无不由学堂出身之官校，亦无不充军营官校之学生”[7]217，所以“其法实将武营、武学、武科三事合一，立法最善”[7]217；其三，就是更改过去武举考试的内容，若只学习西方的考试方法，仅改用枪炮是不能得到效果，历年来考证外洋诸国，从来没有不读书、不明算、不能绘图的将官，也没有不识字的士兵。
张之洞主张把“西艺”和“西制”[8]1310中与军事相关的内容运用到清朝的武举制度中，去提高武官和士兵符合时代要求的作战素质。1884年，他任两广总督，亲自参加了中法战争，使张之洞深切地感受到了采用先进军事武器装备军队和采用西法编练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积极投身于强军的实践中，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充分暴露清朝军事的陈腐落后，种种痼疾展现在张之洞的眼前。战后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感到必须对清朝军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提出“惟有仿行东西洋各国，推广新式军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涣散、国防空虚的局面”[9]。于是正当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他结合自己的心得提出了对武举制度和练兵变革的方法。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初一日给张之洞的建议答复：“兵部会同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议奏，钦此。”[8]1316虽然光绪皇帝批示由兵部会同总理衙门议奏，但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新政并没有推行成功，张之洞建议变革武举的事项，也没有得到朝廷的采纳。
关键词：武举制度；武备特科；兵校；清代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1-0091-04
Transformation of the Wu regime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between 1897 and 1898
WEI Y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Abstract: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historical data,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u regime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between 1897 and 1898 started due to domestic difficulties and foreign invasions, especially, the failure of the Jiawu War fought by China against Japan 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furthermore, with the extensive military application of fire arms, it was required that combat maneuver manners be improved and enhanced, but the Wu regime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failed to meet war requirements at that time, therefore, the cal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u regime system was quite loud before and after Wuxu Reform. Suggested contents of Wu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weapon department, replacing archery, knife and stone arms examinations with soldier examination, restricting examination qualification, changing examination contents, and examining the use of guns and cannons. However, due to the failure of Wuxu Reform, the transformation failed ultimately.
Key words: Wu regime system；weapon department；soldier examination；Qing dynasty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英国帝国主义以其“坚船利炮”的优势叩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清朝数十万军队在洋枪洋炮的进逼下束手无策，于是割地、赔款成为清廷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交相扩张势力，内患也接连不断，于是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在国防和外交方面进行改革，目的是“练兵制器，以求自强御侮”。而清政府当时所要学习西洋的东西，仅限于技艺，不涉及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清政府再次战败，部分新知识分子认为，仅“坚船利炮”不足以富国强兵，还应从改革政治制度着手，于是洋务运动转向由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提倡的维新运动。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武举制度，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尤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戊戌变法前后，改革武举制度的呼声高涨不止。1897-1898年间，朝中大臣如兵部尚书荣禄、给事中高燮曾、府尹胡燏棻先后奏请设武备特科，倡导维新运动的大臣康有为，奏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两广总督张之洞和以奕劻为代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各提出变革武举制度的方法。
1提倡设武备特科
1.1兵部尚书荣禄奏设武备特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荣禄奏设武备特科，认为“武备之设，原期得折冲御侮之才。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所非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1]4015。并建议，采用新旧制并行，而将旧制的武举制度录取名额减半，新制则先在“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岁之后，可成精兵，足以充役。二年作为武生，选其才武聪颖者，每省设一武备学堂，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限以三年，由各省督府，详加考试。凡考列优等者，作为武举人，其名数略参科场旧制，分别大省中省小省，各不得逾本省原额十分之五，此为武备特科。其三年一试之武科，暂准照旧举行，但须酌减旧额一半，以期相济为用，试之有效，再将旧制停罢，立将此项特科武举人，咨送京师大学堂，限以三年，由兵部奏请钦派王大臣考试，分别优等者作为武进士。其名数与常年会试中额各得其半，仍恭候廷试，各就本科验其臂力技艺，询以方略，以侍卫守备分用。届时并令各路军营，自哨以上，均用此项武举人、进士人员充补。俾得效力行间，以备干城之选”[1]4015。荣禄奏请设置的武备特科，是参酌中、西兵制，截长补短去变革武举制度。他的建议受到许多文武大臣响应，虽然最后光绪帝没有立即采纳，但从此之后，又有不少大臣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同的建议，上奏光绪皇帝。
主张变革武举制度的荣禄对于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所面临的险恶局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1897年，荣禄[2]曾上奏清廷：“当今世界合五洲之地，已成一大战国。武备之事，日新月异……外交之进退，是其兵之强弱多寡以为衡……国家自旧岁失驭东洋，示弱天下，环流列国，窥我虚实……时事艰难，于斯已极。”通过这一奏折可以发现，正因为荣禄对于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所面临的险恶局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特别注重对军事的改革，于是他根据当时局势奏请设武备特科，强调把火器和西法融入到清朝的武举制中，去变革清朝当时的武举制度，达到强兵目的。
1.2给事中高燮曾奏设武备特科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给事中高燮曾[1]4030也奏请设武备特科。他在参阅荣禄奏设武备特科的奏章后认为武备特科与清朝现行的武举制有很大的不同，以清朝现行的武举制出身的武人，在“较量技勇，及成就可观，不过得一兵之用而止”，但难出将帅之才。于是他提出“令内外三品以上大员。各举所知，悬五事以为之：一、娴韬略，兼贯中法西法；二、熟舆地工测绘；三、练身体，善击刺；四、习洋枪洋炮及中国擅长武器，此四者阙一不可。五、精制造，创新械。此则于四者之外别为一格，或专长，或兼长，皆可保荐”[1]4030。然后使被保荐者到京城参加考试，合格者可成为武备学堂的教习，教以上述5项内容。而外省的武生则先学习2年，然后进入京师武备学堂，再学习1年，3年后参加考试，按其成绩高低，担任军营教习或哨官、营官，成绩优异者，担任出使大臣的随员，经过磨炼，“必有名将出乎期间”[1]4031。所以给事中高燮曾认为“悬五事以为之”的武备特科可以出精兵和将才。
高燮曾当时为正五品大官，负责传达诏敕，并监督六部所管行政事务，便于敏于内外事务，他借中日甲午战争之事，依据当时清军武器装备并不逊于日军的状况，去论述清军的武官和兵勇弱点，提出武官和兵勇的素质是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所以他认为“悬五事以为之”的武备特科可以出精兵和将才。
1.3顺天府府尹胡燏棻奏设武备特科
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震惊，于是朝野上下，纷纷献治国富强之策。时任顺天府尹胡燏棻结合危急局势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在奏折中分析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针砭时弊，提出仿照西方军事改革清朝武举及军制。建议武举外场改试枪炮，另外也奏请“在直省设立武备学堂，行取各州县武生、武举，考其汉文通顺，年力精壮者，选令入塾，给以养赡，即聘洋员为之教习，三年后，由洋教习考给文凭，然后由堂分派入营，充当哨官，其学问尤杰出者，充当营官。此为训官之法”[3]。
1891年胡燏棻任广西按察使时曾对募兵的腐朽而上奏道：“今各处所招之勇，急于成军，不暇选择，乞丐无赖，趋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逃，反以利器资敌，沿途更肆劫掠。日后又别投军，仍蹈前辙，以致屡战屡败”。[4]这些内容在其上奏设武备特科的奏折中也被提到，反映了他对旧军制的不满而要求改革的愿望。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结果是清政府参战的陆军大部分溃散，海军也全军覆灭，清政府腐败无能，旧军的不堪一击都暴露无遗。清政府统治者本身经此重大打击，也开始相信“西法用兵实胜中法”[5]28的观点。当时内外臣工条陈时务，都要求建立一支新式武装，以维持“大清帝国”的生存。于是胡燏棻上奏仿照西方军事制度改革清朝武举制度及军事制度的建议，从征兵、训练和建军方面进行全面改革。
3份提议设武备特科的奏折，都非常注重把火器和西学科目作为变革武举的内容，反映了部分当权者吸取战败的沉痛教训，对西方军制尤为重视的观点。提倡设武备特科，也表明清朝一部分当权派在西方列强侵略面前，敢于正视和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开始更新传统而陈腐的思想观念，提出对当时武举制度考试内容的革新，去学习西方军制以求自强。
光绪皇帝详加阅览3份奏折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二十六日给荣禄、高燮曾、高燏棻先后奏请设武备特科之事答复，认为现在无须设置武备特科，但须参酌情形，变通旧的武举制度，令“各直省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为始，童试自下届科试为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着即行裁去，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及各省应如何设立武备学堂之处，着该衙门，随时奏明办理”[6]。至此，武举考试制度有了明显的重大变革，自唐代以来，外场考试的弓、刀、石的项目，改试枪炮，而内场默写武经的规定也被废除。
2提倡废除武举改设兵校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各国相继划定势力范围，争夺利益，中国危殆，年富力强的光绪皇帝，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遂有变法图强的心意，于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决定变法，在《定国是诏》中力言变法强国的思想，“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试问时局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挺以挞坚甲利兵乎？”[5]33可见改革当时的武举制度是变法的重要内容，光绪帝认为强兵是强国的策略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三十日(1898年6月17、18日)康有为奏《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其奏折主要内容是“奏请停止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以整武备，养人才”[5]34。他认为：“夫武试之制，始于唐之武后，于今千百年矣，乃在德意志初祖沙立曼未出世之前，此真博物院之古物，足供考古者，岂今犹可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斗，鸣常镝以相惊呼？以此弓、刀、石而与数十响之后膛枪，开花弹之克虏伯炮相校呼？既必无是理矣。”[5]34于是奏请“乞立下明诏，停止弓、刀、石之武试，及旗兵习弓矢者，并广设武备学校。先于京津，遍于各省，小校大学，次第备置，科程功课，仿德国、日本例，必令入学乃为将校，下令所司议行，其旧武举人生员咸听入校，其生童愿补练兵者听，仍多派强健才武有志之学生，就学德、日兵校，亲与德、日兵士习验，然后归教兵学，且统戎旅，兵事乃可得而整理也”[5]34。
康有为也提出除武举制度改设兵校的建议，主张仿德国、日本的军事制度，培养新式武官，可见他把变革清朝的武举制度当作维新运动的主要内容。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再次听政，诏复旧制，而康有为提出除武举制度改设兵校的建议，虽然没有付诸实现，但对有改革武举制度想法的朝中大臣影响至深。
3提倡变革武举
3.1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变革武举
在戊戌变法之际，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六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变革武举，它主张把武营(军队)、武学(学堂)、武科(武举)三事合为一。其建议重点有3项：其一，建议应考资格的限制，“非现在营伍之兵勇，不准应武童试；非现在营伍之武生武举，不准应武乡试武会试”[7]217。而且年龄不得超过25岁，不再像过去只限制幼童不能应考，而成年人没有年纪限制；其二，武营、武学、武科合一，张之洞“综考各国军政，有武学而无武科，其各等学堂，以次考拔，发营录用，即是中武科武试。从无不由学堂出身之官校，亦无不充军营官校之学生”[7]217，所以“其法实将武营、武学、武科三事合一，立法最善”[7]217；其三，就是更改过去武举考试的内容，若只学习西方的考试方法，仅改用枪炮是不能得到效果，历年来考证外洋诸国，从来没有不读书、不明算、不能绘图的将官，也没有不识字的士兵。
张之洞主张把“西艺”和“西制”[8]1310中与军事相关的内容运用到清朝的武举制度中，去提高武官和士兵符合时代要求的作战素质。1884年，他任两广总督，亲自参加了中法战争，使张之洞深切地感受到了采用先进军事武器装备军队和采用西法编练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积极投身于强军的实践中，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充分暴露清朝军事的陈腐落后，种种痼疾展现在张之洞的眼前。战后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感到必须对清朝军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提出“惟有仿行东西洋各国，推广新式军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涣散、国防空虚的局面”[9]。于是正当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他结合自己的心得提出了对武举制度和练兵变革的方法。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初一日给张之洞的建议答复：“兵部会同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议奏，钦此。”[8]1316虽然光绪皇帝批示由兵部会同总理衙门议奏，但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新政并没有推行成功，张之洞建议变革武举的事项，也没有得到朝廷的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