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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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环境伦理学中,汤姆·里根的权利论是复杂的,也是精粹的:它兼具道义论与功利论的考量,但又不是两者的折中。这种特点突出地反映在'动物权利'的价值意味中。里根对固有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理解相比彼得·辛格与保罗·泰勒的价值论,展示了权利论、功利论与道义论之间在价值层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通过对里根道德实践主张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两种价值的'实践力'是不对等的:相比生命价值,固有价值是其价值论的核心并具有压倒性的'权力'。可以说,汤姆·里根的权利论架构是对传统价值论的一种扬弃。然而,里根关于生命价值之阐述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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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上海201620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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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ZX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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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环境伦理学中,汤姆·里根的权利论是复杂的,也是精粹的:它兼具道义论与功利论的考量,但又不是两者的折中。这种特点突出地反映在'动物权利'的价值意味中。里根对固有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理解相比彼得·辛格与保罗·泰勒的价值论,展示了权利论、功利论与道义论之间在价值层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通过对里根道德实践主张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两种价值的'实践力'是不对等的:相比生命价值,固有价值是其价值论的核心并具有压倒性的'权力'。可以说,汤姆·里根的权利论架构是对传统价值论的一种扬弃。然而,里根关于生命价值之阐述的实证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有待完善的。
其他文献
晚期福柯思想的一个线索就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康德提出要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摆脱“未成熟状态”,实现理性的自由。福柯发展了这种批判,认为康德启蒙思想暗含着对我们当下在场的分析,凸显出一种现代性态度和伦理风格:主体和真理的关系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的,即人们有没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转向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福柯消解了康德的先验主体结构,重建起启蒙与修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我们自己的当下实在性”。
《洪范》“彝伦”一涵,与历代儒者对天道与人道的理解具有密切的关系。汉唐儒者对“彝伦”一涵的诠释,与宋明儒者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汉唐儒者推崇天意与王权,而宋明儒者的诠释则体现了对王权的限制与对天意的削弱,彼此之间形成了由“君主—天意”到“圣人—天理”的转向。宋儒在诠释“彝伦”的过程中,提炼发明了贯穿于天道与人道的本体之理,并将“彝伦”置于人伦日用当中进行考察,使人道的地位得以突显。宋儒以此为回应佛老与重建儒学做出了努力。到晚明时期,思想家重新考量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阐明天人相通的前提下,以五行生克解释彝伦次序
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道德与文明》编辑部承办的第三届青年伦理学论坛于2020年5月18日以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伦理生活与当代中国道德话语构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七位嘉宾做了主题发言。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研究员主持会议,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钟会兵致辞。
政府决策的伦理含量指向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其有效提升能够推动政府更加廉洁、公正、高效、为民,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支持。基于'2017年全国道德发展状况调查'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对社会大众对政府决策伦理含量判断方面的共识及不同城乡属性、职业阶层、教育程度群体对政府决策伦理含量判断的差异进行描述与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大众对政府在决策中的伦理角色、政府决策的伦理过程以及伦理感知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识;而对政府决策中社会行动主体的伦理角色判断、政府决策的伦理评价以及政策效果的伦理感知具有显著差异。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
《诗经》所包含的天的观念,构成了后世所面对的重要的思想资源。而《诗》学对这一观念的不断诠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引导了天的含义的演变。沿着《诗》和《诗》学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天所呈现的秩序借由天生的意义而落于人性之中。在孟子、荀子以及《诗论》对人性的讨论中,性的内涵有所不同。但性所固有的源自于天的内在秩序,都成为人伦秩序及相应道德规范的依据。
距离乃是伦理的前提,而加速度使得距离在当今人际关系建构中的作用变得复杂,既对社会认知又对共同体认同(团结)产生了挑战,从而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紧迫话题。借助维希留的'距离污染'概念可以阐明高速度座架对人类生存提出的许多重大挑战:不断加速的世界面临'世界孤岛化'(即地点被封闭);资源分配空间不平等;社会关系虚拟化;地方意义消解,这些挑战使得基于空间的生存变得抽象,从而驱逐了伦理。这些挑战是今日伦理学需要面对的核心议题:它既是今日伦理主张的前提条件,又是其必须面对的人类生存难题。
道德的可普遍化要求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道德金规则的可普遍化要求体现为能够经得起该规则检验的道德规范对于相关的施与方和被施与方来说都可以合理地接受。为了满足这一可普遍化要求,道德主体需要采取换位思考的思维机制。道德主体采取这种换位思考思维机制的可能动机,一是基于利己向度的相互性动机,二是基于利他向度的同情动机,并且后者在道德金规则的动机因素中居于主要地位。对这两种动机因素深入研究后可发现,作为一种道德判断的检验标准,道德金规则的可普遍化程度相当有限。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已经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思想中关于道德问题的理论困难: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但在其作品中又充满着带有道德色彩的判断。以李大钊和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将这种理论困难表达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与革命者的能动性之间的冲突'。他们不仅揭示了这种理论冲突,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典范。
亚当·沙夫'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观'旨在凸显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独特性、优越性和彻底性。他将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战斗性归结为其理论前提(现实的个人、自主的个人)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围绕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个人观和辩证法,揭示了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必要性与特殊性,认为只有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才配得'战斗'之名。虽然沙夫对马克思人道主义个人观的分析没有抓住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本性,但他从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说明战斗性是马克思人道主义固有本性的做法对我们有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