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证据问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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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案件证据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案件证据,它有哪些属性和特点?一直存在着分歧,尚未作出真正科学的论证,必须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以求得到正确的结论.一、关于案件证据的定义什么是案件证据?有着不同的说法.英国法学家边沁说:'在最广泛意义上,把证据假设为一种真实的事实,成为相信另一种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理由的当然事实.'称为理由说或
其他文献
<正> 我国签署、批准和加入了一系列防止与惩治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承担有对公约所涉及的犯罪履行“或者引渡或者起诉”的国际义务,因此在国内刑法中须确立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制定惩治有关国际犯罪的刑法规范。而区分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界限,明确国际犯罪的范围,则是正确行使国家刑事管辖权,积极而稳妥地开展国际刑事合作的前提。
<正> 作为犯罪主体认识与行为所作用的犯罪对象,在定罪量刑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我国刑法学界,以往对犯罪对象的研究仅限于在论述犯罪客体时附带提及其与犯罪客体的关系,虽有论者对犯罪对象的表现形式及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有所涉及,但总的感觉是研究尚未深入,未能从刑法意义上予以把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此,笔者不惴浅陋,意欲根据我国的刑事立法,立足定罪量刑这一目标,对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对象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探讨,期望能将犯罪对象的研究引向深入。
<正> 证券市场必须有法制的保障,其中,刑法的保障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已是今天社会各界的共识。但是,如何具体运用刑法手段打击证券犯罪,保护证券市场,却是我国证券立法中面临的一个急迫问题。本文就此问题提一点看法,希望能有助于我国证券法的完善。 一、影响证券刑法的几个政策性问题 在确定证券犯罪时,应当首先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政策。这几方面的政策性问题,将从宏观上对证券犯罪的范围、程度,以及证券刑法的立法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对想像竞合犯的处罚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这是我国学术界公认的.但笔者近日在研究罪数形态理论中偶有所得,认为它未能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应以'从一重重处断'替代'从一重处断',兹敷陈管见.
我国刑法67条、第70条: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如果没有再犯新罪,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
<正> 依照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所确立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与此相应,我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其中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下应否保留刑事类推制度。围绕这个问题,在刑法学界形成了取消与保留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这涉及到罪刑法定与刑事类推的价值取向问题。笔者就此谈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刑法学界的同仁。
<正>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元月制定)第3 条第1款:“……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 这一规定不符合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混淆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界限,造成了执法工作的混乱,应当加以修改。
<正> 腐败是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或小团体利益,损公肥私或假公济私的行为。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其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徇私舞弊等经济犯罪与渎职犯罪,以及其他损公肥私,侵犯群众利益及腐化堕落、虚报浮夸、挥霍公共财物等违法违纪行为。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关系于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是当前人民群众所热切关注的焦点之一。现试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
立法权与立法权限,是立法理论研究与立法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理论上,由于对立法权的理解、认识不一,引起长时期的关于立法体制的争论,如我国是一元立法体制,还是多元立法体制等等.在实践中,由于有关国家机关的立法权力界限不清,引起立法工作一定程度的混乱,以致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应高度重视解决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点探索.
一我国刑法学界和立法、司法机关多年来对明确刑事界限所做的研究和探求不可谓不努力,也取得了不少卓有成效的进展,然而就其实效而言,却与理想要求仍有较大距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改革措施配套的社会管理和调节机制包括法律规范尚不能协调同步发展,界限不清的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新问题却接踵而至.这不免使人产生疑问:客观现实中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