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追逐与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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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白蚁》讲述了一个新颖与怪异的“另类”爱情故事,一个关于爱情的追逐与逃逸的故事:中学语文教师周密多年来对女学生杨若亚穷追不舍,而杨若亚对周密的追求除了感到“恶心”,便是处处千方百计地加以逃避;已是大学生的杨若亚百般委曲求全乃至“犯贱”式地爱着同学林博——哪怕是主动用性爱去为爱情“招魂”,然而林博非但毫不领情,反而对杨若亚极尽捉弄、摆布与作贱之能事。如果说周密对杨若亚、杨若亚对林博的爱是一种近乎痴狂或丧失理智的追逐的话,那么,杨若亚对周密、林博对杨若亚的“爱”则是一种烦恼丛生或变相的逃逸。甚至杨若亚对林博的追逐也是与她对周密的逃逸联在一起的。
  更重要的是,作品为读者揭示了这种爱情的追逐与逃逸故事的深刻主题。作者在后记《蝴蝶效应》中说,“这是一个关于‘爱’的不平等的故事”。围绕这一提示,结合小说的叙述,我尝试着这样来剖析小说的主题:
  第一,作品凸显了这种爱情故事的“另类”性,诸如爱情的不平等、不真实与矛盾性等。作品描述的爱情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的追求,充满了不平等性与不对等性,不但与两情相悦、男欢女爱相去甚远,相反却是爱恨交织,情感与理智产生尖锐矛盾,相对于以互爱为前提的正常爱情来说,是一种非常态的、“另类”的爱情。周密对杨若亚的爱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比如,“他已感到她对他的冷漠。他的爱情是如此不可靠,没有根基,风一吹就消失无踪。”他的爱因此显得虚幻而不真实。杨若亚不但对年长、貌丑的周密压根就没有“爱”的感觉,而且对周密的纠缠感到无比的羞恼,这与其是“爱”,勿宁是恨。而杨若亚对林博的爱同样显得畸形而令人费解——“在理智上,她明白应该摆脱这场糟糕的恋爱,但她就是摆脱不了。她发现,她付出得越多,她越是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反而更听命于他。为什么她总听命于他呢?为什么她总是渴望他的怜悯呢?”爱的“泛滥”让杨若亚失去了理智与理性,结果她对林博爱得越深,其心灵承受的痛苦也越深,爱的不平等性也越重。
  第二,作品演绎了这类爱情的悲剧性结局。周密为了除掉情敌,同时也主要因为林博对杨若亚的粗暴举动或为了杨若亚的幸福而杀死林博,而最终选择去山海关卧轨自杀,这对自己、对林博、对杨若亚无疑都是悲剧,他们与其说进入了到爱的天国,不如说下到了爱的地狱,结局注定与爱的幸福背道而驰。起点是爱,结局是死或血腥,这种爱便与荒诞联在了一起,显示出错位与虚无,充满了悖论与无法调和的矛盾,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总结说:“在这个小说里,爱情显得沉重而虚无的,演变成了我们人性中无解的一个困局。”
  第三,小说就此展开了对人性的深刻拷问与辩析。这种充满悲剧意味的另类爱情是何以形成的?以往小说的爱情叙事中往往会从包办、买卖婚姻、父权或男权文化等方面揭露男女爱情悲剧的社会、文化根源。而这次的《白蚁》却主要从人性本身的角度来揭示了小说爱情悲剧的形成缘由。周密对杨若亚的追求,竟然是起始于“一个比喻”,或者说是因为“稚气未脱”的杨若亚犹如一只“金黄色的、天真的、眼睛乌溜溜的雏鸡。他的心里激发出想抚摸的愿望”,这无疑是不可理喻的——何况他根本不顾二人在年龄、容貌与性格的巨大差异。尢为严重的是,周密明知杨若亚的心扉永远不会向他敞开,然而却偏执地追求对方,偏执地寻求着一种柏拉图式的、虚幻的精神幸福,乃至不惜殉情与杀人,这便完全可以理解为心理变态。杨若亚虽有理由逃避周密的追逐,但却选择了错误的逃逸方式,错把情感骗子林博当成了爱情的救命稻草,并且在林博粗暴、无情的虐待中享受一种几近“被虐待狂”的愉快。我们说,爱情一直是一个难以破解的命题。爱情没有恒等式,爱情的公式里永远充满了变数。爱情是那么的纷繁复杂与怪诞,透示着人性的复杂与神秘密码。
  《白蚁》在艺术表现上同样有许多成功之处。第一,人物心理、性格刻划十分到位——诸如周密两次殉情时的从容与坦然,在火车上的暴怒,面对三陪小姐时的矛盾、惶惑与脆弱,杨若亚对林博的盲目依恋与迁就等。第二,采取了周密与杨若亚的爱情故事、杨若亚与林博的爱情故事双线交叉并进的叙述法,打破了单线叙事的传统老套,同时寻求到了一种结构的张力。第三,诚如作者朋友所言,作品追求着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神秘的周宅令人想起中世纪古堡里那种神秘、阴森、充满死亡气息的恐怖氛围,接触到谜团一样永远也无法解开的东西,也联想到中世纪哥特小说或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的小说(如《红字》等)。第四,伏笔、过渡、虚写等技巧运用圆熟,效果奇佳。
  
  吴道毅,文学博士,大学教师,湖北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现居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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