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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记忆中，在东北三省，购物证是“三年困难时期”才发的。那时，对于每一个城镇家庭，购物证的重要性仅次于户口和购粮证。
当年，哈尔滨人家的购物证，不仅买煤、买烧柴时非出示不可，买火柴、灯泡、香皂肥皂、烟酒、红白糖、豆制品、蔬菜、生熟肉类也要用到。
购物证的主要作用体现于购买日常用品与副食两方面。一度，连买线（不论缝补线还是毛线）和碱也要用到它，凭它还可买“人造肉”和“普通饼干”。
“人造肉”是最困难那一年的产物，具有研发性———将食堂和饭店的淘米水收集起来，利用沉淀后的淀粉制成。淘高粱米的水制作瘦肉，淘大米的水制作肥肉，淘小米和苞米碴子的水制作肉皮。估计肯定得加食物胶、味精什么的。凝固后就成了肥瘦适当的带皮肉，红白黄三色分明，无须再加色素。
“人造肉”也不是可以随便买的，同样按人口限量。我为家里买过一次，豆腐块那么大的一块，倒也不难吃，像没有肉皮成分的肉皮冻。“人造肉”是昙花一现的副食，因为四处收集淘米水并非易事，所获沉淀物也甚少，人工成本却蛮大的，没有推广的意义。
“普通饼干”是相对于蛋糕、长白糕、核桃酥、五仁酥等点心而言的。那类点心还在生产，商店柜台里也有，因不是寻常人家舍得花钱买来吃的，所以形同“奢侈食品”。“普通饼干”却便宜多了，才四角几分钱一斤，每斤比蛋糕等点心便宜三角多钱。什么东西一限量，还凭证，买的人家就多了。在当年，那也是刺激消费、加速货币回笼的策略。但老百姓也有自己的一笔账———买一斤“普通饼干”才收三两粮票价格又便宜，性价比方面一掂量，觉得买也划算。偏不买，似乎反倒亏了。
我为家里买过几次“普通饼干”。每次买到家里，母亲分给我和弟弟妹妹几块后，重新包好，准备送人。父亲是“三线”建筑工人，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度日甚为不易。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不求人就迈不过那道坎去。被母亲麻烦的只不过是些街道干部、一般公社办事员而已，那也得有种感激的表示呀，而“普通饼干”较为拿得出手，别人家的孩子很欢迎。
有次，我们劝母亲也吃几块。母亲从没吃过，在我们的左劝右劝之下，终于吃了两片，并说好吃。
估计当时母亲饿了，竟又说：“快到中午了不是，干脆，咱们就把饼干当午饭吧。”
于是母亲煮了一鍋苞米面粥，我们全家喝着粥，将一斤半饼干吃了个精光。我为家里买过多次饼干，只有那次，没送给别人家。
火柴、灯泡也要凭购物证买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据说，那等日常所用之物也要凭证买，是由于木材和玻璃首先得还给苏联，紧急抵债，火柴厂和灯泡厂一度垮了。“困难时期”的国家似乎什么都缺，所以收废品的什么都收，碎玻璃也能论斤卖钱，牙膏皮子一分钱一个，胶鞋底三分钱一个。
后来，购物证变成了副食证，香皂肥皂改为凭票买了。凭副食证所能买到的，无非烟酒、红白糖、生熟肉、豆制品而已。再后来，那些东西也发票了。
为什么既有副食证还要发副食票呢？
这是出于相当人性化的考虑———如果买什么副食都须带证，它就很容易丢。一旦丢了，一户人家一个时期内就吃不上副食了，补发要级级审批，是件相当麻烦的事。也体现一种对于困难家庭的不明说的关爱，生活特别困难的人家，可以将副食票私下交易成现钱。
但绝不意味着副食证就完全没意义了。发一切副食票时，既要看户口，也要在副食证上留下经办人盖章的记录。
秋季供应过冬菜，副食证仍用得上。国庆节买月饼、春节买特供年货如花生、红枣、茶、粉条，没有副食证是绝对不行的。除了粉条，别种特供年货供给的极少，具有象征性，意思意思而已。
某几年，哈尔滨人春节时能凭证买到明泰鱼和蜜枣。明泰鱼是朝鲜的，蜜枣是古巴的，我们当年对他们的援助也是慷慨大方。几年吃不到鱼，哈尔滨人对明泰鱼大为欢迎。古巴蜜枣很好吃，特甜。
我印象中，购粮证取消后，副食证似乎仍存在了一个时期———买鸡蛋需要它。那时我已成为北影人了，一听说北影家属区的商店来了鸡蛋，也会二话不说跑回家，带上副食证匆匆去往商店。那时我已当爸爸了，哪个爸爸不希望儿子在成长期多吃点营养丰富的东西呢？而八十年代初，即使在北京，鸡蛋也是按人口供应的，且平时买不到。
而今，很多人食品保健常识提高，胆固醇高的人往往吃鸡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了。在吃自助餐的场合，桌上每每剩下完整的蛋黄。而完整的蛋黄，差不多等于半个鸡蛋。我见到那种情形，不禁为母鸡的贡献感到悲哀，于是心疼。我也是胆固醇高的人，由于舍不得弃蛋黄，干脆，连鸡蛋也不吃了。今日之中国，举凡一切副食，几乎没有不过剩的。与从前一切副食的匮乏相比，令人感慨万千。
匮乏是从前的问题。
过剩是现在的问题。
解决匮乏问题，中国实际上只用了二十几年。
而不仅吃的，从服装到家电到汽车，似乎许许多多商品都过剩了。某些商品从行俏到过剩，时期短得可用“迅速”一词来形容———商品过剩，各行各业竞争激烈，淘汰无情，反倒成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困境之一；某些商品的严重过剩，则意味着某些行业的从业者面临失业的危情。
引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帆风顺地前进，端的不易啊。
怎么会容易呢？想想吧，一百多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人口左右……
选自《解放日报》
当年，哈尔滨人家的购物证，不仅买煤、买烧柴时非出示不可，买火柴、灯泡、香皂肥皂、烟酒、红白糖、豆制品、蔬菜、生熟肉类也要用到。
购物证的主要作用体现于购买日常用品与副食两方面。一度，连买线（不论缝补线还是毛线）和碱也要用到它，凭它还可买“人造肉”和“普通饼干”。
“人造肉”是最困难那一年的产物，具有研发性———将食堂和饭店的淘米水收集起来，利用沉淀后的淀粉制成。淘高粱米的水制作瘦肉，淘大米的水制作肥肉，淘小米和苞米碴子的水制作肉皮。估计肯定得加食物胶、味精什么的。凝固后就成了肥瘦适当的带皮肉，红白黄三色分明，无须再加色素。
“人造肉”也不是可以随便买的，同样按人口限量。我为家里买过一次，豆腐块那么大的一块，倒也不难吃，像没有肉皮成分的肉皮冻。“人造肉”是昙花一现的副食，因为四处收集淘米水并非易事，所获沉淀物也甚少，人工成本却蛮大的，没有推广的意义。
“普通饼干”是相对于蛋糕、长白糕、核桃酥、五仁酥等点心而言的。那类点心还在生产，商店柜台里也有，因不是寻常人家舍得花钱买来吃的，所以形同“奢侈食品”。“普通饼干”却便宜多了，才四角几分钱一斤，每斤比蛋糕等点心便宜三角多钱。什么东西一限量，还凭证，买的人家就多了。在当年，那也是刺激消费、加速货币回笼的策略。但老百姓也有自己的一笔账———买一斤“普通饼干”才收三两粮票价格又便宜，性价比方面一掂量，觉得买也划算。偏不买，似乎反倒亏了。
我为家里买过几次“普通饼干”。每次买到家里，母亲分给我和弟弟妹妹几块后，重新包好，准备送人。父亲是“三线”建筑工人，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度日甚为不易。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不求人就迈不过那道坎去。被母亲麻烦的只不过是些街道干部、一般公社办事员而已，那也得有种感激的表示呀，而“普通饼干”较为拿得出手，别人家的孩子很欢迎。
有次，我们劝母亲也吃几块。母亲从没吃过，在我们的左劝右劝之下，终于吃了两片，并说好吃。
估计当时母亲饿了，竟又说：“快到中午了不是，干脆，咱们就把饼干当午饭吧。”
于是母亲煮了一鍋苞米面粥，我们全家喝着粥，将一斤半饼干吃了个精光。我为家里买过多次饼干，只有那次，没送给别人家。
火柴、灯泡也要凭购物证买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据说，那等日常所用之物也要凭证买，是由于木材和玻璃首先得还给苏联，紧急抵债，火柴厂和灯泡厂一度垮了。“困难时期”的国家似乎什么都缺，所以收废品的什么都收，碎玻璃也能论斤卖钱，牙膏皮子一分钱一个，胶鞋底三分钱一个。
后来，购物证变成了副食证，香皂肥皂改为凭票买了。凭副食证所能买到的，无非烟酒、红白糖、生熟肉、豆制品而已。再后来，那些东西也发票了。
为什么既有副食证还要发副食票呢？
这是出于相当人性化的考虑———如果买什么副食都须带证，它就很容易丢。一旦丢了，一户人家一个时期内就吃不上副食了，补发要级级审批，是件相当麻烦的事。也体现一种对于困难家庭的不明说的关爱，生活特别困难的人家，可以将副食票私下交易成现钱。
但绝不意味着副食证就完全没意义了。发一切副食票时，既要看户口，也要在副食证上留下经办人盖章的记录。
秋季供应过冬菜，副食证仍用得上。国庆节买月饼、春节买特供年货如花生、红枣、茶、粉条，没有副食证是绝对不行的。除了粉条，别种特供年货供给的极少，具有象征性，意思意思而已。
某几年，哈尔滨人春节时能凭证买到明泰鱼和蜜枣。明泰鱼是朝鲜的，蜜枣是古巴的，我们当年对他们的援助也是慷慨大方。几年吃不到鱼，哈尔滨人对明泰鱼大为欢迎。古巴蜜枣很好吃，特甜。
我印象中，购粮证取消后，副食证似乎仍存在了一个时期———买鸡蛋需要它。那时我已成为北影人了，一听说北影家属区的商店来了鸡蛋，也会二话不说跑回家，带上副食证匆匆去往商店。那时我已当爸爸了，哪个爸爸不希望儿子在成长期多吃点营养丰富的东西呢？而八十年代初，即使在北京，鸡蛋也是按人口供应的，且平时买不到。
而今，很多人食品保健常识提高，胆固醇高的人往往吃鸡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了。在吃自助餐的场合，桌上每每剩下完整的蛋黄。而完整的蛋黄，差不多等于半个鸡蛋。我见到那种情形，不禁为母鸡的贡献感到悲哀，于是心疼。我也是胆固醇高的人，由于舍不得弃蛋黄，干脆，连鸡蛋也不吃了。今日之中国，举凡一切副食，几乎没有不过剩的。与从前一切副食的匮乏相比，令人感慨万千。
匮乏是从前的问题。
过剩是现在的问题。
解决匮乏问题，中国实际上只用了二十几年。
而不仅吃的，从服装到家电到汽车，似乎许许多多商品都过剩了。某些商品从行俏到过剩，时期短得可用“迅速”一词来形容———商品过剩，各行各业竞争激烈，淘汰无情，反倒成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困境之一；某些商品的严重过剩，则意味着某些行业的从业者面临失业的危情。
引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帆风顺地前进，端的不易啊。
怎么会容易呢？想想吧，一百多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人口左右……
选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