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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2019年目录索引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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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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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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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地名考录》一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系统、完整而且全面地考释西域历史地名的工具书。（1）此书收录地名共6500余条（其中有重复的条目）、90余万言,全部词条、字数均比冯承钧先生1930年编著的《西域地名》710条（陆峻岭增订本增加到920条）（2）多出六倍以上。此书无论从所收地名词条的数量还是涉及的地理范围方面,远远超出了前者,而且大量增加了蒙元史及清代蒙古史上著名的一些蒙古地名条目。不过,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鲁庄公伐秦取邦、冀之戎。后十余岁，晋灭骊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2-2873页）鲁庄公伐秦取邦、冀戎事见于今存载籍以此为最古。
康熙年间清廷首创景山官学，奠定了内务府初级教育的基石。自雍正年间成安宫官学成立以后，内务府官学在原有初级教育之外，分化出了进修教育的功能；至乾隆初年，又逐渐向精英化教育演进。但总体而言，这种办学思路却没能使内务府官学成为人才济济之所。尽管如此，清代的内务府官学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使他们淡化了旗籍观念，增强了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体现了清代八旗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北宋后期，军中开始设置统制，后成一军的统兵官。“宣和间，西、南用兵，大将或三、四人，不相统一，故即其中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兵罢则如故”。建炎初，宋高宗“始置御营司”，“以真定府路马步军副总管王渊为使司都统制，诸将韩世忠、张俊、苗傅等并为统制官，又命郦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提举使司一行事务”，在文臣御营使黄潜善和副使汪伯彦的领导下，统管御营军。
清华简《系年》说“共伯和立”,“立”为践祚之意,与《竹书纪年》《左传》等文献相印证,则“共伯和摄政干王位”之说,遂成为可以凭信的学术定谳。卿士、诸正、万民,社会各个阶层都参与了国人暴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国人暴动带有“全民”的性质。卫武公曾护送周平王东迁,其去世必在平王东迁之后。由清华简《系年》可知,平王东迁最早在公元前759年。自共和行政至平王东迁为82年,超过卫武公在位时间长达27年,因此“共伯和是卫武公”的主流说法,面临着新见文献的严峻挑战。
《春秋》为何始于隐公?这个问题,自汉代以来学者们就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清华简《系年》的面世,打开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新视角。西周末期,宗法礼制一再遭到破坏,“二王并立”局面是其极端表现,这一时期无论平王还是携王正统性均遭质疑。鲁国,是东方诸侯领袖,对于平王政权,它在政治态度上有一个从否认到逐渐认可的转变过程。这些在《鲁春秋》中应该都有客观记载。孔子裁定《春秋》始于隐公,是因为此时鲁公室与周王室的关系日趋缓和,已接受平王为王室正统。《春秋》自隐公始,既保存了鲁史秉笔直书的真实性,又与孔子“复礼”“正名”
班固《两都赋》与杜笃《论都赋》(简称“二《赋》”)在东汉王朝建都洛阳抑或返都长安的问题上观点针锋相对,其背后蕴含士人对两“汉”之关系的不同理解及相应的天命观。呼吁返都的“关中耆老”,是光武帝建武年间由前汉“遗臣”和三辅士人结合而成的群体,本文称之为“长安系士人”。他们凝聚在太子刘彊身边,强调前汉的法统、制度对后汉的意义,缘此提出两汉天命因袭论、“柔克”的施政方针、“博通”的学术方法,希望借太子即位以实现其政治主张。建武十九年刘彊被废,刘庄被立为太子,该群体的主张遂遭摒弃,这与其时光武帝的政策方针已经转向有
法藏敦煌汉文P.3810文书曾引发学界有关“藏经洞封闭时间”问题的讨论,但是争论双方都忽视了这份文书“后期混入”的可能。从其中的药名、避讳、字形、俗字、宗教内容各个角度考察,这份文书有着强烈的元或元以后文书的特征,“山药”药名的出现和含义决定了这份文书的时间上限,其中的宗教术语和祟神理念则证明它极可能是元以后全真教和八仙信仰成熟期的产物。避讳和俗字也证明了这一点。国际学界对伯希和敦煌文书中部分回鹘文和绢本画曾有过质疑,认为是元以后产物,现在看来伯希和敦煌汉文文书也不见得能独善其身,对于伯希和及其他敦煌文书
敦煌一棵树烽燧遗址出土的晋代符信木牍中的“领■”及前凉周振妻孙阿惠墓木质墓券中的“领■”,均应释读为“领校”,为县级主官加领校。《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巴郡太守都亭侯张府君功德叙》《安平相孙根碑》等东汉末年碑文中可见,“领校”加在“巴郡太守”“安汉长”等郡县级主官前,并非“未命于朝者”或“暂署”,而是地方主官“领”某校(尉)。三国时因战事紧急,县令加领校尉多带兵,而西晋、前凉时因边地郡县多有军情,县令前加领校,在管理民政外,还涉及遣将、民巡查边塞等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