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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炳章1945年出生于山东。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所硕士研究生，1981年提前毕业赴美国留学，考取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博士研究生。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1996年回国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发表中英文著作《从北大到哈佛》《不平则鸣》《小平大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等等。
杨炳章语录
◎《伊索寓言》中云雀的故事不可轻率忘怀。随便把中国社会文化同美国社会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要么就认为国内处处苦、国外处处甜，要么就认为国内事事易、国外事事难，恐怕都是不对头的。我还是那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情，情同此理！
◎行而不思、思而不决、决而不行，如此周而复始，在原地绕圈子———这便是庸夫俗子的人生三部曲。
◎中国有句古话，“睚眦必怒，含饭必报”。前一句话是要不得，后一句则是忘不得。
考研时跑出来抽了两支“大前门”
由于1977年只招大学生，取消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我只有准备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挑选了北大外国哲学所。
我读过几本黑格尔的哲学书，马列主义的哲学书也读过一些，这里面掌握住分寸，还能有所发挥，外国哲学方面问题不大。外语的考试，当然更应该是我自己的拿手，一门是必考的英语，一门是参考的俄语。
英语是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考的，考试共计一百分，其中七十分是一篇英译汉文章，记得是关于列宁在拉滋里夫流放中坚持学习的故事，还有五道汉译英短题，每道题六分，共三十分。几乎所有考生都在皱眉头的时候，我自己却不免暗自得意。三个小时的考试，我大约一个半小时就答完了。我一向不主张逞能提前交卷，中间借口上厕所，在楼道里吸了两支“大前门”，又回到考场对答案仔细过滤了二三遍，提前五分钟交上卷子。当时是首次外文考试，允许带字典，英汉词典、汉语词典我都带齐了。考试结果，所有汉译英没丢一分。英译汉部分，丢了一点分，整个考试成绩是九十七点五分。
除了政治和英语之外，还要考基础课和专业课。由于我选择的是外哲所，基础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由于专业课比较难准备，我就找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朱德生和李真老师请教。
考试完毕没等成绩下来，我得回山东去教书。过了几周就从北大得到非正式消息。赵宝煦是管辖北大四所的党总支书记，又是我中学班主任陈司寇的丈夫，他见到我姐姐、经济系的杨勋时说，“杨炳章考得成绩很好，录取应该不成问题，只要政治上不出大事。”正式录取通知也很快下来，直接寄到寿光县中学。我接到通知的欢乐心情，很有点“范进中举”的味道。
同时被耶鲁、哈佛录取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比较早想到了出国，而且愿望很强烈。1979年秋天，我原来教书的山东寿光从美国回来了一个人，他叫刘实。我急忙从北京赶回，向他求教出国留学的事宜。他答应回去以后，给哈佛大学打一个电话，让他们把有关申请表格寄给我。
1980年9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寄来的全部表格。
填写完毕以后，我又想，为了保险起见，何不多申请几所大学呢？接着，我申请了哈佛文理学院历史学、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我还找到了北大副校长冯定、历史系主任邓广铭，以及我的指导教授任华做哈佛的推荐人。在出国之前，我通过了论文答辩。
到美国以后，我最先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只字未提奖学金。这对我来说实在不能接受。没办法，我只有闯耶鲁和哈佛。
我首先去的是耶鲁。在耶鲁大学两天，晚上住宿在耶鲁法学院一位女生的公寓里，那位女生名叫爱伦，我是通过哈佛学院一位男生吉姆在电话上联络到的。爱伦和吉姆都曾在北大留学过，我在北大时只认识吉姆，并不认识爱伦。第二天由爱伦先联系，约好时间去见耶鲁文理学院院长。
我和爱伦准时走进了斯宾赛院长的私人办公室，我发现里面几乎全是书，而且不少中国古典线装书，有《辞海》、《词源》、《史记》、《资治通鉴》之类，令我肃然起敬。但是我守着一条原则，在这种场合下无论如何我是绝不能图轻松，说中文的，再说爱伦的中文也说不了几句。
刚一见面时，斯宾赛教授过来同我握手时说了一句“你好”，我立即用英文“很高兴见到你”挡住，剩下的由爱伦接过来，随后便一直使用英文，谈了大半个钟头。我说我是从北大外哲所来的，正在申请耶鲁政治系；斯宾赛同爱伦交换了一些我不清楚的耶鲁人事，然后又询问了一些我在北大学习的情况，以及我申请耶鲁的想法，如此等等。大家又随便议论一年前邓小平访美和中国的农村改革，整个谈话很轻松。
我的英语可能好到七分，而爱伦的英语当然是十分好，这样就把我们整个英文水平拉成了八九分，谈话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由我和爱伦小姐一起互相配合，似乎斯宾赛教授没有发现我任何语言障碍，我们的表演显然是成功的。斯宾赛教授告诉我，他是历史系的，不是政治系的，同时又是文理学院院长，负责全院各系工作。他最后答应写一封信寄给政治系，以他私人名义推荐我。
之后我又去了哈佛，通过北大留学生吉姆见到了我后来的导师本杰明·施瓦茨和费立普·孔恩（即孔飞力）。
他们问了我在北大上学的经历，来哈佛上学的目的等问题。面谈结束刚走出大楼，吉姆就说孔恩要我了。
3月下旬以后，一份接一份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全都寄到了纽约上州斯卡德尔刘实先生家中。除去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其他几个学校，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都是博士班，而且都是免学费外加奖学金。最终，我选择了哈佛。
写博士论文时遭遇精神危机
在哈佛我修的16门课中，同中国有关的有6门。我采用孔恩教授的写作方式，写过一篇《中国农村基层行政的变迁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把人民公社当作一个农村社会的演化过程，而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这篇文章赢得了麦克法克教授的赞赏，给了我一个A不说，还被接受为博士资格要求的三篇“Seminar”论文之一。
博士资格考通过以后，我必须准备博士论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陷入了精神危机，竟然一个字也不想写，白白发了一个月的愣。
接下来一个月，我经常去陆惠凤开的新亚书店，跟他下围棋。直到有一天陆太太找到店里，夫妻俩吵架我才中止了这种生活。
这时，我才开始准备写论文。我先想好了题，再定好了章节，于是开始做了起来。
一旦进入情绪，那股劲儿和下围棋也差不多。趴在打字机上从早打到晚，饿了渴了喝一杯牛奶，憋尿了上一趟厕所。一天那么五六页，一周就是一章，总共十章，文初稿四五百页也就这样出来了。
有一天系办公室女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大半年过去了，我应该交论文提纲了。我告诉她：“论文我已经写出来了。”女秘书玛莉听罢又吃惊又喜悦，当然不提论文提纲的事了。几天之后我把厚厚的一摞稿纸交到玛莉手里，由她再交给我的导师施瓦茨教授。
经过文字校订之后，打印成一式两份，交给两位评审教授，施瓦茨和麦克法克。
施瓦茨教授没有什么意见，麦克法克教授做了不少批示。我按照批示再次修改，又退交两位教授最终审查，俩人签字表示批准。1986年6月上旬，我获得了用拉丁文书写、哈佛校长和学院院长签字的学位证书。
杨炳章语录
◎《伊索寓言》中云雀的故事不可轻率忘怀。随便把中国社会文化同美国社会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要么就认为国内处处苦、国外处处甜，要么就认为国内事事易、国外事事难，恐怕都是不对头的。我还是那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情，情同此理！
◎行而不思、思而不决、决而不行，如此周而复始，在原地绕圈子———这便是庸夫俗子的人生三部曲。
◎中国有句古话，“睚眦必怒，含饭必报”。前一句话是要不得，后一句则是忘不得。
考研时跑出来抽了两支“大前门”
由于1977年只招大学生，取消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我只有准备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挑选了北大外国哲学所。
我读过几本黑格尔的哲学书，马列主义的哲学书也读过一些，这里面掌握住分寸，还能有所发挥，外国哲学方面问题不大。外语的考试，当然更应该是我自己的拿手，一门是必考的英语，一门是参考的俄语。
英语是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考的，考试共计一百分，其中七十分是一篇英译汉文章，记得是关于列宁在拉滋里夫流放中坚持学习的故事，还有五道汉译英短题，每道题六分，共三十分。几乎所有考生都在皱眉头的时候，我自己却不免暗自得意。三个小时的考试，我大约一个半小时就答完了。我一向不主张逞能提前交卷，中间借口上厕所，在楼道里吸了两支“大前门”，又回到考场对答案仔细过滤了二三遍，提前五分钟交上卷子。当时是首次外文考试，允许带字典，英汉词典、汉语词典我都带齐了。考试结果，所有汉译英没丢一分。英译汉部分，丢了一点分，整个考试成绩是九十七点五分。
除了政治和英语之外，还要考基础课和专业课。由于我选择的是外哲所，基础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由于专业课比较难准备，我就找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朱德生和李真老师请教。
考试完毕没等成绩下来，我得回山东去教书。过了几周就从北大得到非正式消息。赵宝煦是管辖北大四所的党总支书记，又是我中学班主任陈司寇的丈夫，他见到我姐姐、经济系的杨勋时说，“杨炳章考得成绩很好，录取应该不成问题，只要政治上不出大事。”正式录取通知也很快下来，直接寄到寿光县中学。我接到通知的欢乐心情，很有点“范进中举”的味道。
同时被耶鲁、哈佛录取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比较早想到了出国，而且愿望很强烈。1979年秋天，我原来教书的山东寿光从美国回来了一个人，他叫刘实。我急忙从北京赶回，向他求教出国留学的事宜。他答应回去以后，给哈佛大学打一个电话，让他们把有关申请表格寄给我。
1980年9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寄来的全部表格。
填写完毕以后，我又想，为了保险起见，何不多申请几所大学呢？接着，我申请了哈佛文理学院历史学、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我还找到了北大副校长冯定、历史系主任邓广铭，以及我的指导教授任华做哈佛的推荐人。在出国之前，我通过了论文答辩。
到美国以后，我最先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只字未提奖学金。这对我来说实在不能接受。没办法，我只有闯耶鲁和哈佛。
我首先去的是耶鲁。在耶鲁大学两天，晚上住宿在耶鲁法学院一位女生的公寓里，那位女生名叫爱伦，我是通过哈佛学院一位男生吉姆在电话上联络到的。爱伦和吉姆都曾在北大留学过，我在北大时只认识吉姆，并不认识爱伦。第二天由爱伦先联系，约好时间去见耶鲁文理学院院长。
我和爱伦准时走进了斯宾赛院长的私人办公室，我发现里面几乎全是书，而且不少中国古典线装书，有《辞海》、《词源》、《史记》、《资治通鉴》之类，令我肃然起敬。但是我守着一条原则，在这种场合下无论如何我是绝不能图轻松，说中文的，再说爱伦的中文也说不了几句。
刚一见面时，斯宾赛教授过来同我握手时说了一句“你好”，我立即用英文“很高兴见到你”挡住，剩下的由爱伦接过来，随后便一直使用英文，谈了大半个钟头。我说我是从北大外哲所来的，正在申请耶鲁政治系；斯宾赛同爱伦交换了一些我不清楚的耶鲁人事，然后又询问了一些我在北大学习的情况，以及我申请耶鲁的想法，如此等等。大家又随便议论一年前邓小平访美和中国的农村改革，整个谈话很轻松。
我的英语可能好到七分，而爱伦的英语当然是十分好，这样就把我们整个英文水平拉成了八九分，谈话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由我和爱伦小姐一起互相配合，似乎斯宾赛教授没有发现我任何语言障碍，我们的表演显然是成功的。斯宾赛教授告诉我，他是历史系的，不是政治系的，同时又是文理学院院长，负责全院各系工作。他最后答应写一封信寄给政治系，以他私人名义推荐我。
之后我又去了哈佛，通过北大留学生吉姆见到了我后来的导师本杰明·施瓦茨和费立普·孔恩（即孔飞力）。
他们问了我在北大上学的经历，来哈佛上学的目的等问题。面谈结束刚走出大楼，吉姆就说孔恩要我了。
3月下旬以后，一份接一份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全都寄到了纽约上州斯卡德尔刘实先生家中。除去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其他几个学校，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都是博士班，而且都是免学费外加奖学金。最终，我选择了哈佛。
写博士论文时遭遇精神危机
在哈佛我修的16门课中，同中国有关的有6门。我采用孔恩教授的写作方式，写过一篇《中国农村基层行政的变迁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把人民公社当作一个农村社会的演化过程，而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这篇文章赢得了麦克法克教授的赞赏，给了我一个A不说，还被接受为博士资格要求的三篇“Seminar”论文之一。
博士资格考通过以后，我必须准备博士论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陷入了精神危机，竟然一个字也不想写，白白发了一个月的愣。
接下来一个月，我经常去陆惠凤开的新亚书店，跟他下围棋。直到有一天陆太太找到店里，夫妻俩吵架我才中止了这种生活。
这时，我才开始准备写论文。我先想好了题，再定好了章节，于是开始做了起来。
一旦进入情绪，那股劲儿和下围棋也差不多。趴在打字机上从早打到晚，饿了渴了喝一杯牛奶，憋尿了上一趟厕所。一天那么五六页，一周就是一章，总共十章，文初稿四五百页也就这样出来了。
有一天系办公室女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大半年过去了，我应该交论文提纲了。我告诉她：“论文我已经写出来了。”女秘书玛莉听罢又吃惊又喜悦，当然不提论文提纲的事了。几天之后我把厚厚的一摞稿纸交到玛莉手里，由她再交给我的导师施瓦茨教授。
经过文字校订之后，打印成一式两份，交给两位评审教授，施瓦茨和麦克法克。
施瓦茨教授没有什么意见，麦克法克教授做了不少批示。我按照批示再次修改，又退交两位教授最终审查，俩人签字表示批准。1986年6月上旬，我获得了用拉丁文书写、哈佛校长和学院院长签字的学位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