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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世界文学名著当中，贾政与卡列宁是独具特色而又意蕴丰厚的两个男性形象。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地位，有着相同的处世态度，更有着相同的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本文试通过比较他们在仕途、情感、结局方面相似的特征，探索其形象中所蕴藏的共同的悲剧因素。
关键词：贾政 卡列宁 悲剧因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贾政是中国清代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而卡列宁则是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里所创造的主要人物之一。两位天才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所创造的这两个形象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将贾政与卡列宁的性格特征进行了三方面的系统比较之后，找出了二者之间所蕴含的共同的悲剧意蕴。
一 同是官僚大机器上一个无奈的螺丝钉
贾政与卡列宁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他们都是贵族家庭里难得的有着正常事业心的成员，他们严格遵循着上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处处以修身养性、知书达礼的形象示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树立了贵族子弟的良好形象。如《红楼梦》里的贾政，在古代男性都妻妾成群的环境里，却只有一妻两妾，并且与家中的丫环婆子没有任何性纠纷，所以与贾赦、贾珍、贾琏相比，贾政的生活显得正派简约得多。这说明贾政一直在用世俗的道德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也说明他的内心希望获得正常人的正常家庭生活。贾政的官不是科举考上的，而是“（贾）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赐官的贾政做的是工部的从五品官员，掌管水利和土木建筑事宜，工作环境平静如水，这就使得贾政没有了其父时代征战沙场的气度和宏大的人生抱负，注定只会平平淡淡，成为一名迂腐软弱、被礼教雕刻得工工整整的官员。小说第四回里这样评价贾政：“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余事多不介意。”林如海也如此评价他道：“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臣”。但这样的“只会看书吃酒”、“每每有归农”之意的孱弱人物放置于一群善于钻营、尔虞我诈的清代官僚强势群体里，显然是不适宜的，也注定他是得不到重用的，因此《红楼梦》给贾政安排了这样的仕途：“贾政自元妃归省之后，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见他人品端方，风声清肃，虽非科第出身，却是书香世代，因特将他点了学差，也无非是选拔真才之意。”即使贾政的女儿身为贵妃，贾政自己也有着雄厚的贵族根基，但因为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的缘故，贾政在仕途上只是个东奔西跑、远离家乡、得不到真正的重用的人物。贾政是在陈旧的官僚体制和封闭的古老传统中生存着的人物，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之下，孱弱古板谦恭退让的贾政只能去适应这种社会环境，绑定在这台腐败的官僚大机器上木偶式地生活着。
而《安娜·卡列妮娜》里的卡列宁虽然也生活在宽裕的贵族家庭里，但其成长环境与贾政却大不相同：“卡列宁从小就是孤儿，父亲他不记得了，母亲死时才十岁，叔叔是一位大官，把卡列宁及其哥哥抚养大。”在缺乏亲情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卡列宁更早地看透了人生，所以他要在“中学、大学时拼命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且由叔叔的帮助，他上了险要的仕途”。用“险要”两字来形容俄罗斯时期的仕途一点也不为过，这种仕途的复杂与凶险已在果戈理、契诃夫等人的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卡列宁看到的是生存的险恶，所以他只能不顾一切地谋求前程，提升自己的尊严与地位。当小说开头安娜刚从外地回来时，匆匆前来接站的卡列宁在车站就对妻子说：“孔德拉季会给你备车，我还要到委员会去”；回到家里，“他要到书房接见在那里的来访者，还要签署管事拿来的一些文件”。可以看出，在工作环境里，卡列宁是一个比贾政重要得多的角色，他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一些，但他同样也是被绑定在这台官僚大机器上的小角色，为了维护在官场中的尊严和地位，卡列宁牺牲了自己的私人时间，把他全部时间都奉献给“繁忙的工作”，变成了一台工作“机器”。身处于俄国的上流社会和官场之中的卡列宁，已不会流露真实的感情，也难以融入正常的家庭生活，他给予亲人的时间正被强大的官僚机器压轧得干干净净，正如安娜所言：“他不是男人，不是人，他是木偶”，他“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所有的东西”。因此，这种性格特征也就注定了他最终得不到真正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幸福。
二 同样对亲情冷漠与对家人苛责
正是因为贾政与卡列宁都处于复杂而凶险的官僚机器之中，而他们二人又热心地追求着各自仕途上的成功和发展，所以官僚这台压轧人类情感的大机器才会挤压了他们的正常心理，致使他们情感世界荒芜，对亲情疏远与冷漠。贾政长年在外为官，远离家庭，使得他与母亲、妻子、儿女之间缺少正常的感情沟通，成了家庭里多余的角色。小说里的贾政在家里虽和王夫人相敬如宾，又一心想讨得母亲的欢心，但长期的枯燥的官场生活已彻底地扭曲了他的性格，使他处处以官场的标准来要求家人，也以官场的标准为儿女们描绘着前途。受封建礼教显身扬名的人生价值观的制约，他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略可望成”的宝玉身上。由于认为读诗词古文都是“虚应故事”，唯有读“四书”才算是真正的读书，所以他对于不认真读书的宝玉，其失望程度可想而知，从他气急败坏“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毒打宝玉的行动中，从他“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和“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的语言神态中，可以看出其内心复杂的心态。而与宝玉的关系又连带着影响到贾政与母亲的关系，一方面贾政想要严管宝玉，一方面又担心母亲伤心，所以他只能在矛盾之中进退两难，难以求得和谐。如在 “制灯谜”一回中，贾政就趁着母亲“越发喜乐”的机会，“赔笑道：‘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这其实也是贾政得不到母亲的理解时，内心酸楚情绪的委婉表达。元春、探春都是贾政的亲骨肉，但他却为了家族利益，把元春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又把探春顶替公主嫁到“一帆风南路三千”的异邦。当“元春归省”在帘内动情地说着“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时，贾政的回答却是：“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承极于万一！”在这刻板的公文语言，正可以表现出贾政的僵硬和性格的扭曲。
同样的，卡列宁在工作上忠于职守，外人评价“他是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聪明正直的人”，但在家庭之中，他的感情上却是麻木不仁，甚至是冷酷的。他之所以娶了安娜为妻，并不是因为他对安娜有了爱情，而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所以才决定了这场婚事。婚后他要求安娜处处以他的官场生活为中心，牺牲掉安娜的自我和正当的感情，给安娜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当他听说了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后，卡列宁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他以“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能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遇到危险”为口实，排除掉了危险的决斗方式；他决定同安娜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是为了保全自己，并借此惩罚安娜，使安娜不能与渥伦斯基结婚，卡列宁还得意地把这一决定解释为：“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妻子，却给予她以悔悟的机会”。为此，他要求安娜照顾他的面子，“社会上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侮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在伪善的外表之下，卡列宁却一直在对安娜进行着恶毒的指责，说她“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为情人背弃了丈夫和儿子的同时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些话给自尊的安娜带来耻辱感，使安娜深受伤害而无法在家中立足，不得不选择离家出走。特别是卡列宁要夺走安娜的儿子，隔绝母子之间的来往，更是从感情上彻底击垮了安娜，使她最终走向自杀的道路。卡列宁的性格鲜明而生动地表现了沙皇时代官僚自私的本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沙皇制度的专制和伪善的本质，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卡列宁手里的权力，使上流社会的贵族们都争先恐后地自愿为其效力来迫害安娜，在这种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之中，柔弱的安娜四处碰壁：她提出离婚，没有人理睬；她要求带走儿子，受到冰冷的拒绝；甚至她来到戏院里看戏，也受到贵族们恶意的起哄，这一切使安娜像一只陷入网中的小鸟一样，最后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可见，在卡列宁生活的时代，俄罗斯社会正是被这种伪善群体主宰着，而这种伪善性质已浸透于卡列宁的心灵，并主宰着他的一切行动，也将最终酿成他个人的悲剧。
三 同样的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有人对贾政的官场生涯做了一个统计，证明贾政花费长达二十余年才完成了一次官位的升迁，而第二次官位的升迁又让贾政苦熬了整整八年，这就可以看出贾政在仕途上的窘迫和难堪。而贾政仕途的窘迫就代表着贾家命运的下降，作为贾家的一个支撑门面的子弟，贾政的谦恭退让、孱弱古板的秉性只能造成最终的坐以待毙的下场，所以在三十三回里忠顺王府的长史官突然造访上门，咄咄逼人的寻衅闹事时，贾政所表现的惶惑和软弱正说明了贾家已进入了仕途的低迷时期，面对忠顺王府的挑衅，在官场里历练了二十余年的贾政竟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期望不要“祸及于我”，他只能用勒死宝玉的方法来求得免除灾祸。而在第九十九回贾政出任江西粮道时，也是由于他的不谙吏治弊端和十足的书呆子气，稀里糊涂就钻入手下人李十儿编制的圈套，听凭李十儿与江西贪官里外勾连侵吞国库钱粮，祸及自身，最终他落了个被参回京的下场。应该说，贾政是封建社会官僚场里的一个牺牲品，是孱弱的封建文人性格扭曲、又无力适应社会的典型，而用这样的人物来充当贾家的实力派人物，寄托着贾家人全部的希望和未来，贾家的命运当然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了，所以当贾府满门被抄、人财两空的命运到来时，贾政也只能是拈须搓手，心惊肉跳，流泪悲叹着：“完了，完了！不料我们一败涂地如此！”
卡列宁性格形成于俄国大环境之中，当时的俄国的农奴制度刚刚废除不久，封建宗法制思想仍然主宰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正是这样的封建官僚制度以及为之服务的法律、宗教、道德、习俗等文化传统，浸染而塑造了卡列宁的自私、冷酷、虚伪、呆板的人格特征。在现实生活里，以卡列宁为首的官僚集团，惯于采用法律与专制来迫害进步的社会成员，也决定了他在家庭内部对妻子采用粗暴的家长式态度来决定一切，他要求安娜牺牲幸福来保持他的尊严和社会地位，但卡列宁渴望得到的这一切最终也化为泡影：他的儿子因为思念母亲而与他疏远，安娜自杀的举动更使得卡列宁在事实上失去了妻子和家庭，受到了更多的指责，感情也陷入更深的困顿中。可以说，是卡列宁身上的自私、虚伪、冷酷的特质，再加上旧俄时期的宗教、道德、习俗等强大的力量，彻底地把卡列宁性格中原有的仁慈清扫得一干二净，也最彻底地把卡列宁推进了孤独与绝望的深渊里。
综上所述，贾政与卡列宁这两个产自不同国度的文学形象，却存在着共同的悲剧因素：贾政为虚伪的封建礼教与官场里的腐败所害，最终成为一个既没有政绩也没有亲情的可悲人物；而卡列宁也被官僚机器所挤压，造成人性的缺失和情感上的极度匮乏。而贾政与卡列宁二人身上所存在的相同的悲剧因素，也说明了中俄作家在小说人物塑造中的某些共同规律。
参考文献：
[1]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任子峰：《俄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王海萍，女，1973—，内蒙赤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工作单位：赤峰学院。
关键词：贾政 卡列宁 悲剧因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贾政是中国清代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而卡列宁则是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里所创造的主要人物之一。两位天才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所创造的这两个形象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将贾政与卡列宁的性格特征进行了三方面的系统比较之后，找出了二者之间所蕴含的共同的悲剧意蕴。
一 同是官僚大机器上一个无奈的螺丝钉
贾政与卡列宁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他们都是贵族家庭里难得的有着正常事业心的成员，他们严格遵循着上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处处以修身养性、知书达礼的形象示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树立了贵族子弟的良好形象。如《红楼梦》里的贾政，在古代男性都妻妾成群的环境里，却只有一妻两妾，并且与家中的丫环婆子没有任何性纠纷，所以与贾赦、贾珍、贾琏相比，贾政的生活显得正派简约得多。这说明贾政一直在用世俗的道德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也说明他的内心希望获得正常人的正常家庭生活。贾政的官不是科举考上的，而是“（贾）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赐官的贾政做的是工部的从五品官员，掌管水利和土木建筑事宜，工作环境平静如水，这就使得贾政没有了其父时代征战沙场的气度和宏大的人生抱负，注定只会平平淡淡，成为一名迂腐软弱、被礼教雕刻得工工整整的官员。小说第四回里这样评价贾政：“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余事多不介意。”林如海也如此评价他道：“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臣”。但这样的“只会看书吃酒”、“每每有归农”之意的孱弱人物放置于一群善于钻营、尔虞我诈的清代官僚强势群体里，显然是不适宜的，也注定他是得不到重用的，因此《红楼梦》给贾政安排了这样的仕途：“贾政自元妃归省之后，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见他人品端方，风声清肃，虽非科第出身，却是书香世代，因特将他点了学差，也无非是选拔真才之意。”即使贾政的女儿身为贵妃，贾政自己也有着雄厚的贵族根基，但因为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的缘故，贾政在仕途上只是个东奔西跑、远离家乡、得不到真正的重用的人物。贾政是在陈旧的官僚体制和封闭的古老传统中生存着的人物，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之下，孱弱古板谦恭退让的贾政只能去适应这种社会环境，绑定在这台腐败的官僚大机器上木偶式地生活着。
而《安娜·卡列妮娜》里的卡列宁虽然也生活在宽裕的贵族家庭里，但其成长环境与贾政却大不相同：“卡列宁从小就是孤儿，父亲他不记得了，母亲死时才十岁，叔叔是一位大官，把卡列宁及其哥哥抚养大。”在缺乏亲情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卡列宁更早地看透了人生，所以他要在“中学、大学时拼命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且由叔叔的帮助，他上了险要的仕途”。用“险要”两字来形容俄罗斯时期的仕途一点也不为过，这种仕途的复杂与凶险已在果戈理、契诃夫等人的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卡列宁看到的是生存的险恶，所以他只能不顾一切地谋求前程，提升自己的尊严与地位。当小说开头安娜刚从外地回来时，匆匆前来接站的卡列宁在车站就对妻子说：“孔德拉季会给你备车，我还要到委员会去”；回到家里，“他要到书房接见在那里的来访者，还要签署管事拿来的一些文件”。可以看出，在工作环境里，卡列宁是一个比贾政重要得多的角色，他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一些，但他同样也是被绑定在这台官僚大机器上的小角色，为了维护在官场中的尊严和地位，卡列宁牺牲了自己的私人时间，把他全部时间都奉献给“繁忙的工作”，变成了一台工作“机器”。身处于俄国的上流社会和官场之中的卡列宁，已不会流露真实的感情，也难以融入正常的家庭生活，他给予亲人的时间正被强大的官僚机器压轧得干干净净，正如安娜所言：“他不是男人，不是人，他是木偶”，他“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所有的东西”。因此，这种性格特征也就注定了他最终得不到真正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幸福。
二 同样对亲情冷漠与对家人苛责
正是因为贾政与卡列宁都处于复杂而凶险的官僚机器之中，而他们二人又热心地追求着各自仕途上的成功和发展，所以官僚这台压轧人类情感的大机器才会挤压了他们的正常心理，致使他们情感世界荒芜，对亲情疏远与冷漠。贾政长年在外为官，远离家庭，使得他与母亲、妻子、儿女之间缺少正常的感情沟通，成了家庭里多余的角色。小说里的贾政在家里虽和王夫人相敬如宾，又一心想讨得母亲的欢心，但长期的枯燥的官场生活已彻底地扭曲了他的性格，使他处处以官场的标准来要求家人，也以官场的标准为儿女们描绘着前途。受封建礼教显身扬名的人生价值观的制约，他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略可望成”的宝玉身上。由于认为读诗词古文都是“虚应故事”，唯有读“四书”才算是真正的读书，所以他对于不认真读书的宝玉，其失望程度可想而知，从他气急败坏“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毒打宝玉的行动中，从他“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和“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的语言神态中，可以看出其内心复杂的心态。而与宝玉的关系又连带着影响到贾政与母亲的关系，一方面贾政想要严管宝玉，一方面又担心母亲伤心，所以他只能在矛盾之中进退两难，难以求得和谐。如在 “制灯谜”一回中，贾政就趁着母亲“越发喜乐”的机会，“赔笑道：‘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这其实也是贾政得不到母亲的理解时，内心酸楚情绪的委婉表达。元春、探春都是贾政的亲骨肉，但他却为了家族利益，把元春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又把探春顶替公主嫁到“一帆风南路三千”的异邦。当“元春归省”在帘内动情地说着“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时，贾政的回答却是：“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承极于万一！”在这刻板的公文语言，正可以表现出贾政的僵硬和性格的扭曲。
同样的，卡列宁在工作上忠于职守，外人评价“他是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聪明正直的人”，但在家庭之中，他的感情上却是麻木不仁，甚至是冷酷的。他之所以娶了安娜为妻，并不是因为他对安娜有了爱情，而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所以才决定了这场婚事。婚后他要求安娜处处以他的官场生活为中心，牺牲掉安娜的自我和正当的感情，给安娜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当他听说了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后，卡列宁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他以“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能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遇到危险”为口实，排除掉了危险的决斗方式；他决定同安娜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是为了保全自己，并借此惩罚安娜，使安娜不能与渥伦斯基结婚，卡列宁还得意地把这一决定解释为：“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妻子，却给予她以悔悟的机会”。为此，他要求安娜照顾他的面子，“社会上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侮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在伪善的外表之下，卡列宁却一直在对安娜进行着恶毒的指责，说她“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为情人背弃了丈夫和儿子的同时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些话给自尊的安娜带来耻辱感，使安娜深受伤害而无法在家中立足，不得不选择离家出走。特别是卡列宁要夺走安娜的儿子，隔绝母子之间的来往，更是从感情上彻底击垮了安娜，使她最终走向自杀的道路。卡列宁的性格鲜明而生动地表现了沙皇时代官僚自私的本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沙皇制度的专制和伪善的本质，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卡列宁手里的权力，使上流社会的贵族们都争先恐后地自愿为其效力来迫害安娜，在这种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之中，柔弱的安娜四处碰壁：她提出离婚，没有人理睬；她要求带走儿子，受到冰冷的拒绝；甚至她来到戏院里看戏，也受到贵族们恶意的起哄，这一切使安娜像一只陷入网中的小鸟一样，最后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可见，在卡列宁生活的时代，俄罗斯社会正是被这种伪善群体主宰着，而这种伪善性质已浸透于卡列宁的心灵，并主宰着他的一切行动，也将最终酿成他个人的悲剧。
三 同样的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有人对贾政的官场生涯做了一个统计，证明贾政花费长达二十余年才完成了一次官位的升迁，而第二次官位的升迁又让贾政苦熬了整整八年，这就可以看出贾政在仕途上的窘迫和难堪。而贾政仕途的窘迫就代表着贾家命运的下降，作为贾家的一个支撑门面的子弟，贾政的谦恭退让、孱弱古板的秉性只能造成最终的坐以待毙的下场，所以在三十三回里忠顺王府的长史官突然造访上门，咄咄逼人的寻衅闹事时，贾政所表现的惶惑和软弱正说明了贾家已进入了仕途的低迷时期，面对忠顺王府的挑衅，在官场里历练了二十余年的贾政竟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期望不要“祸及于我”，他只能用勒死宝玉的方法来求得免除灾祸。而在第九十九回贾政出任江西粮道时，也是由于他的不谙吏治弊端和十足的书呆子气，稀里糊涂就钻入手下人李十儿编制的圈套，听凭李十儿与江西贪官里外勾连侵吞国库钱粮，祸及自身，最终他落了个被参回京的下场。应该说，贾政是封建社会官僚场里的一个牺牲品，是孱弱的封建文人性格扭曲、又无力适应社会的典型，而用这样的人物来充当贾家的实力派人物，寄托着贾家人全部的希望和未来，贾家的命运当然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了，所以当贾府满门被抄、人财两空的命运到来时，贾政也只能是拈须搓手，心惊肉跳，流泪悲叹着：“完了，完了！不料我们一败涂地如此！”
卡列宁性格形成于俄国大环境之中，当时的俄国的农奴制度刚刚废除不久，封建宗法制思想仍然主宰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正是这样的封建官僚制度以及为之服务的法律、宗教、道德、习俗等文化传统，浸染而塑造了卡列宁的自私、冷酷、虚伪、呆板的人格特征。在现实生活里，以卡列宁为首的官僚集团，惯于采用法律与专制来迫害进步的社会成员，也决定了他在家庭内部对妻子采用粗暴的家长式态度来决定一切，他要求安娜牺牲幸福来保持他的尊严和社会地位，但卡列宁渴望得到的这一切最终也化为泡影：他的儿子因为思念母亲而与他疏远，安娜自杀的举动更使得卡列宁在事实上失去了妻子和家庭，受到了更多的指责，感情也陷入更深的困顿中。可以说，是卡列宁身上的自私、虚伪、冷酷的特质，再加上旧俄时期的宗教、道德、习俗等强大的力量，彻底地把卡列宁性格中原有的仁慈清扫得一干二净，也最彻底地把卡列宁推进了孤独与绝望的深渊里。
综上所述，贾政与卡列宁这两个产自不同国度的文学形象，却存在着共同的悲剧因素：贾政为虚伪的封建礼教与官场里的腐败所害，最终成为一个既没有政绩也没有亲情的可悲人物；而卡列宁也被官僚机器所挤压，造成人性的缺失和情感上的极度匮乏。而贾政与卡列宁二人身上所存在的相同的悲剧因素，也说明了中俄作家在小说人物塑造中的某些共同规律。
参考文献：
[1]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任子峰：《俄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王海萍，女，1973—，内蒙赤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工作单位：赤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