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现有一千三百多个县。作为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善之区），县城是城乡之间最主要的中介，可谓“城市之尾、农村之头”。有网友说：“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县城才是中国的底色。”
　　邓丽君有歌：“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小城故事真不错。”如写一篇《生活在小县城的N个理由》，可列出诸多说辞，如生态环境较好，工作和生活节奏不像大城市里那么快，房价相对不是很高，通勤方便，人际间多少尚存人情味，因交际半径小彼此易牵线搭桥，到乡村去休闲度假便捷等。信息闭塞原是小县城的通病，而今网络普及，这已不再算局限性。
　　上海作家周泽雄在《小县城的活法》一文中，引浙江某县城文友的话：“据可靠数据统计，中国人夫妻生活的质量，小县城里的居民位列第一，城市越大，排名越后。”他还说：“我稍一细想，觉得话虽糙了点，但也不无道理。谁让我们生活节奏这么快，生活压力这么大？看看他们，一顿饭可以吃上三个小时，单位与家庭的距离通常不会超过一公里，同事和邻居往往合二为一，随便在街上走走，都可能碰到十来个熟人，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可能遭遇到一份亲切。那份不把时间当回事的从容劲儿，看着也能闻出一股茶香，哪像我们，整天把日子当牲口赶。”《新周刊》曾有一篇《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状态，是在大城市过小县城的日子》。“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不算很离谱。
　　不过，县城人倘盲目乐观，一味自夸小县城“真不错”，则显失明智，且显得没见过世面。其实，都市人羡慕小县城里的生活，不过是出于“围城”心理。小县城纵使“充满喜和乐“，但有一条令其在大城市面前黯然失色，那就是要大有作为，就得走出小县城，闯荡大都市。吴昌硕倘一辈子在安吉老县城里的“芜园”耕读，而不到苏州、上海，恐怕只是一个小有才情且很用功的乡村画师罢了。鲁迅倘不走出绍兴，何以有后来的鲁迅？沈从文二十岁时离开小县城“凤凰”到京城，才成就其骄人业绩。余华以江南小县城的牙医身份开始写作，其成“正果”并不在小县城。贾平凹在《秦腔》中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在县上工作长了，思维就是小县城思维，再这样呆下去……只能是越来越小，越来越俗，难登大雅之堂！”有志青年岂可不慎乎？
　　“小县城思维”的特征，首先可概括为“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不是”。“自以为是”指在乡下人面前，自以为是城里人，见多识广，在县城里老吃老做，自信多多。而“自以为不是”，指县城人知道自己不过是小小县城之人，真正到了大城市，又会缩头缩脑、蹑手蹑脚，可谓“乡下老大，城里老七”。那些不上不下的人，在小县城大多混得如鱼得水。
　　“大城市里有的，我们也尽量不要落下”，是“小县城思维”的另一个特征。《北京青年报》女记者黎宛冰写某县城的一段话不乏代表性：“这个小城和中国的大多数小县城没有多少区别，唯一能标明它是座城市的是，一个街心的广场，广场上有一座矫揉造作的雕塑，这些僵硬的人手心向天，你争我夺地顶着一只球。我在小城里总见到这样的雕塑，以各种形式顶个球：工农兵顶个球，民主和科学顶个球，人类和动物顶个球，虚构和现实顶个球，男人和女人顶个球，它们分布在许多城市里，变成标志城市文明的丑陋景观。”小县城固然要向大城市学习，但问题是大城市里的许多东西，一旦到了小县城就会变味，变得不是滋味。恶俗本身倒还可以原谅，让人不大受得了的是把恶俗当高雅，视肉麻为有趣。
　　文艺家们对小县城也多有不屑。小说、电影以写（拍）城市或农村为多，小县城常是被遗忘的角落乃至盲区（贾樟柯曾是例外）。韩浩月在《中国青年报》上有过《热闹的县城，落寞的县城文化》一文。难怪年轻人感叹：“北上广容不下肉身，小城市放不下灵魂。”
　　其次，“官本位”意识特浓是“小县城思维”一大显著特征。网上有一篇署名“农村印记”撰写的“深度好文”《混在县城》，作者发激愤之言：“在县城，只有官场，没有职场。”因为“一官半职在都市是职业，在县城就是领导”。小县城里虽无大官（撑死不过正处级），但“官本位”意识“浓得化不开”，这是“小县城思维”最被诟病之处。作家孟庆德在《小县城》一文中写道：“小县城小，机关衙门的楼房和门脸也就小，但机关衙门里的人架子都很大，比省长还大。参加过一次宴会，十几张桌子都坐满了，人们等了许久，餐厅大门终于打开，一些科级的局长穿着讲究地被人簇拥进来，进来是进来了，都高抬着头，谁也不看，一径向专门为他们安排的单间走进去。”
　　“混在县城”，最重要的是人脉关系和人情交往。有关系的顺风顺水，没关系的死蟹一只（谚曰“拎着猪头寻不着庙”，或“关系接错轨，烧香引出鬼”）。县城既带来“熟人好办事”的便利，也导致私人空间的坍塌。在小县城，任何人的生活都很容易被别人插上一脚。那些热衷打探和传播别人私生活的人，说起人家轧姘头，两眼像燃烧的煤球，其嘴脸长得像电视发射塔。
　　由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规则意识、边界感和相对公平的机会，在大城市较多而小县城较少。已习惯城市生活规则的人，回到县城会有明显不适。另外，小县城文化消费普遍不高，想要找到太多“文化氛围”和“文化品位”，大半是奢望。至于文化名人，比晨星更寥。1985年以陕西省长安县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大中文系的陆步轩，后来发配回原籍，在县城街头卖肉，一不小心成了“新闻人物”。
　　因盛行“官本位”，自然就不大重视人才（专才）。有的人在大城市混不好，以为回小县城会被当个宝，结果还是根草。而京城或省城什么人，只要头衔“高大上”，到了县里也会在场面上被供起来。我在县城听过某些不乏来头的专家、学者做报告，对中国县情、乡情、村情两眼一抹黑，所论牛皮哄哄，大而无当，一点不接地气，就像我那文盲外婆说的：“书读到屁眼里去了。”
　　眼下搞城市化，用行政手段的擀面杖，摊大饼似地拉大城镇框架。倘邓丽君再世，当唱“拆的拆，建的建，小城建设真是快”。不少县变成了县级市或大城市的一个区。县城原住户的比例如今已越来越低，而越来越多的是从乡村来此定居的。此大势不可抵挡，问题是广大县城原来就缺少现代公民意义上的“市民”，而新进住县城者，更不会随居住地的改变而自动变成“市民”。于是，小县城里既一以贯之地保留和传承了“城里人”的种种劣根性（类似鲁迅说的“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又平添了一种农民特有的狡黠。不城不乡，亦城亦乡，半城半乡，似城实乡，颇有圆机活法。《混在县城》的作者托名“农村印记”，现阶段的中国县城，确乎有太多的“农村印记”。
　　上述种种并不是小县城不良文化之要害，私忖其致命伤在容易颓损人的精神，导致不思进取，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丧失自强不息、励精图治的心志，如生活在地方特产较丰、人均收入较高、生态环境较佳、社会治安较好、民风较淳的山区、半山区县的县城，更易如此。小县城的人要走向大舞臺，除了要有更多的奋斗精神，还要有对过往安逸生活之想念的强大免疫力，否则，虽出而又泯然众人矣。
　　纵览中国政治史，“郡县治则天下安”，县一级承上启下，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理应成为有志之士干事创业的舞台。但小县城当下存在的一些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上的弊端，也亟待清除。
　　笔者素无大志，更无宏才，便年复一年在小县城里苟且，就像在围棋盘上“二路”爬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