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当年的知青队长石小林邀请太原知青回插队乡村——原晋祠公社王郭大队去看望老连长王命有。我们闻讯后立即欣喜若狂地聚拢到一块儿，一行八人匆匆忙忙奔回30余年前插队的村庄。久别相逢，举杯畅饮，说不完的心里话，道不尽的思乡情。当年老连长指挥着“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50多名知青，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沙场秋点兵”，平田整地的情景至今依稀浮现在我们眼前，当年老连长的矫健步伐及英雄本色还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知青的心里。“弹指一挥间”，30多年过去了，老连长已年逾古稀、白发苍苍，但身子骨硬朗，精神矍铄、风度翩翩，军人的风采依然不减。我们举杯共祝老连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酒宴间，我一眼认出了当年的大队会计王智(苟嘉)。他平时幽默风趣，豪爽而精细，多年主管全村的财务，在3000多人的大村子里，账目笔笔清晰。如今王会计已花甲之年，依然满面春风，笑声朗朗。我们边饮酒边思源，说到老书记张昌文、年轻书记王风喜、副书记牛彩英；谈起我们曾多次看望过的知青指导员张佗寿。那时张指导员刚从部队复员，比知青大不了多少，他刚毅正直，质朴严肃，又有书法、绘画的特长，大家都很敬佩他。张指导员细致入微地关心知青们的生活；循循善诱地引导知青们的思想融入农村实践活动；井然有序地安排知青们的农务劳动；兄长般地带领着我们度过了难忘的蹉跎岁月。如今他也花甲之年、儿孙满堂。我们祝福他生活幸福、健康长寿!大家觥筹交错，畅所欲言。我拉着情同姐妹任素萍的手，如数家珍般地念叨着同龄友人：王润香、段宝梅、郭荷花、冀平、王春花、白月娥、尤桂兰等等。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施展着文韬武略。我永远怀念素萍的哥哥任炼金。当年在科研组我们朝夕相处了三年多，在繁重的劳动中，他时时处处关照我们这些城里娃，脏活累活都带头做，对科研项目热情执著，才华横溢，农科院下放干部王院长非常器重他，在1976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曾破格选拔他到农科院深造学习，正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谁曾料想天有不测风云，风华正茂的他因车祸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不已。大家又谈到村里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大部分人家都盖了小二楼，奔向了小康。这时老连长提议带领我们到村里去看一看，领略一下村里的新风貌。
　　我们一行来到了村头的老爷庙，清一色的砖墙增添了古老寺庙的青春活力，院墙、院门都翻修一新，崭新的四个角楼上分别悬挂着钟磬。院子里的南北房拆掉后形成了宽敞的走廊，墙壁上镌刻着许多书法作品。屋顶金黄色的琉璃瓦与红日交相辉映、鲜艳美丽。能清晰再现往日景象的唯有挺立在寺院当中的这棵参天古槐了。它粗壮高大、枝繁叶茂，一到夏日，浓荫覆盖着整个寺院，幽静清爽、沁人心扉。走过庭院跨进正殿，堂中央供奉着菩萨的神像，它微笑地迎接着久别的青年人，罗汉恭敬地肃立在两旁。环绕神像的三面墙壁上画满了三国人物的故事图，彩色的，非常生动形象、诱人眼球。想当年这里是我们科研组的稻谷仓库，有一次我走进大殿选择优良品种时，因观看壁画专注，竟身不由己地感到号角吹响、锣鼓齐喧、战马嘶鸣，自己仿佛置身于旷远的古战场之中，俨然是个三国人，任凭诸葛亮指挥火烧赤壁、六出祁山呢!神游天外而意在时空啊!当我徘徊在正房的走廊上时，仿佛又看到了慈祥和睦、笑容可掬的福堂爷爷。福堂爷爷是一位复员军人，腿略有些残疾。当年他一人独居在这寺庙的两间正房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为大队部抄抄写写，安度晚年。32年前，在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红海洋中，我恰逢高中毕业，就主动、热情、义无返顾地投入了这个热潮中，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知青们踏着泥泞的道路来到王郭村大队部，第二天，我在寺院认识了福堂爷爷，他推荐我到科研组劳动。每天下工后，我再到爷爷家仿写欧阳询的《多宝塔》、钟绍京的《灵飞经》等字帖。他辅导我写各种应用文，让我读报。我还钟情于写知青小说和打油诗。繁重的劳动常常使我筋骨疼痛、疲累难忍，但一来到福堂爷爷家的写字台前就振作精神习字行文。有一天劳动回来，我饿得头晕眼花、坐卧不安。福堂爷爷立刻到寺院南边的粉条厂给我要来一大碗粉条，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直到今天我还能体验到在饥饿中得到食物的那一份欣喜!还有一次，我病得昏昏沉沉，浑身无力，倍感心灰意冷，前途渺茫，福堂爷爷边给我吃药边鼓励我说：“年轻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有恒心、毅力，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后来，我通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田间劳动的艰苦锻炼，自发地刻苦进取，日以继夜、年复一年地拼搏学业，终于获取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学历，在省级重点中学的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了30余年。尽管福堂爷爷去世多年，但我始终坚持遵循爷爷那次语重心长的叮嘱，以此来告慰福堂爷爷的在天之灵。
　　寺庙的对面是当年大队科研组的温室。白吉成队长率领十三四个社员搞麦子、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研究。6名知青(2男、4女，我是女生之一)被分配到科研组劳动。白队长当时年过半百，有丰富的农业经验，看看天能准确地安排播种、施肥、浇水、收割的农活；抬抬腿能丈量策划平田整地、套种改良的方案。他接收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拎、五谷不分”的这些城里娃，手把手地教我们撒种、间苗、锄地、插秧、割麦、打场等农活。记得头一年间苗时，我蹲了一会儿就腰酸背困、腿麻得不能动，只好双手托地、连跪带爬，半天间不了几棵苗，眼看分配下的任务完成不了，急得直哭。经过白队长的帮助，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内心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情。
　　我们一行又来到当年知青曾经居住的地方——玻璃厂旧址。昔日高大的厂房和烟囱都已变成崭新的居民楼。寺庙的后墙根原有一块儿知青的菜地，那里充满了知青尝试种菜的许多往事。想当年道路两旁是碧绿的稻田，夏日青蛙的聒噪声曾使知青们彻夜难以入眠，至今还记忆犹新。
　　1976年1月8日晓风残月时分，悲痛的噩耗传来：周恩来总理逝世。知青们自发地臂戴黑纱与全村老少迎着凛冽的寒风，肃立在村西头召开追悼会。我受命在台上宣读冰冷的讣告，难以抑制悲痛的泪水边哭边读，台上台下哭声一片。几日后我独自悲愤地乘汽车到太原五一广场，乘火车到天安门广场，日以继夜地抄写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返回村里后，我又天天写“伤痕”日记，在板报上抄录《天安门诗抄》，缅怀周总理一生平易近人、无私奉献的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悲伤痛苦的泪水常常浸湿文稿，痛苦的心灵只能在田间繁重的劳动中或业余写作中得以宣泄。
　　1976年6月，白天还“风吹麦浪十里香”呢!晚上一场暴风雨袭来，即将收获的麦子霎时间都浸泡在沼泽泥滩里了。白队长、老王家、老董家等几位老一点儿的社员，蹲在地头老泪纵横，号啕大哭。知青们看着他们哭得伤心也跟着掉泪。待到第二年麦子成熟后，知青们懂得了接受教训，奋勇当先地与乡亲们连夜抢收，“龙口夺食”。在体验了繁重的劳动后，我心里千百次地祈祷上苍，让我们把麦子收割后再下暴雨吧! 心想：“若再遇上暴风骤雨，最先放声大哭的是我们这伙儿知青。”那一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也危及到我们知青插队的村庄，那天夜里正在睡梦中，知青宿舍的床铺、衣箱物品顷刻间坍塌到地穴里。原来我们住的宿舍下面是一片坟墓，地下空空的，大伙儿顿时惊骇万分。知青们爬出地穴，跑到大队部找领导。结果大部分村民同样也被水淹了，大队干部正泡在污水中抢险救灾呢!情急之下知青们也奋不顾身地冲入水中帮乡亲们转移东西物品。18岁的知青们就是这样，在几经暴风骤雨的洗礼后，接受了“上山下乡的再教育”；品尝了生活的辛酸苦辣；深刻地烙印了人生难忘的史实。
　　刚插队时，村里领导和村民们都认为城里娃吃不了多少，就让知青们随便吃，还派李大爷负责给知青们做饭。李大爷天天变着花样、精心做饭菜。第一年的冬天，知青们天天到村西头的河边平田整地，整天干苦重的土方工程，不到半天肚子就咕咕叫了，见了饭菜激动得掉眼泪。我们这些“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来没工作”的城里娃饿慌了!似乎人人有个深不见底的“麻袋肚”。用两支筷子串上七八个馒头，没有菜都可以“狼吞虎咽地吞下去，食而不知其味”。几个月下来口粮告急，一年下来大队闹粮荒了。因为当时国家规定第一年每个知青每年供给400斤粮食，第二年自给。现在每一个知青都超标了几百斤粮食，大队也不富裕呀!于是第二年改为知青定量吃饭，单独核算，并选派知青伙食员给大家做饭。按每个人吃的多少扣自己所得的工分。知青们所挣工分还不够自己每天放开肚子吃的口粮，所以每天的食量一下锐减到半斤八两。这根本吃不饱，没办法只好打点野食，比如：水煮青蛙、火烧玉米、烤红薯、挖萝卜吃等等。男知青挖水渠，挖回冬眠的蛇，剥了皮，焖在米饭大锅里，黄澄澄、油辣辣、香喷喷的，好吃极了!到桃儿刚刚熟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吃一两个来充饥。有一次，科研组的几个知青到林业队摘桃子，刚往背心里放了两个就听见犬吠，慌乱中弄出了声音。看桃园的喊话了：“谁偷桃儿呢?”知青们边往麦地里跑边扔掉刚装在背心里的桃子，一溜烟地跑到科研组社员的身边，觉得有亲人呵护了，谁知却把对方引入家门了。“白队长，你的人偷桃!”白队长抽着烟袋锅不吱声。嘴快的抢上话茬说：“你拿来证据啊!不要找我们科研组的，我们科研组的人才不稀罕你们林业队的东西呢!去、去，走开，别耽误我们干活!”看园人的手往麦田里一指，几个桃子赫然显现在大家眼前。全组的人终于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连平时不苟言笑的白队长也“噗嗤”地笑了。知青们都羞得无地自容了，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看园子的人牵着狗走了，大家都去劳动了。不一会儿，白队长走过来递给我们几个桃子，对我们说：“快吃了!以后可别再去偷了，过几天到我家园子里吃吧!”知青们面面相觑，顿时都涌出了满眶的泪水，一股暖流遍及全身。
　　冬天，知青们大都穿着黑色灯芯绒的布棉鞋，劳动到天黑时鞋底、鞋帮都被汗水浸湿了。临睡前烤干了第二天再穿，这样周而复始。有一晚我把鞋子烤在圆桶式的铁炉上睡着了，一觉到天亮时大家闻出怪味，一看鞋轮廓虽然完好如初，但已烤焦了。
　　想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城里娃，家境都很贫寒。在多子女的家庭里，大的几个插队后才能照顾最小的留城。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知青上山下乡一方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方面找到了吃饭、睡觉的栖身之地。因为只有插队才是当时年轻人的唯一出路。刚下乡时，知青穿着连膝盖带屁股都补着大补丁的裤子和破旧的衣衫，用着简单的铺盖卷，席地睡在稻草上，乡亲们看着可怜，一年四季的衣服总要检点招呼。最难忘的是荷花的妈——郭大妈。郭大妈为我缝制冬装，她把柔软轻盈的棉絮夹在两条秋裤里缝成棉裤，我穿在身上贴身暖和，劳动起来也很方便。至今我和荷花情同姐妹，每到晋祠一定要去看看荷花姐。上次在素萍家聚会时见到众多的姐妹，高兴的话儿满天飞，激动的心情荡漾在心田。我常常自诩自己是“晋祠人”，王郭是游子永远思念的家乡，无论我走到哪里，永不改变的是这浓浓的乡情。
　　“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到春节，我们思乡情切，往往相邀返回村庄，最想看也最喜欢看的是背棍、旱船和高跷等节目的表演。记得那年，晋祠公社搞文艺汇演，我们从太原请友人为知青编排了反映田间劳动的舞蹈，尤桂兰老师亲自为我们化妆彩排。在晋祠公社门口搭的大戏台上，由我领跳、十几个女知青浓妆艳抹翩跹起舞。台下掌声如雷，口哨声、叫好声经久不息。到小店区参加知青大合唱的盛况更是空前。我正在台上挥手打着拍子，系在腰间的解放军方口皮带突然崩开了，我掉头跑下台来急得直跺脚。知青好友春香忙给我系上她的。我回到台上继续指挥。演出结束后，夜已很深了。知青们乘坐在大卡车上，一路歌声一路欢笑地回到村里。至今还记得在“太原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受到表彰时，我的那份激动心情和立志扎根农村革命到底的那么一种精神状态。
　　许多年来，知青们常常聚会，也常常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在村里搞的文体活动。想当年我们也给“广阔天地”增添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在插队的日子里，知青们曾经攀登过天龙山的巅峰；抚摸过天龙山石雕弥勒佛的笑脸；也曾泛舟晋祠公园美丽的湖畔；饱览这里的名胜古迹；观赏这里的青松翠柏、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美景；畅游一江春水、搏击万里长空、放飞理想、任思绪飘扬……30多年过去了，这段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记忆，给了我们不怕吃苦、知难而上、勇于拼搏的精神，这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唉!快走吧!天要晚了!”友人的叫声把我从思绪中拉回现实。我们告别了老连长，依依不舍地离开村庄。车开得很远很远了，我回头看，老连长还在向我们挥手，两行热泪潸然落下，胸中荡漾着几度蹉跎岁月的激动情怀。
　　(责编 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