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与袁世凯订交，始于戊戌维新。此前，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上奏建议开经济特科。由于这个提议，得罪了自己的座师——进士考试时的主考徐桐，在百日维新那一年，严修贵州学政任满，回到北京。
　　徐桐在自家门房贴上一个字条，上面写着：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那个年月，师生关系非同小可，严修卸任回京，非拜见老师不可，结果不僅吃了闭门羹，而且等于被逐出门墙。
　　不过，在老师那里吃了瘪的严修，受徐世昌之邀，去小站参观新军，却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这个朋友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不止是洋操练的好，步伐齐整，关键是训练扎实，从严、从实。而且一扫旧军的积习，不克扣军饷，从兵到官，精神面貌和体质，都棒棒的。这样的军容风貌，在中国任何一支军队里，都是看不到的。
　　可以说，不是袁世凯这个人，而是袁世凯练的兵，打动了严修，从此，两人结下莫逆之交，至死不渝。
　　戊戌政变之后，严修虽然没有参与变法，但那个建议开经济特科的奏章，已经足以让他不受待见了，从此赋闲在家。
　　严家是世代盐商，不差钱。经过庚子之乱，和他的家庭教师张伯苓一道，从家塾开始，办新教育。新政开始，经袁世凯的推荐，严修再次出山，他当年的建议也真的被落实，朝廷开了经济特科。教育部成立，严修成了主事儿的侍郎，废科举和兴学堂的一切筹划，都有他的份儿。
　　然而，摄政王载沣上台，风云突变。袁世凯被罢免，赶回彰徳养莫须有的“足疾”，严修不胜之怒，上书抗议，然后挂冠而去。袁世凯离开北京，只有两个人相送，一个是杨度，另一个就是严修。严修从此在民间办教育，不问政事。
　　辛亥武昌起义，朝廷再次起用袁世凯。得到内阁总理大臣职位的袁世凯，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严修，此后又多次相邀，可是，无论袁世凯怎么劝，严修都不肯出山。无论给什么位置，都不要。但是在这期间，袁世凯的三个儿子被严修带着出游欧洲，由严修安排在欧洲留学。也就是说，严修不做袁世凯的官，但依旧做朋友。
　　袁世凯闹复辟的时候，严修直奔袁世凯的府里，直截了当表示自己的担忧，恳劝袁世凯不要复辟。袁世凯这一回对老朋友的话表示不以为然。再上门，就有点见不到人了。
　　严修跟袁世凯谈了什么，没有录音，两人后来也都没有提。但是，此后严修给同样不赞同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写了一封信。在信上，严修认为，从世界大势看，帝制在20世纪很难存活了。就中国而言，不改政体，存亡不可知，但如果改了，危亡就在眼前。为袁世凯本人考虑，如果不复辟帝制，还不失为一个伟人，如果复辟，内对不起自己的本心，外则对不起国民。同时，既无以面对前清之列祖列宗，也无以面对千秋万代，是“欲以无信立国，而以无耻导人。金钱炫其前，铁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视如诳语。”
　　话说得很重，也很到位。把当时帝制运动中重金钱运作，威逼利诱的丑态，都点出来了。
　　按道理，张一麐是会把信转给袁世凯。但是，这样的忠言打动不了袁世凯。袁世凯的女儿说，他父亲就是两手，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刀，听话就给钱，不听话就吃刀。这不就是金钱炫其前，铁钺劫其后吗？
　　还好，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临死的时候，非常后悔没听严修的话。说严修是不在乎名利的国士，国士在前，劝他他不听，自取其败，怨不得别人。
　　袁世凯死后，严修在帮助打点了丧事过后，闭口不谈这位老朋友的事儿，一直到去世，无一字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