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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时隔六七十载，五四前后那场文化和历史的重建成了历史。《白话文学史》作为六十年前发生的一个社会行为、一则文化事件、一项学术活动抑或一通热情饱满的话语，已无法复原它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生动和现实感。今日之读者也不复象五四读者那样，对它怀着一份发自经验和情感的、不言自明的理解和默契。半个多世纪的时空置换，似乎足以使我们眼前的《白话文学史》化作古铜器上的又一道铭文，其一勾一勒尚未斑驳，但却既镂记、又掩盖了一个永不返回的时代，赋与它史诗般的悲壮与严峻。同时，半个世纪的历史落差又足以将宣判过去的《白话文学史》也宣判为过去，宣判为历史必然面前的一幕非滑稽喜剧。旧籍新刊的《白话文学史》所际遇的便是这样一片被历史间隔过的视域。
或许应该强调，“白话文学”一如“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所独有的、已经弃置不用的概念。对于当今身处另一语境的读者而言，《白话文学史》一书的标题有如一个答案未卜的谜面。虽然人们对“白话文学”或“白话”已经久有耳闻，但它们在当年乃至今天的文化语境中究竟意味什么却尚属悬念。即使作者胡适本人也并未留下多少正面解释，除去一个近乎同义反复的定义——白话写的文学。实际上，由于《白话文学史》过于象一部造出的历史而非记载下的历史，恐怕已有人对“白话文学”名目的可靠性充满怀疑了。确实，精于考证的胡适当年似乎无心在选题、立论以及概念的准确性上多作学问，全书的两个基本概念——白话文学与古文传统互相之间剥离不清，以这两个概念去界说作家作品时不无勉强之处，而且，把“白话文学”视为一种衡量一切“好”文学的标准似也难免绝对。
然而，《白话文学史》那类近于虚构性叙事的结构、描绘及语调，却允诺了一个你必须最后自己得出的答案。在交代“白话文学”这位主人公的底细之前，你首先被告知它是全书的正面形象，而古文文学则是它的冤家对头。你看得出，它们的对立就象善与恶、黑夜与白天一样不可调和。然后你读到，它们双双引出两条贯穿始终的主副情节线或矛盾冲突线，这种矛盾冲突是一种压迫被压迫、奴役反奴役的斗争，其结果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和“白话文学的发达史”，“白话文学”的不屈和胜利一如弱小的英雄战胜强大的歹徒，顽强的生命战胜死亡。在这个完整的过程中，你必须象逐渐了解主人公的个性特点那样，一点一滴地搜集“白话文学”的概念内涵：它是活文学而非死文学，它是真文学而非假文学，它是活泼自然的文学而非僵死雕饰的文学，它是讲求“实用”的文学而非崇尚“华丽”的文学，它是“表现人生的”文学而非“没有人的意味”的文学，它是“田野”的文学而非“庙堂”的文学，它是民间的文学而非应制的文学，它是平民的文学而非贵族的文学……。最后你会进一步发现，上述两两对立的诸多概念已分别在“白话文学”和“古文传统”名下集成长长的两大系列，而“白话文学”和“古文传统”本身则已成为一双对抗性的概念集合体。这些概念不一定精确，但却醒目，褒贬鲜明，其文化内涵更易为今日读者们接受和理解。它们象滚雪球一般不断填充、丰富、廓清着“白话文学”在那一特定文化时代的意义、职能和适用范围。卒读全书后，“白话文学”负载的信息终于大大超出了单薄的字面含义，甚至也有违胡适开篇的界定，但你却被招唤引导着逼近了所要寻找的答案——“白话文学”内在的文化信息。
那么，什么是“白话文学”？显而易见，它不是一个狭窄的语体范畴，不是“白话写的文学”。如果说在《文学改良刍议》等有关文体改革的短文中，“白话”的问题还不过是个语言问题，那么在《白话文学史》的上下文中，“白话文学”却已是一个可以与诸如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人生的文学、被统治者的文学等一系列时代色彩更鲜明的语汇互相置换、互相翻译，至少处于同位的概念。由此推之，“白话文学”是胡适用以指谓被历史地排斥于封建文化舞台边缘的一切非正统文学传统的总称，虽然不一定是恰当的总称。可能作者乐于以为这位主人公树碑立传的方式，将封建社会文学舞台的中心与边缘、上尊与下卑来一番倒置，乐于以《白话文学史》去颠倒“被颠倒”的历史。这或许是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性满足”，但又是五四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白话文学是一个实际参与了文化重构，并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概念。
不过，《白话文学史》提出的问题远不止此一端。有必要指出，即便承认“白话文学”是一个多义的概念集合，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它也依然是一个不确切的、有几分词不达意的称谓。把这一点归咎于作者是很容易的，但未免有卸责任于古人之嫌。我们应该看到，“白话文学”与“为人生的文学”或“平民文学”一样，是特定文化环境约定俗成地造就而成的符号，其内容与文字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固有或必然的，而是由某些人提出、又被更多的人不究其恰当与否便认可和承诺的。不同只在于，“白话文学”当时享有的内涵由于种种原因失落于历史的变迁中，并未沿用到今天。换言之，“白话文学”是一个被大时代的文化密码编就的象喻，而今天这一密码已不再流行。因而，这一象喻的字形本身与它们在历史上一度享有的含义之间就出现了脱节、疏离和断裂。它的含义不再一目了然，必须经过译解才能复现。而在意义最终复现之前，这一象喻与其说是一种喻示，毋宁说是一种掩盖，与其说透露信息，不如说封闭信息。不仅《白话文学史》，一切存留至今的历史铭文都在它们凝固而神秘的字句坚甲下，禁锢和掩藏着丰富的、一度生机勃勃的文化信息。事实上，由于《白话文学史》被人们忘却多年，今番猛然记起时，历史造成的意义疏离就更为触目。它将当代读者置于一个似乎别无选择的境地：如何破译历史本文，如何穿透它们坚硬的中性外衣，将内里的文化信息激活并尽数释放到今世来。
为了清楚起见，我乐于举例说明这个问题，也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对《白话文学史》的零散试译。请看下述一对比喻：白话文学是“不肖子孙”的文学，而古文传统则是“肖子肖孙”的文学；“肖子”们唯恐有违古人而一味仿作，而“不肖子”们却因其不肖而代表时代。无须讳言，这是一对古老而又平淡的隐喻。但对五四时代稍有了解的人则会看到，在当时的一些文章中，它们是一对常见的、再生过的隐喻。本来，“肖”与“不肖”，冰火不容，一褒一贬。而在五四时代，尽管字眼及其对抗关系原封未动，但已经颠倒了封建文化的价值内涵和情感好恶，文字不改而意义全非，反讽深矣。作为一个隐喻，这一倒置暗示了观念领域中的一连串颠覆：“肖”则同，“不肖”则异，崇异贬同，逆“天下大同万物归一”之道而行之，此其一；“肖”必复古，“不肖”必革新，逆“古已有之”的时间价值观而行之，此其二；“肖”近“孝子”，“不肖”近“逆子”，张“逆”灭“孝”，反封建伦常之根本而行之，此其三。可以说，不论作者本意如何，选用“不肖”“逆子”这一对经过大时代编码的特定语汇，便已经将其反封建价值伦常的鲜明内涵全部转嫁给“白话文学”这个载体。这一转嫁过的信息是作者未曾言明的、有待读者去译解的东西。此外，书中还有些显然是约定俗成的概念，如“庙堂文学”与“田野文学”、“书体”文学与“语体”文学、“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等。初看之下，它们极近于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学与文士文学以及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等概念，并似乎可以被后者取而代之。然而我们却不可忽略一点，即后一类概念不具备前一类概念暗含的那种对抗张力。按照胡适的解释，“仿古的庙堂文学”出自那班“或在朝廷、或在诸王封邑的文学清客”，很快就成了铭于碑石墓记上的死文字，而“田野的文学”指的则是“田家作苦……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俯缶而呼”的民歌谣谚，它们口口相传，生命长新。这一解释包含一个“生与死”的对立，似乎暗示着：田野的文学与庙堂的文学并不是一对并置的文学，而是一对不相容的文学。胡适继续解释说，书本或官书语是统一文教或“托古改制”时的御用语言，其行迹仅见于诏书律令及“太学”考卷，而“语体”“方言”则是民间各地口语的直录，是普通百姓们最常用的交流工具。这里同样暗含一个难以调和的对立：高与低、官与民。显然，这四个概念是标志特定的文化极差、语言行为极差、人文地理乃至生活方式极差的独特符号，它们使“白话”与“古文”无形中成为这一系列极差的缩略语。毋庸讳言，所谓“缩略”实际是模糊浮浅所致，然而它们体现的极差性却无疑是潜藏于字面背后的一种重要文化内涵。至于“贵族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也同样不是两个准确的语汇，它们正是以相互之间的极差点出了存在于封建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内部的对抗性矛盾。这种极差性唤回了五四时代特有的紧迫感，这恰恰是我们非译解而不可得的东西。
从译解的角度看，甚至《白话文学史》中的一些文体范畴也不是单纯透明的，它们完全可以视为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文化符号。譬如，辞赋和乐府便仿佛一双对峙的象喻。或许它们在另一些史书中会并置相安，但在胡适笔下却势不两立，因为在胡适看来，它们关联到两种文化制度和文化习俗之间的等级对立：君王幕侧诏士文人的寄生制度与汉代盛行的倡工制之对立，以及仿古应制的文化风习与俗乐歌伎的文化风习之对立。模式相近的文体范畴还有记事散文与骄体文、新乐府诗与律诗等等。凡经《白话文学史》描述过的文体皆可分为两类，要么平实自然，贴近平民的现实生活，要么则雕朽板滞，是御豢“清客阶级的专门玩意儿”，“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这两类体裁多是根据等级对立的阶层职业及等级对立的文化功能划定的，它们的互不通融与其说源于风格形式本身的特点，不如说是为了表现文化等级的殊死对立。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专有的文体范畴竟成了封建文化结构主要矛盾的特殊比喻，至少在《白话文学史》中是如此。这一点很可能是《白话文学史》作为一本学术著作的大谬不然之处，然而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首要的不是论断是非，而是承认，作者与我们所用的并非同一类概念，他可能把文体范畴用作某种象喻，并赋予它我们意料之外的内涵。否则，我们便放弃了破译铭文内在信息的努力。
《白话文学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一个时代的文化主题往往不是铭文所昭明的东西，而是铭文所饰盖的东西——已经随历史而流逝的文化信息。有意思的是，一旦我们释放这些信息，一旦笼罩铭文的神秘色彩消失一尽，这一铭文便复归于历史，获得它自身的“历史性”。这是《白话文学史》又一不可多得的启示。
具体而言，如前所述，两两成双的等级对立或极差性是构造全书主题、情节乃至概念语汇系统的主导方式，是被当时社会承诺过的文化编码方式——正是这种两项对立的等级模式将特定的意义约定俗成地赋予某些词汇。广义而言，这一模式实际上也是胡适对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重构方式。确实，这种殊死对立、等级鲜明的二项组合不仅成功地抒发了胡适的情感好恶和价值舍取，而且还左右了他对历史的概括——《白话文学史》是一部二项等级对立的历史，也左右了他对未来的企盼——《白话文学史》的终极目的是颠倒既往的等级。然而，为什么是这一模式？为什么不是些更有变通性、更有辩证色彩的其他模式？况且，这种极端的二项对立并非本土的传统思维特点。除去西方文化影响等原因外，最直接的原因莫过于历史本身。归根到底，这种模式是历史骤转、新旧时代更迭、两大对抗性意识形态殊死搏斗之际，人们经验上、情感上、理智上最深切感受的结晶。历史的这一关头似乎把社会、民族、文化乃至个人统统推到生与死的抉择之间，二项对立模式所体现的正是现实生活的这种严峻性。只有两项对立的绝对张力才能表达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生死攸关的紧迫处境，也只有等级对立的绝对颠倒才能表达新生意识形态战胜旧有意识形态的迫不容缓的意愿。如果说《白话文学史》象一部造出的历史，那么可能是因为，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不过是为历史的变革助声呐喊。的确，在五四那样一个时代中留下的文字，哪一句又不是呐喊呢，若不为过去呐喊，就势必为未来呐喊，因为呐喊者脚下是一片动荡不宁的现实，他们须得靠声音来固定失去穿透力的视线。历史造就了五四一代人的悲壮，但也规定了他们的思维阈限。在《白话文学史》中你会发现，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紧迫性，胡适运用了全副精力去审判和颠倒既往的等级，但终归却保留了僵滞、简单的等级对立模式自身。直到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末尾《白话文学史》修改并刊行时，他对历史的重构依然未越模式一步，他从未能够超越二项等级对立，甚至尚未摸到其边缘何在。在这个意义上，《白话文学史》确乎是一篇过去时代的、历史上的本文。
一九八七年九月
(《白话文学史》，胡适著，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一月第一版，4.15元)
时隔六七十载，五四前后那场文化和历史的重建成了历史。《白话文学史》作为六十年前发生的一个社会行为、一则文化事件、一项学术活动抑或一通热情饱满的话语，已无法复原它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生动和现实感。今日之读者也不复象五四读者那样，对它怀着一份发自经验和情感的、不言自明的理解和默契。半个多世纪的时空置换，似乎足以使我们眼前的《白话文学史》化作古铜器上的又一道铭文，其一勾一勒尚未斑驳，但却既镂记、又掩盖了一个永不返回的时代，赋与它史诗般的悲壮与严峻。同时，半个世纪的历史落差又足以将宣判过去的《白话文学史》也宣判为过去，宣判为历史必然面前的一幕非滑稽喜剧。旧籍新刊的《白话文学史》所际遇的便是这样一片被历史间隔过的视域。
或许应该强调，“白话文学”一如“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所独有的、已经弃置不用的概念。对于当今身处另一语境的读者而言，《白话文学史》一书的标题有如一个答案未卜的谜面。虽然人们对“白话文学”或“白话”已经久有耳闻，但它们在当年乃至今天的文化语境中究竟意味什么却尚属悬念。即使作者胡适本人也并未留下多少正面解释，除去一个近乎同义反复的定义——白话写的文学。实际上，由于《白话文学史》过于象一部造出的历史而非记载下的历史，恐怕已有人对“白话文学”名目的可靠性充满怀疑了。确实，精于考证的胡适当年似乎无心在选题、立论以及概念的准确性上多作学问，全书的两个基本概念——白话文学与古文传统互相之间剥离不清，以这两个概念去界说作家作品时不无勉强之处，而且，把“白话文学”视为一种衡量一切“好”文学的标准似也难免绝对。
然而，《白话文学史》那类近于虚构性叙事的结构、描绘及语调，却允诺了一个你必须最后自己得出的答案。在交代“白话文学”这位主人公的底细之前，你首先被告知它是全书的正面形象，而古文文学则是它的冤家对头。你看得出，它们的对立就象善与恶、黑夜与白天一样不可调和。然后你读到，它们双双引出两条贯穿始终的主副情节线或矛盾冲突线，这种矛盾冲突是一种压迫被压迫、奴役反奴役的斗争，其结果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和“白话文学的发达史”，“白话文学”的不屈和胜利一如弱小的英雄战胜强大的歹徒，顽强的生命战胜死亡。在这个完整的过程中，你必须象逐渐了解主人公的个性特点那样，一点一滴地搜集“白话文学”的概念内涵：它是活文学而非死文学，它是真文学而非假文学，它是活泼自然的文学而非僵死雕饰的文学，它是讲求“实用”的文学而非崇尚“华丽”的文学，它是“表现人生的”文学而非“没有人的意味”的文学，它是“田野”的文学而非“庙堂”的文学，它是民间的文学而非应制的文学，它是平民的文学而非贵族的文学……。最后你会进一步发现，上述两两对立的诸多概念已分别在“白话文学”和“古文传统”名下集成长长的两大系列，而“白话文学”和“古文传统”本身则已成为一双对抗性的概念集合体。这些概念不一定精确，但却醒目，褒贬鲜明，其文化内涵更易为今日读者们接受和理解。它们象滚雪球一般不断填充、丰富、廓清着“白话文学”在那一特定文化时代的意义、职能和适用范围。卒读全书后，“白话文学”负载的信息终于大大超出了单薄的字面含义，甚至也有违胡适开篇的界定，但你却被招唤引导着逼近了所要寻找的答案——“白话文学”内在的文化信息。
那么，什么是“白话文学”？显而易见，它不是一个狭窄的语体范畴，不是“白话写的文学”。如果说在《文学改良刍议》等有关文体改革的短文中，“白话”的问题还不过是个语言问题，那么在《白话文学史》的上下文中，“白话文学”却已是一个可以与诸如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人生的文学、被统治者的文学等一系列时代色彩更鲜明的语汇互相置换、互相翻译，至少处于同位的概念。由此推之，“白话文学”是胡适用以指谓被历史地排斥于封建文化舞台边缘的一切非正统文学传统的总称，虽然不一定是恰当的总称。可能作者乐于以为这位主人公树碑立传的方式，将封建社会文学舞台的中心与边缘、上尊与下卑来一番倒置，乐于以《白话文学史》去颠倒“被颠倒”的历史。这或许是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性满足”，但又是五四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白话文学是一个实际参与了文化重构，并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概念。
不过，《白话文学史》提出的问题远不止此一端。有必要指出，即便承认“白话文学”是一个多义的概念集合，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它也依然是一个不确切的、有几分词不达意的称谓。把这一点归咎于作者是很容易的，但未免有卸责任于古人之嫌。我们应该看到，“白话文学”与“为人生的文学”或“平民文学”一样，是特定文化环境约定俗成地造就而成的符号，其内容与文字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固有或必然的，而是由某些人提出、又被更多的人不究其恰当与否便认可和承诺的。不同只在于，“白话文学”当时享有的内涵由于种种原因失落于历史的变迁中，并未沿用到今天。换言之，“白话文学”是一个被大时代的文化密码编就的象喻，而今天这一密码已不再流行。因而，这一象喻的字形本身与它们在历史上一度享有的含义之间就出现了脱节、疏离和断裂。它的含义不再一目了然，必须经过译解才能复现。而在意义最终复现之前，这一象喻与其说是一种喻示，毋宁说是一种掩盖，与其说透露信息，不如说封闭信息。不仅《白话文学史》，一切存留至今的历史铭文都在它们凝固而神秘的字句坚甲下，禁锢和掩藏着丰富的、一度生机勃勃的文化信息。事实上，由于《白话文学史》被人们忘却多年，今番猛然记起时，历史造成的意义疏离就更为触目。它将当代读者置于一个似乎别无选择的境地：如何破译历史本文，如何穿透它们坚硬的中性外衣，将内里的文化信息激活并尽数释放到今世来。
为了清楚起见，我乐于举例说明这个问题，也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对《白话文学史》的零散试译。请看下述一对比喻：白话文学是“不肖子孙”的文学，而古文传统则是“肖子肖孙”的文学；“肖子”们唯恐有违古人而一味仿作，而“不肖子”们却因其不肖而代表时代。无须讳言，这是一对古老而又平淡的隐喻。但对五四时代稍有了解的人则会看到，在当时的一些文章中，它们是一对常见的、再生过的隐喻。本来，“肖”与“不肖”，冰火不容，一褒一贬。而在五四时代，尽管字眼及其对抗关系原封未动，但已经颠倒了封建文化的价值内涵和情感好恶，文字不改而意义全非，反讽深矣。作为一个隐喻，这一倒置暗示了观念领域中的一连串颠覆：“肖”则同，“不肖”则异，崇异贬同，逆“天下大同万物归一”之道而行之，此其一；“肖”必复古，“不肖”必革新，逆“古已有之”的时间价值观而行之，此其二；“肖”近“孝子”，“不肖”近“逆子”，张“逆”灭“孝”，反封建伦常之根本而行之，此其三。可以说，不论作者本意如何，选用“不肖”“逆子”这一对经过大时代编码的特定语汇，便已经将其反封建价值伦常的鲜明内涵全部转嫁给“白话文学”这个载体。这一转嫁过的信息是作者未曾言明的、有待读者去译解的东西。此外，书中还有些显然是约定俗成的概念，如“庙堂文学”与“田野文学”、“书体”文学与“语体”文学、“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等。初看之下，它们极近于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学与文士文学以及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等概念，并似乎可以被后者取而代之。然而我们却不可忽略一点，即后一类概念不具备前一类概念暗含的那种对抗张力。按照胡适的解释，“仿古的庙堂文学”出自那班“或在朝廷、或在诸王封邑的文学清客”，很快就成了铭于碑石墓记上的死文字，而“田野的文学”指的则是“田家作苦……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俯缶而呼”的民歌谣谚，它们口口相传，生命长新。这一解释包含一个“生与死”的对立，似乎暗示着：田野的文学与庙堂的文学并不是一对并置的文学，而是一对不相容的文学。胡适继续解释说，书本或官书语是统一文教或“托古改制”时的御用语言，其行迹仅见于诏书律令及“太学”考卷，而“语体”“方言”则是民间各地口语的直录，是普通百姓们最常用的交流工具。这里同样暗含一个难以调和的对立：高与低、官与民。显然，这四个概念是标志特定的文化极差、语言行为极差、人文地理乃至生活方式极差的独特符号，它们使“白话”与“古文”无形中成为这一系列极差的缩略语。毋庸讳言，所谓“缩略”实际是模糊浮浅所致，然而它们体现的极差性却无疑是潜藏于字面背后的一种重要文化内涵。至于“贵族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也同样不是两个准确的语汇，它们正是以相互之间的极差点出了存在于封建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内部的对抗性矛盾。这种极差性唤回了五四时代特有的紧迫感，这恰恰是我们非译解而不可得的东西。
从译解的角度看，甚至《白话文学史》中的一些文体范畴也不是单纯透明的，它们完全可以视为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文化符号。譬如，辞赋和乐府便仿佛一双对峙的象喻。或许它们在另一些史书中会并置相安，但在胡适笔下却势不两立，因为在胡适看来，它们关联到两种文化制度和文化习俗之间的等级对立：君王幕侧诏士文人的寄生制度与汉代盛行的倡工制之对立，以及仿古应制的文化风习与俗乐歌伎的文化风习之对立。模式相近的文体范畴还有记事散文与骄体文、新乐府诗与律诗等等。凡经《白话文学史》描述过的文体皆可分为两类，要么平实自然，贴近平民的现实生活，要么则雕朽板滞，是御豢“清客阶级的专门玩意儿”，“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这两类体裁多是根据等级对立的阶层职业及等级对立的文化功能划定的，它们的互不通融与其说源于风格形式本身的特点，不如说是为了表现文化等级的殊死对立。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专有的文体范畴竟成了封建文化结构主要矛盾的特殊比喻，至少在《白话文学史》中是如此。这一点很可能是《白话文学史》作为一本学术著作的大谬不然之处，然而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首要的不是论断是非，而是承认，作者与我们所用的并非同一类概念，他可能把文体范畴用作某种象喻，并赋予它我们意料之外的内涵。否则，我们便放弃了破译铭文内在信息的努力。
《白话文学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一个时代的文化主题往往不是铭文所昭明的东西，而是铭文所饰盖的东西——已经随历史而流逝的文化信息。有意思的是，一旦我们释放这些信息，一旦笼罩铭文的神秘色彩消失一尽，这一铭文便复归于历史，获得它自身的“历史性”。这是《白话文学史》又一不可多得的启示。
具体而言，如前所述，两两成双的等级对立或极差性是构造全书主题、情节乃至概念语汇系统的主导方式，是被当时社会承诺过的文化编码方式——正是这种两项对立的等级模式将特定的意义约定俗成地赋予某些词汇。广义而言，这一模式实际上也是胡适对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重构方式。确实，这种殊死对立、等级鲜明的二项组合不仅成功地抒发了胡适的情感好恶和价值舍取，而且还左右了他对历史的概括——《白话文学史》是一部二项等级对立的历史，也左右了他对未来的企盼——《白话文学史》的终极目的是颠倒既往的等级。然而，为什么是这一模式？为什么不是些更有变通性、更有辩证色彩的其他模式？况且，这种极端的二项对立并非本土的传统思维特点。除去西方文化影响等原因外，最直接的原因莫过于历史本身。归根到底，这种模式是历史骤转、新旧时代更迭、两大对抗性意识形态殊死搏斗之际，人们经验上、情感上、理智上最深切感受的结晶。历史的这一关头似乎把社会、民族、文化乃至个人统统推到生与死的抉择之间，二项对立模式所体现的正是现实生活的这种严峻性。只有两项对立的绝对张力才能表达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生死攸关的紧迫处境，也只有等级对立的绝对颠倒才能表达新生意识形态战胜旧有意识形态的迫不容缓的意愿。如果说《白话文学史》象一部造出的历史，那么可能是因为，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不过是为历史的变革助声呐喊。的确，在五四那样一个时代中留下的文字，哪一句又不是呐喊呢，若不为过去呐喊，就势必为未来呐喊，因为呐喊者脚下是一片动荡不宁的现实，他们须得靠声音来固定失去穿透力的视线。历史造就了五四一代人的悲壮，但也规定了他们的思维阈限。在《白话文学史》中你会发现，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紧迫性，胡适运用了全副精力去审判和颠倒既往的等级，但终归却保留了僵滞、简单的等级对立模式自身。直到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末尾《白话文学史》修改并刊行时，他对历史的重构依然未越模式一步，他从未能够超越二项等级对立，甚至尚未摸到其边缘何在。在这个意义上，《白话文学史》确乎是一篇过去时代的、历史上的本文。
一九八七年九月
(《白话文学史》，胡适著，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一月第一版，4.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