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菜市场上，常看到鲜红的西红柿堆里插着个标牌：自然红。看到这个标牌我就想笑，因为这使我联想到另个词“自来红”。在上世纪70年代，我的身上就曾标有“自来红”的标签。
　　那是1971年，我作为知青从农村招工到一家三线工厂，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了电焊工。我渴望有个师傅能带着我，因为我从电影书报上看到，师傅对于徒弟太重要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师徒关系亲密的重要。我渴望有一个好师傅，能待我像父亲一样。因为那时我才17岁，又身在异乡，远离父母，渴望能得到亲人般的爱。然而这是一个新建的工厂，老师傅不多，并没有规定谁是谁的师傅，我们几个才进厂的青工就有一个共同的师傅，那就是我们的班长。他娃吴，长得瘦小精干，却有一股子狠劲，五六十斤重的氧气瓶他扛起来就跑。吴师傅的电焊技术还可以，但他话不多，很内向，所以他不会手把手教我们，甚至当我们文他一些问题时，他也支支吾吾搪塞过去，可能是他不善于表达吧。
　　我跟他师徒几年，交情一般，要不是发生“自来红”事件，现在我都可能记不起他了。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我们工厂按部队建制称呼“车间”为“连”，“工段”为“班”，车间主任叫连长，车间党支部书记称之为指导员，就连我们厂的指挥长，也是由一个部队副军长兼任。每逢全厂开大会，副军长就首先叫各连比赛背诵“老三篇”。在那个时代，政治是第一位的。所以，有一次，我哥从外地来看我，他不关心我的生活，而是向我提出要了解一下我在工厂里的政治思想情况。他打听到我师傅后，就径直找到吴师傅家，向他了解我的政治思想表现。
　　哥哥从吴师傅家回来后，脸色十分难看，他告诉我，吴师傅说我有“自来鸿”思想。什么叫“自来红思想”，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但在当时，“自来红思想”反正是贬义词。
　　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7岁少年，我为什么会有“自来红思想”？我的父亲又不是什么高干，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我平素老实怯懦，连开会发言都紧张律结结巴巴，怎么会有“自来红思想”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这顶帽子在我心中却是那样沉重，它让我在班里抬不起头。
　　不久，车间恢复了团组织，我连忙递上入团申请书，我不放过任何追求上进的机会。并且，我在班里努力工作，什么脏活累活我都争着去干。氧气瓶压在我赢弱的肩头，尽管有些吃不消，我也咬着牙硬挺着。在政治思想上我也积极要求上进，我积极投入到当时的“一打三反活动”中，积极撰写大字报表决心，在每天的学习会上背诵语录，积极发言。我以为拼命干活和积极参加运动，会换来好印象，会成为共青团员，可当第一批入团名单公布出来却没有我。我找到当时的车间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干部询问，因为他和我私下交好，他便透露给我：本来这次入团初次表决时有我，可在最后时刻，我们班和我一起从农村抽上来的一个女孩为了自己能入团，向组织汇报说我有“自来红思想”。这样，我就被刷下来了，而她则如愿入了团。那个时代，凡是爱向领导汇报的人都视为积极靠拢组织，是进步的表现，而我这个人书虽读得不多，却生来有一种读书人的清高，我是不会悄悄找哪个领导要求汇报思想的，也可能这就是我有“自来红思想”的根源。
　　经历过这次事件，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人生的负责，政治的无情。但我并没有变得老练成熟起来，依旧童心未泯，稚气仍在。但我对入团已经心灰意冷了，我决定不再争取入团了，反正头上已有那顶“自来红思想”的帽子了。谁知，就在我对入团不抱任何幻想时，几个月后，团组织却通知我，批准我入团了，我真有点啼笑皆非。我至今也不明白，压在我头上的“自来红思想”的帽子怎么会不翼而飞了？
　　世事沧桑，想不到40年后，社会上又冒出一个类似“自来红”的词——“自然红”，尽管它含意不同，但都有其不是好事的成份。如果说，当年的“自来红”是对我们精神层面上的压迫和摧残，那么，今天“自然红”的想法则是从物质上对我们精神的压迫。我们现在每天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利俗熏心者。面对任何一种水果，我们都会禁不住要问：它是自然成熟的吗？是不是用什么化学品熏出来的，它里面添加了什么食品添加剂？它对人体健康有什么损害？
　　从当年的“自来红”到如今的“自然红”，我不由想到：为什么中国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幸和麻烦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拥有“清平世界”，才不会受到各种类似“自然红”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