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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无论是资料汇编，还是专著论文，都有很多了，也出现了不少名家。不过他们大都是从中国近代史这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上作研究的，未曾从客家这个角度切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实无论是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还是做客家民系研究，客家与太平天国的关系都是绕不过去的。
众所周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太平天国革命都被视为“客家人的革命”，这显然已是一个历史共识，一如《客家圣典》所概括的：“太平天国，在一部客家史、客家文化史与思想史里，都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是客家人自立、自强的里程碑。不仅仅由于它的悲壮陨落，更由于它精神上的高高激扬，在历史上打下的火漆印记。”
这一共识，无疑包含如下几个内容：
其一，这次革命的主体，尤其是它的领导人，几乎全都是客家人。
其二，它所爆发的区域，无论是酝酿之处，还是揭竿之地，均为客属地。
其三，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让世界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桀骜不驯，具有“硬颈”精神的民系的存在，并知晓这一民系的历史能量，对中国予以重新认识。
其四，正是这么一场革命，较集中体现出客家民系的民性、价值观、世界观，并从自在走向了自为。
其五，正是这么一场革命，确立了这么一个处于南北交汇、中西融合的民系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座不可或缺的历史桥梁。
其六，太平天国的始终，也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变进程，甚至是浓缩了这一进程，从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到洪仁开《资政新篇》的“工商皆本”、“以资位政”的中国近代化构想，集中地体现了历史的演进、转折与挫折。
为此，我们也试图从“客家视角”这样—个角度，去重新解读这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客家”的各种成分有多少，哪些是从切线上释放出去的历史力量，哪些又是传统的惯性，以求破译这个民系是怎么在近代一啸冲天的。
日本学者山下青海的结论不妨加以引用，虽然难免有些偏颇：客家人是中国最优秀的汉民族，有自信自傲的气质，爱国心很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最显著的例证，当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参加的将领大部分是客家人；其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满清革命，除孙中山本人是客家后裔外，其他主要助手，亦有不少客家人。
太平天国是客家民系第一次作为一个历史群体出现，比过去文天祥、袁崇焕等单个的客家杰出代表人物的出现，更具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洪秀全、杨秀清二人为客家人，且祖籍广东嘉应州，族人均用嘉应州方言。其他，如太平天国宗教的发起者冯云山、李敬芳则全是客家人，而后来形成的几位领袖人物，除洪、杨、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等也都是客家人。同一民系、同一方言，同·颠沛流离的遭遇，让他们走到一起，并形成领导核心。
至于太平天国最早的起义队伍，由于揭竿于桂东客属地，大多将士，也是客家人。太平天国起义形成、酝酿之地与发难之所，均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赣闽粤三省交界处，拥有数百上千万的客家人，在历次迁徙到别处的客家人，也同样是成片成族聚居在一起。再分散，也会形成一块块的“飞地”，一个个的方言岛，大的，有几个县市连在一起，小的，也有一个个的乡镇与村落。
位于广州北郊的花县，是客家人生活的地带，自花县至广州太和一线。散布众多客家乡镇，甚至邻近广州，都有客家村。洪秀全的出生地，花县官禄布村，周遭均为客家人。少年时热衷读书与功名，自是客家人传统，洪秀全四次赴广州参加复试，虽初试名列榜首，及复考时却又落地。他18岁时即被聘为村私塾教师，并非似有人说他那么“文理不通”。而当时的广东，自明末以来，西风日渐，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对洪秀全黝向至深，由此，他成为了“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代表。
太平天国起义虽说爆发于广西桂平紫荆山区的金田村，但其革命理论却是形成于广东。洪秀全在最后一次赴试落地后，认真阅读了早一年得到的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所著《劝世良言》，并研究了《圣经》，借此宣传革命主张。1843年，洪秀全与邻近乡村的冯云山在花县创立了“拜上帝会”，看上去是一个宣传西方宗教的布道团，可他却糅合了东方秘密结社的色彩。由此向农民宣教布道，吸引众多客家人加入了“拜上帝会”，其中就包括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人。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之所以能在桂东客属地广泛传播，其原因与客家人作为外来人在当地遭排斥、压力相关，尤其是在经济上、宗教信仰上更是如此，当然，这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本身业已中国化了是分不开的。
洪秀全自然看到了客家人在这支起义军中的比重与优势，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真主为一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避免在自身队伍中产生离心力。换句话说，如无此类问题，也就不会提出这样的口号，以示公平与公正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起义思想的形成地，还是起义本身的发生地，均为客家人的聚居地，而最早的起义军队伍及日后的骨干队伍，也同样是客家人。
太平天国革命使世界开始真正地认识客家人。早在咸丰二年（1852年），美国牧师罗孝金便向外国报道了他所知道的这次起义，他甚至认为：“与外国战争（即鸦片战争）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门户，使福音普遍传播于全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而瑞典人韩文山，则按洪仁玕所述，著有《太平天国起义记》，并在1854年出版，也就在这本书中，他多处提出，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及核心骨干均为客家人，从而令客家人为全世界所瞩目。为此，日后各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革命时，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客家。如日本人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中就称：“凡约束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推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可以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英国传教士建更贝尔也有过演讲说：客家人比城里人勇敢，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爱自由。满洲人入主中原，客家人降服最迟，其后且曾屡自起兵反抗，第一次乃距今稍久之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是这世纪中新近的事，即辛亥革命是也。在不少外国作家写及中国的作品中，都有对客家人的专门描写，这就不多说了。
无论外国的评价怎么偏颇，归根结底都说明一个问题，自太平天国开始，研究中国革命、研究中国，均不可以置客家于不顾，并且要通过这样一个民系，重新认识中国及中华民族。为此，即便在太平天国之后，英国人银荔仍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引用《圣经》的话“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也就是说，当“终获得胜利”。
历史也是这么写下的，以“洪秀全第二”自称的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最终是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千年帝制，把由太平天国而起的革命推进得更远。
当然，我们未必赞成“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客家人的革命”。毕竟，这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声势浩大的革命不仅属于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太平天国革命是排斥异教与满族的），同样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因为它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需求、历史进步的需求。而早期以起义地贵县、平南、桂平、博白命名的军旗，后来也相继发生了变化，吸收了南方乃至华北、中原的人参加。当起义军沿长江打到南京并派出北伐队伍之际，太平天国革命更成为了全国性的运动，即中华民族的革命。
众所周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太平天国革命都被视为“客家人的革命”，这显然已是一个历史共识，一如《客家圣典》所概括的：“太平天国，在一部客家史、客家文化史与思想史里，都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是客家人自立、自强的里程碑。不仅仅由于它的悲壮陨落，更由于它精神上的高高激扬，在历史上打下的火漆印记。”
这一共识，无疑包含如下几个内容：
其一，这次革命的主体，尤其是它的领导人，几乎全都是客家人。
其二，它所爆发的区域，无论是酝酿之处，还是揭竿之地，均为客属地。
其三，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让世界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桀骜不驯，具有“硬颈”精神的民系的存在，并知晓这一民系的历史能量，对中国予以重新认识。
其四，正是这么一场革命，较集中体现出客家民系的民性、价值观、世界观，并从自在走向了自为。
其五，正是这么一场革命，确立了这么一个处于南北交汇、中西融合的民系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座不可或缺的历史桥梁。
其六，太平天国的始终，也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变进程，甚至是浓缩了这一进程，从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到洪仁开《资政新篇》的“工商皆本”、“以资位政”的中国近代化构想，集中地体现了历史的演进、转折与挫折。
为此，我们也试图从“客家视角”这样—个角度，去重新解读这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客家”的各种成分有多少，哪些是从切线上释放出去的历史力量，哪些又是传统的惯性，以求破译这个民系是怎么在近代一啸冲天的。
日本学者山下青海的结论不妨加以引用，虽然难免有些偏颇：客家人是中国最优秀的汉民族，有自信自傲的气质，爱国心很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最显著的例证，当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参加的将领大部分是客家人；其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满清革命，除孙中山本人是客家后裔外，其他主要助手，亦有不少客家人。
太平天国是客家民系第一次作为一个历史群体出现，比过去文天祥、袁崇焕等单个的客家杰出代表人物的出现，更具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洪秀全、杨秀清二人为客家人，且祖籍广东嘉应州，族人均用嘉应州方言。其他，如太平天国宗教的发起者冯云山、李敬芳则全是客家人，而后来形成的几位领袖人物，除洪、杨、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等也都是客家人。同一民系、同一方言，同·颠沛流离的遭遇，让他们走到一起，并形成领导核心。
至于太平天国最早的起义队伍，由于揭竿于桂东客属地，大多将士，也是客家人。太平天国起义形成、酝酿之地与发难之所，均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赣闽粤三省交界处，拥有数百上千万的客家人，在历次迁徙到别处的客家人，也同样是成片成族聚居在一起。再分散，也会形成一块块的“飞地”，一个个的方言岛，大的，有几个县市连在一起，小的，也有一个个的乡镇与村落。
位于广州北郊的花县，是客家人生活的地带，自花县至广州太和一线。散布众多客家乡镇，甚至邻近广州，都有客家村。洪秀全的出生地，花县官禄布村，周遭均为客家人。少年时热衷读书与功名，自是客家人传统，洪秀全四次赴广州参加复试，虽初试名列榜首，及复考时却又落地。他18岁时即被聘为村私塾教师，并非似有人说他那么“文理不通”。而当时的广东，自明末以来，西风日渐，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对洪秀全黝向至深，由此，他成为了“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代表。
太平天国起义虽说爆发于广西桂平紫荆山区的金田村，但其革命理论却是形成于广东。洪秀全在最后一次赴试落地后，认真阅读了早一年得到的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所著《劝世良言》，并研究了《圣经》，借此宣传革命主张。1843年，洪秀全与邻近乡村的冯云山在花县创立了“拜上帝会”，看上去是一个宣传西方宗教的布道团，可他却糅合了东方秘密结社的色彩。由此向农民宣教布道，吸引众多客家人加入了“拜上帝会”，其中就包括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人。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之所以能在桂东客属地广泛传播，其原因与客家人作为外来人在当地遭排斥、压力相关，尤其是在经济上、宗教信仰上更是如此，当然，这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本身业已中国化了是分不开的。
洪秀全自然看到了客家人在这支起义军中的比重与优势，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真主为一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避免在自身队伍中产生离心力。换句话说，如无此类问题，也就不会提出这样的口号，以示公平与公正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起义思想的形成地，还是起义本身的发生地，均为客家人的聚居地，而最早的起义军队伍及日后的骨干队伍，也同样是客家人。
太平天国革命使世界开始真正地认识客家人。早在咸丰二年（1852年），美国牧师罗孝金便向外国报道了他所知道的这次起义，他甚至认为：“与外国战争（即鸦片战争）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门户，使福音普遍传播于全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而瑞典人韩文山，则按洪仁玕所述，著有《太平天国起义记》，并在1854年出版，也就在这本书中，他多处提出，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及核心骨干均为客家人，从而令客家人为全世界所瞩目。为此，日后各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革命时，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客家。如日本人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中就称：“凡约束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推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可以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英国传教士建更贝尔也有过演讲说：客家人比城里人勇敢，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爱自由。满洲人入主中原，客家人降服最迟，其后且曾屡自起兵反抗，第一次乃距今稍久之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是这世纪中新近的事，即辛亥革命是也。在不少外国作家写及中国的作品中，都有对客家人的专门描写，这就不多说了。
无论外国的评价怎么偏颇，归根结底都说明一个问题，自太平天国开始，研究中国革命、研究中国，均不可以置客家于不顾，并且要通过这样一个民系，重新认识中国及中华民族。为此，即便在太平天国之后，英国人银荔仍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引用《圣经》的话“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也就是说，当“终获得胜利”。
历史也是这么写下的，以“洪秀全第二”自称的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最终是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千年帝制，把由太平天国而起的革命推进得更远。
当然，我们未必赞成“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客家人的革命”。毕竟，这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声势浩大的革命不仅属于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太平天国革命是排斥异教与满族的），同样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因为它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需求、历史进步的需求。而早期以起义地贵县、平南、桂平、博白命名的军旗，后来也相继发生了变化，吸收了南方乃至华北、中原的人参加。当起义军沿长江打到南京并派出北伐队伍之际，太平天国革命更成为了全国性的运动，即中华民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