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屡次出手救市，效果却一次比一次差，甚至完全呈现副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进入2013年，美联储开始了货币政策退出，日本央行虽然反其道而行之，但却将债市和股市推到了崩溃边缘。
　　美联储的负利率环境结合大量注资，都未能实现刺激经济增长。原因在于凯恩斯乘数，即增量投资所带来的收入增加的倍数。如果倍数小于1，则投资得不偿失，通常会被很多人认为是“负数”。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7年平均变化和凯恩斯乘数有着非常高的相关性，都是负数。公共债务的边际效用自1981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而这种边际效用似乎进入了负值水平。
　　在一个无限可替代性的世界全球经济中，虽然过去的二十年全球化遭到失败，但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容量来容纳信贷注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继雷曼倒闭的金融危机冲击后经历了很大的增长。
　　然而，中国现在自身也面临到凯恩斯乘数的问题，即使中国人民银行已注入增量货币，但GDP增长一直走低，而信贷量不断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好消息是：不像美国，中国的凯恩斯乘数是尚未变负，对于信贷刺激，GDP还是有一些反应的。但坏消息是：GDP对信贷注入的反应已经越来越弱。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央行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进行再一次宽松，正如房地产市场的膨胀主要是由外国央行注入流动性，即美联储和日本央行注入的流动性冲向大陆。在全球通胀率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实行宽松政策来阻止银行体系的崩溃。
　　幸运的是，一旦日本央行的通货再膨胀实验失败；中国2011年物价飞涨只不过带来再一次的紧缩；欧洲的问题是，信贷创造已经非常少，缺乏公开的债务货币化注入储备和提振股市，没有任何希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沃克尔时期，美国在消除通胀上是卓有成效的。名义GDP增长率一度在10%以上——虽然凯恩斯乘数开始下滑，但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一度从7.5%加到14%，这个时期的宽松政策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到了1990年之后2000年之前，出现了一个大“U”型——无论是凯恩斯乘数，还是经济增长率都先后经历了下滑和上升。
　　基本上我们可以总结，由于凯恩斯乘数为负，美日等资本通过各种名义和渠道流入乘数仍为正的中国，这是导致2013年上半年中国对外出口数据缓和、虚假贸易以及推高房产价格的根本原因。然而随着产业空洞化的发展，该乘数开始逐步减小，且正往负值方向发展，资本的全球化毫无疑问正将中国推向“凯恩斯乘数负值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