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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位于祖国心脏的北京天安门城楼，在1988年1月1日正式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正式开放。这座庄严、神圣。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地位和意义的城楼。从此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然而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却有很多我们不曾了解的过往。BTV科教《记忆2015》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副教授、党史军史研究专家闫树军，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刘岳。以及重建天安门城楼的亲历者为您揭秘。
1949·人民的城楼
故事1：开国大典前几小时修改主席像
对于天安门城楼，很多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开国大典前一天、也就是9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和10月1日的有一处不同：
前者比后者多了一行字：“人民的胜利”。
这行字是10月1日凌晨消失的。当时是周总理来验收，他看了这幅毛主席画像后，皱了一下眉头，说：这幅主席画像不行，毛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为自己题词的，赶紧把这几个字涂掉。负责给主席画像的画家周令钊很快就被召到了现场。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进行开国大典了，现拆木框显然是来不及了。后来他急中生智，用灰蓝色刷子把下面二尺余宽的白边和字迹一起涂成了中山装，涂好后又觉得改的地方太突兀，就在中山装上又添了一颗扣子。
故事2：主席钦点城楼照片：不喜欢标准像
这版主席画像是根据一张毛主席和朱瑞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绘制而来的。
当时中央已经达成了开国大典那天在天安门城楼悬挂毛主席画像的一致意见。周总理作为开国大典的总策划者，已经多次派摄影记者来到丰泽园，为毛主席先后拍摄了几幅正面肖像。可是毛主席对这些照片都不满意，说不喜欢这些一本正经的标准像，如果一定要挂，最好从那些随随便便拍下的照片里选出一张，这样的照片自然。后来一直没有选到特别合适的，后来毛主席从自己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一张延安时期他与朱瑞的合影，从中截取，再由画师绘制成开国大典上的那张主席像。
这里有一个细节：开国大典上的主席像领口和原来照片上的领口不太一样。对比照片和画像，人们会发现画像中主席的领口是系好的，而原照片中则是敞开的。原来，在画像完成后，时任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第一个观看了画像效果，他建议画像上主席的风纪扣要扣好，这样更严肃。随后周令钊便进行了调整。
故事3：日本人设计了天安门的舞美图
主席像是在开国大典前几小时完成的，开国大典的其他关键环节，也都是在临近10月1日才最终确定下来的，比如天安门地区的舞美图。而且，这个舞美图是由两个日本人设计的。
当时周总理将天安门的设计工作分配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当时舞美队的队长叫苏凡，他就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的爱人。后来苏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队里艺术造诣最好的两个日本友人——肖野和森茂。
当时有人反对说，为什么不找中国人？中国人也有艺术家。后来是周总理特别批准的，他还批评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两位日本友人很熟悉中国文化的精髓，他们在设计之初就认为，应该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宫灯，所以他们设计了要在城楼10根红色廊柱里悬挂8盏红色宫灯。他们的设计方案被周总理选中，只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删去金水桥上挂满气球的设计。总理说，突出城楼就够了，一定要喜庆，但也要严肃。
故事4：城楼上的8盏大红灯笼颇费周折
虽然8盏大红灯笼的设计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但是实施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北京当时根本买不到那么大的宫灯。
当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10天的时间，苏凡非常着急。这时肖野冒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灯笼的艺人来？这句话提醒了苏凡，他马上奔去故宫。可故宫里的人都做不了那么大的宫灯，最后他在故宫博物馆的清宫档案里找到了希望：西城区丰盛胡同有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尹作斌。
这8盏宫灯后来于1994年退休。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庆祝共和国的生日，天安门城楼将要进行装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灯笼将被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以旧换新势在必然。后来4对宫灯卸下来了，其中的3对交由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而另一对灯笼则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拍卖所得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后来，两盏宫灯拍出了1380万元的天价。当年拍卖天安门宫灯这件事特别轰动，有人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具政治影响的一次拍卖。
故事5：开国大典上的“一吻到白头”
开国大典上还发生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
当时，一位曾被八路军从日寇刺刀下救出来的长辫子姑娘情不自禁地越过警戒线，扑上去热吻了阅兵行列中的一位陌生军官。手痍眼快的摄影记者立即拍下了这个感人的镜头。当这张照片见报后，那位阅兵时受吻的年轻军官——解放军驻京某部团长冯建刚的心灵震颤了，这是共和国人民对子弟兵的最深情谊！冯团长当时风华正茂，魁梧英俊，未曾婚配，他多么想跟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交个朋友啊！遗憾的是，他当时并未看清姑娘的容貌，而照片也只摄下了姑娘的背影。
后来，当拍摄照片的记者向广大读者透露了英雄团长的内心夙愿后，姑娘们雪片般的求爱信飞到了部队，许多年轻貌美的姑娘还亲自登门自荐：“长辫子姑娘就是我。”其中甚至还有海外华侨。
当然，她们并不是当时亲吻冯团长的那个姑娘，因为每当冯团长问及亲吻时他对她说过什么话时，所有自荐的姑娘没有一个能答得出。冯团长笑着摇摇头，姑娘们一个个失望地离去。两个月后的一天，拍照的那位摄影记者为冯团长领来了一个相貌端庄的长辫子姑娘。他一进门就热情地介绍说：“冯团长，她叫李萍，是京郊村庄的妇联主任，她刚才到报社找到我说：‘请转告英雄团长别费心思找了，照片上吻他的姑娘就是我！’她还说：‘我是村姑，配不上英雄团长。’是我硬拉她来与您见面的。”多次被冒认上当，冯建刚对来者十分戒备，他问李萍：“您吻我时，我对您说了些什么？”李萍眼含泪水如实照说：“您当时一脸严肃，什么都没有说。”说罢双手捂着面颊，哭着跑出了冯团长的办公室。冯团长万分激动地喊起来：“是她！就是她！”冯团长马上跑出去追李萍……后来两个人喜结良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下转16版）
1969·重建的城楼
故事1：突然“消失”的天安门城楼
1969年底，天安门附近的人们突然发现，天安门城楼“不见了”。城楼去哪儿了呢？
其实，城楼还在，只是被围了起来。
为什么当时要把城楼围起来？里面在做什么？
当时具有550多年历史的天安门城楼，由于兵火战乱，长期失修，建筑结构已严重坏损变形，主体已严重下沉。新中国成立后虽经多次维修加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7.2级强烈地震，造成8064人死亡，并波及北京地区，使天安门城楼损坏变形。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再次发生74级强烈地震。为确保安全，1969年底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
从闫树军收藏的一张1969年的天安门照片可以看到：天安门被一个棚子罩住了，这个当年号称“亚洲最大的棚子”的设计者就是北京建工五建集团公司的杨贺林。他说因为之前他曾经在东郊焦化厂建过这样一个棚子，所以重建天安门时领导就把这个任务派给了他。“当时我也有点犯毛，因为我要设计一个长66米、宽37米、高32米的大棚，之前有人试着搭建了一个，但是基本一撒手就塌了，后来我就在南河沿那边的指挥部里用竹坯子设计了一个18米左右的棚子，天安门施工期间外面那个棚子，就是按照这个设计实施的。”
杨贺林回忆，虽然重建天安门期间是北京最冷的那段时间，但是棚子里却很温暖，当时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苇席四周铺设了几层取暖管。尽管隆冬三九，棚里仍然温暖如春，昼夜通明。只有一百多天的时间，大伙把冬天当夏天干，很多人都是光着膀子在里面干活。一百多天工程竣工之后，杨贺林看着自己设计的棚子还多少有些后怕，因为所有工程都在棚里的架子上进行，人站在上面，所有东西都往上运。“我真后怕，要是再干仨月没准就塌了。”
故事2：天安门上发现了宝贝和炮弹
关于这一次重建天安门，坊间有很多传闻，比如有人说，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现了许多宝贝。当时那些宝贝藏在了哪里？
当时施工队的队长姚来泉带着两个人登着杉篙绑起的梯子，爬到天安门最高的脊瓦处。按指挥部命令，他要找出正中的脊瓦，至于干什么他并不知道。他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数脊瓦数，而他则站在大约中间位置，找到后，他在中央脊瓦上作了记号，便赶紧向指挥部汇报。原来，整个屋脊上一共有91块黄琉璃瓦，只有在正中间那一块下面有镇物。最后，在城楼的正脊下，工人们发现了宝贝：在一个金丝楠木的盒子里，有金元宝、朱砂和五色粮食。
城楼重建后，在城楼的一处墙上镶嵌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刻有“1970年1-3月重建”字样。金箔贴字、耀眼明亮的这块汉白玉石成为了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历史见证。
据说在重建天安门城楼时，不仅发现了上百年的宝贝，而且还发现了几颗炮弹。
在拆除西山墙时，一名工人一镐下去，竟听到了金属的声音。轻轻取出，原来是一枚直径约9.5厘米、高约45厘米的完整炮弹。指挥部立即指示公安部门连同周围的土全部取走研究。奇怪的是，它竟是一枚完整的炮弹！如果是炮轰，即使未炸，弹壳也该脱落；如果是人为，意义又何在？后来在拆除中又先后起出6枚规格相同的炮弹。这几颗炮弹始终是个谜。鉴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此消息绝不可外传。现在这几枚炮弹存于何处无从知晓。
故事3：城楼上的龙差点儿被“向阳花”取代
在重建天安门即将收尾的时候，有人建议用向阳花代替城楼上原本的龙。
当时参与天安门城楼修建的工人师傅于祥春回忆：有人认为龙是四旧，要改成向阳花。“当时总理比较比较倾向于龙，但是有的人倾向于向阳花，后来我们领导说别人的都不用听就听总理的。当时的副总理谢富治坚持要把老檐、小檐下的木结构斗拱改成玻璃钢的，周总理得知后，一锤定音：照原来的木斗拱制作，任何结构不得改动。”
没想到，工程接近尾声之时，又发现差了400根椽子，现从国外进木料根本就来不及了。后来大家想到去海南找，按正常时间从海南运那么大批量的木料，最起码的得半个月一个月，而且还得协调货运火车。但是海南那边一听是重建天安门急需木料，当时就说：哪怕是全海南人民一根一根的扛也得把这些木头送到天安门去！后来，海南批了两列火车，几天之内就把木料运到了北京。
故事4：工程验收时探雷器突然响了
从1969年12月5日到1970年4月5日，天安门城楼在历经112天的秘密重建之后，终于迎来了工程验收检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指挥部成立了9人组成的检查小组，探雷器按所有图纸顺序检测。探雷器非常敏感，一个极小的钉子都躲不过。有一次当测到一个斗拱时，探雷器突然鸣叫，现场万分紧张。赶紧翻图纸，图纸显示此处并无任何钉铁钉的记录。拆开，检查！被油饰一新的斗拱被拆开——取出了一把木工扁铲。是别有用心，还是疏忽大意？在场的人都说不清，当时是否为此成立专案组，是否查出了责任人，都不太清楚。后来探雷器测到东楼梯时又不断鸣叫，平整的水泥地面为什么会响呢？不容细想，马上砸！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后来化验那些水泥碎渣，才发现其中含铁量颇高。
故事5：上海姐弟写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有一首几代人都会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节奏欢快、朗朗上口的儿童歌曲创作于1970年，于1971年正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它的词曲作者是—对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姐弟。歌词作者是弟弟、小学5年级的13岁学生金果临，曲作者是姐姐、上海第六玻璃厂年仅19岁的徒工金月苓。尽管在创作这首歌曲时，他们姐弟谁也没有来过北京、见过天安门，但是歌中对天安门的崇敬却道出了每一位国人的心声。
从新中国成立起，能够来到北京看看天安门是许多人的愿望。但是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却一度是大家遥不可及的一个梦。
1988·开放的城楼
故事1：一封信打开了天安门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放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桌上。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在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时任中办主任的王兆国批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
其实在这封信出现之前，中央就已经有了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想法。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1979年7月15日，作为中国最高的政治议事殿堂，人民大会堂开始对公众开放。1980年5月起，作为国家权力中枢的中南海，也部分对外开放。所以此时，“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意识，也在高层有所松动。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就提议，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但是，由于观念和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被搁置下来。
故事2：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
那封署名“华兴”的信，推开了天安门神秘的城门，1988年1月1日，是北京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向全中国、全世界的游客开放，天安门城楼举行了一个简短、低调的剪彩仪式。
当时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游客是75岁的东四人民商场的退休老会计高锡武，第一对登上城楼的外国游客是来自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夫妇。当时他们收到了特殊的礼物——一对景泰蓝花瓶、一份参观天安门的纪念册。
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当时高锡武并不是第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下排队买票的人，他是第五个。当时他遛弯到天安门，听说城楼今天开放，就想上去看看。那时候他前面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当时门票10块钱，确实不便宜。那个女孩说：咱们四个人就是40块钱，40块钱我们凑凑可以买一件衣服、可以撮一顿。他们走后，高锡武就成了登上城楼的第一个游客。参观结束后，他还被人用小汽车送回了家。
天安门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标志，从曾经的封建帝王家的私家宫苑，变成了新中国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见证者”。60多年来它站在祖国的心脏，感受着时代的脉动，见证了改革春风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据BTV科教《记忆2015》节目编写
1949·人民的城楼
故事1：开国大典前几小时修改主席像
对于天安门城楼，很多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开国大典前一天、也就是9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和10月1日的有一处不同：
前者比后者多了一行字：“人民的胜利”。
这行字是10月1日凌晨消失的。当时是周总理来验收，他看了这幅毛主席画像后，皱了一下眉头，说：这幅主席画像不行，毛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为自己题词的，赶紧把这几个字涂掉。负责给主席画像的画家周令钊很快就被召到了现场。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进行开国大典了，现拆木框显然是来不及了。后来他急中生智，用灰蓝色刷子把下面二尺余宽的白边和字迹一起涂成了中山装，涂好后又觉得改的地方太突兀，就在中山装上又添了一颗扣子。
故事2：主席钦点城楼照片：不喜欢标准像
这版主席画像是根据一张毛主席和朱瑞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绘制而来的。
当时中央已经达成了开国大典那天在天安门城楼悬挂毛主席画像的一致意见。周总理作为开国大典的总策划者，已经多次派摄影记者来到丰泽园，为毛主席先后拍摄了几幅正面肖像。可是毛主席对这些照片都不满意，说不喜欢这些一本正经的标准像，如果一定要挂，最好从那些随随便便拍下的照片里选出一张，这样的照片自然。后来一直没有选到特别合适的，后来毛主席从自己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一张延安时期他与朱瑞的合影，从中截取，再由画师绘制成开国大典上的那张主席像。
这里有一个细节：开国大典上的主席像领口和原来照片上的领口不太一样。对比照片和画像，人们会发现画像中主席的领口是系好的，而原照片中则是敞开的。原来，在画像完成后，时任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第一个观看了画像效果，他建议画像上主席的风纪扣要扣好，这样更严肃。随后周令钊便进行了调整。
故事3：日本人设计了天安门的舞美图
主席像是在开国大典前几小时完成的，开国大典的其他关键环节，也都是在临近10月1日才最终确定下来的，比如天安门地区的舞美图。而且，这个舞美图是由两个日本人设计的。
当时周总理将天安门的设计工作分配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当时舞美队的队长叫苏凡，他就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的爱人。后来苏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队里艺术造诣最好的两个日本友人——肖野和森茂。
当时有人反对说，为什么不找中国人？中国人也有艺术家。后来是周总理特别批准的，他还批评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两位日本友人很熟悉中国文化的精髓，他们在设计之初就认为，应该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宫灯，所以他们设计了要在城楼10根红色廊柱里悬挂8盏红色宫灯。他们的设计方案被周总理选中，只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删去金水桥上挂满气球的设计。总理说，突出城楼就够了，一定要喜庆，但也要严肃。
故事4：城楼上的8盏大红灯笼颇费周折
虽然8盏大红灯笼的设计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但是实施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北京当时根本买不到那么大的宫灯。
当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10天的时间，苏凡非常着急。这时肖野冒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灯笼的艺人来？这句话提醒了苏凡，他马上奔去故宫。可故宫里的人都做不了那么大的宫灯，最后他在故宫博物馆的清宫档案里找到了希望：西城区丰盛胡同有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尹作斌。
这8盏宫灯后来于1994年退休。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庆祝共和国的生日，天安门城楼将要进行装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灯笼将被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以旧换新势在必然。后来4对宫灯卸下来了，其中的3对交由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而另一对灯笼则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拍卖所得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后来，两盏宫灯拍出了1380万元的天价。当年拍卖天安门宫灯这件事特别轰动，有人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具政治影响的一次拍卖。
故事5：开国大典上的“一吻到白头”
开国大典上还发生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
当时，一位曾被八路军从日寇刺刀下救出来的长辫子姑娘情不自禁地越过警戒线，扑上去热吻了阅兵行列中的一位陌生军官。手痍眼快的摄影记者立即拍下了这个感人的镜头。当这张照片见报后，那位阅兵时受吻的年轻军官——解放军驻京某部团长冯建刚的心灵震颤了，这是共和国人民对子弟兵的最深情谊！冯团长当时风华正茂，魁梧英俊，未曾婚配，他多么想跟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交个朋友啊！遗憾的是，他当时并未看清姑娘的容貌，而照片也只摄下了姑娘的背影。
后来，当拍摄照片的记者向广大读者透露了英雄团长的内心夙愿后，姑娘们雪片般的求爱信飞到了部队，许多年轻貌美的姑娘还亲自登门自荐：“长辫子姑娘就是我。”其中甚至还有海外华侨。
当然，她们并不是当时亲吻冯团长的那个姑娘，因为每当冯团长问及亲吻时他对她说过什么话时，所有自荐的姑娘没有一个能答得出。冯团长笑着摇摇头，姑娘们一个个失望地离去。两个月后的一天，拍照的那位摄影记者为冯团长领来了一个相貌端庄的长辫子姑娘。他一进门就热情地介绍说：“冯团长，她叫李萍，是京郊村庄的妇联主任，她刚才到报社找到我说：‘请转告英雄团长别费心思找了，照片上吻他的姑娘就是我！’她还说：‘我是村姑，配不上英雄团长。’是我硬拉她来与您见面的。”多次被冒认上当，冯建刚对来者十分戒备，他问李萍：“您吻我时，我对您说了些什么？”李萍眼含泪水如实照说：“您当时一脸严肃，什么都没有说。”说罢双手捂着面颊，哭着跑出了冯团长的办公室。冯团长万分激动地喊起来：“是她！就是她！”冯团长马上跑出去追李萍……后来两个人喜结良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下转16版）
1969·重建的城楼
故事1：突然“消失”的天安门城楼
1969年底，天安门附近的人们突然发现，天安门城楼“不见了”。城楼去哪儿了呢？
其实，城楼还在，只是被围了起来。
为什么当时要把城楼围起来？里面在做什么？
当时具有550多年历史的天安门城楼，由于兵火战乱，长期失修，建筑结构已严重坏损变形，主体已严重下沉。新中国成立后虽经多次维修加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7.2级强烈地震，造成8064人死亡，并波及北京地区，使天安门城楼损坏变形。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再次发生74级强烈地震。为确保安全，1969年底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
从闫树军收藏的一张1969年的天安门照片可以看到：天安门被一个棚子罩住了，这个当年号称“亚洲最大的棚子”的设计者就是北京建工五建集团公司的杨贺林。他说因为之前他曾经在东郊焦化厂建过这样一个棚子，所以重建天安门时领导就把这个任务派给了他。“当时我也有点犯毛，因为我要设计一个长66米、宽37米、高32米的大棚，之前有人试着搭建了一个，但是基本一撒手就塌了，后来我就在南河沿那边的指挥部里用竹坯子设计了一个18米左右的棚子，天安门施工期间外面那个棚子，就是按照这个设计实施的。”
杨贺林回忆，虽然重建天安门期间是北京最冷的那段时间，但是棚子里却很温暖，当时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苇席四周铺设了几层取暖管。尽管隆冬三九，棚里仍然温暖如春，昼夜通明。只有一百多天的时间，大伙把冬天当夏天干，很多人都是光着膀子在里面干活。一百多天工程竣工之后，杨贺林看着自己设计的棚子还多少有些后怕，因为所有工程都在棚里的架子上进行，人站在上面，所有东西都往上运。“我真后怕，要是再干仨月没准就塌了。”
故事2：天安门上发现了宝贝和炮弹
关于这一次重建天安门，坊间有很多传闻，比如有人说，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现了许多宝贝。当时那些宝贝藏在了哪里？
当时施工队的队长姚来泉带着两个人登着杉篙绑起的梯子，爬到天安门最高的脊瓦处。按指挥部命令，他要找出正中的脊瓦，至于干什么他并不知道。他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数脊瓦数，而他则站在大约中间位置，找到后，他在中央脊瓦上作了记号，便赶紧向指挥部汇报。原来，整个屋脊上一共有91块黄琉璃瓦，只有在正中间那一块下面有镇物。最后，在城楼的正脊下，工人们发现了宝贝：在一个金丝楠木的盒子里，有金元宝、朱砂和五色粮食。
城楼重建后，在城楼的一处墙上镶嵌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刻有“1970年1-3月重建”字样。金箔贴字、耀眼明亮的这块汉白玉石成为了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历史见证。
据说在重建天安门城楼时，不仅发现了上百年的宝贝，而且还发现了几颗炮弹。
在拆除西山墙时，一名工人一镐下去，竟听到了金属的声音。轻轻取出，原来是一枚直径约9.5厘米、高约45厘米的完整炮弹。指挥部立即指示公安部门连同周围的土全部取走研究。奇怪的是，它竟是一枚完整的炮弹！如果是炮轰，即使未炸，弹壳也该脱落；如果是人为，意义又何在？后来在拆除中又先后起出6枚规格相同的炮弹。这几颗炮弹始终是个谜。鉴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此消息绝不可外传。现在这几枚炮弹存于何处无从知晓。
故事3：城楼上的龙差点儿被“向阳花”取代
在重建天安门即将收尾的时候，有人建议用向阳花代替城楼上原本的龙。
当时参与天安门城楼修建的工人师傅于祥春回忆：有人认为龙是四旧，要改成向阳花。“当时总理比较比较倾向于龙，但是有的人倾向于向阳花，后来我们领导说别人的都不用听就听总理的。当时的副总理谢富治坚持要把老檐、小檐下的木结构斗拱改成玻璃钢的，周总理得知后，一锤定音：照原来的木斗拱制作，任何结构不得改动。”
没想到，工程接近尾声之时，又发现差了400根椽子，现从国外进木料根本就来不及了。后来大家想到去海南找，按正常时间从海南运那么大批量的木料，最起码的得半个月一个月，而且还得协调货运火车。但是海南那边一听是重建天安门急需木料，当时就说：哪怕是全海南人民一根一根的扛也得把这些木头送到天安门去！后来，海南批了两列火车，几天之内就把木料运到了北京。
故事4：工程验收时探雷器突然响了
从1969年12月5日到1970年4月5日，天安门城楼在历经112天的秘密重建之后，终于迎来了工程验收检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指挥部成立了9人组成的检查小组，探雷器按所有图纸顺序检测。探雷器非常敏感，一个极小的钉子都躲不过。有一次当测到一个斗拱时，探雷器突然鸣叫，现场万分紧张。赶紧翻图纸，图纸显示此处并无任何钉铁钉的记录。拆开，检查！被油饰一新的斗拱被拆开——取出了一把木工扁铲。是别有用心，还是疏忽大意？在场的人都说不清，当时是否为此成立专案组，是否查出了责任人，都不太清楚。后来探雷器测到东楼梯时又不断鸣叫，平整的水泥地面为什么会响呢？不容细想，马上砸！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后来化验那些水泥碎渣，才发现其中含铁量颇高。
故事5：上海姐弟写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有一首几代人都会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节奏欢快、朗朗上口的儿童歌曲创作于1970年，于1971年正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它的词曲作者是—对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姐弟。歌词作者是弟弟、小学5年级的13岁学生金果临，曲作者是姐姐、上海第六玻璃厂年仅19岁的徒工金月苓。尽管在创作这首歌曲时，他们姐弟谁也没有来过北京、见过天安门，但是歌中对天安门的崇敬却道出了每一位国人的心声。
从新中国成立起，能够来到北京看看天安门是许多人的愿望。但是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却一度是大家遥不可及的一个梦。
1988·开放的城楼
故事1：一封信打开了天安门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放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桌上。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在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时任中办主任的王兆国批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
其实在这封信出现之前，中央就已经有了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想法。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1979年7月15日，作为中国最高的政治议事殿堂，人民大会堂开始对公众开放。1980年5月起，作为国家权力中枢的中南海，也部分对外开放。所以此时，“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意识，也在高层有所松动。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就提议，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但是，由于观念和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被搁置下来。
故事2：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
那封署名“华兴”的信，推开了天安门神秘的城门，1988年1月1日，是北京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向全中国、全世界的游客开放，天安门城楼举行了一个简短、低调的剪彩仪式。
当时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游客是75岁的东四人民商场的退休老会计高锡武，第一对登上城楼的外国游客是来自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夫妇。当时他们收到了特殊的礼物——一对景泰蓝花瓶、一份参观天安门的纪念册。
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当时高锡武并不是第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下排队买票的人，他是第五个。当时他遛弯到天安门，听说城楼今天开放，就想上去看看。那时候他前面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当时门票10块钱，确实不便宜。那个女孩说：咱们四个人就是40块钱，40块钱我们凑凑可以买一件衣服、可以撮一顿。他们走后，高锡武就成了登上城楼的第一个游客。参观结束后，他还被人用小汽车送回了家。
天安门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标志，从曾经的封建帝王家的私家宫苑，变成了新中国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见证者”。60多年来它站在祖国的心脏，感受着时代的脉动，见证了改革春风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据BTV科教《记忆2015》节目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