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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三时到石油河矿厂，午餐后接见厂中主要人员后，巡视油井，第八井喷油始息，第十五井钻井将成，皆亲到详察。再往河边瞰视，河谷中炼油厂所与油坑想见工程草创之难，经营之苦，尤其机器缺乏，工作因之阻滞，而露天油坑原油之多，更叹人工与建筑不敌天产之富厚，与事业广大无极也。——蒋介石日记（1942年8月30日）
【“你们找到了大油层”】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陷落，中国沿海、沿江的富庶地区悉数落入了日本人手里，“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一律实行封锁”。战前中国的石油需求完全依赖进口，75%被美国和英国垄断。“洋油”失去来源，大后方高喊“一滴汽油一滴血”，用天然气发动轮船，用木炭发动汽车，用桐油、酒精提炼汽油……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油荒问题。有鉴于此，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建议开发甘肃玉门油矿。蒋介石相当重视，“油矿关系重要，饬即日派员开采”，同时电令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查该地驻军系贵军马旅长步康所部，特电转达，即希转饬该旅长遵照，切实保护该队员、工员，并予以种种便利。”
玉门油矿位于甘肃省祁连山北麓，是个不毛之地，行政区划上归属玉门县境，但东距嘉峪关内的酒泉相对近一些，来自兰州、西安和重庆的生活用品，一般都是通过酒泉转运。早在三世纪末叶，晋人张华编撰的《博物志》就有玉门“火泉”的记载。清朝同治年间，当地“掘坑取油”土法开采，石油作为商品流通于河西走廊及兰州一带。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蒋介石延揽各方人才进行抗战准备，钱昌照、翁文灏、孙越崎等“海归”纷纷投身工业救国。翁文灏早年留学比利时，是中国从欧美获得地质学博士之第一人。1932年盛夏，翁文灏在钱昌照的陪同下，应邀赴庐山牯岭讲解中国矿产，蒋介石感觉甚好，“翁咏霓诚今日中国需要之人才也”。开发油矿首先需要钻机，翁文灏首先想到的是先利用陕北延长、延川的两部旧钻机试一试。
原来1934年夏，孙越崎带队在陕北勘探过石油，后因产量不丰而放弃。再后来，刘志丹率领红军席卷陕北，钻机光荣地披上“红装”。时值国共合作“蜜月期”，资源委员会通过第十八集团军汉口办事处，协商中共拆运钻机事宜，“周恩来同志以事关开发后方能源，支持抗战，当表赞同，并派钱之光同志接洽办理调运事宜”。10月底，八路军总部先后派出汽车13辆，将延长油矿的两部钻机运抵咸阳，完璧交付国民政府接收。
1939年4月，玉门油矿开始出油，“数量虽微，对于工作人员鼓励甚大”，翁文灏电呈蒋介石，“全油田原油储量，据专家估计，至少达二万万桶，即四十二万万加仑”。翌年，甘肃油矿局正式成立，孙越崎为总经理，局址设重庆。“我每年夏秋期间在玉门油矿督促生产建设，冬春在重庆办理预算和采购器材运往玉门矿区。甚至水泥和重晶石也分别从重庆和下游涪陵运去，而途中的成都和兰州两大城市，则没有什么可供采购的东西”。孙越崎认为，甘肃油矿局设在重庆，是玉门油矿生产建设能够很快成功的关键所在。
为增产起见，资源委员会又由湖南、江西、四川境内各矿拆运钻机、套管、抽油机等件约一千吨，支援玉门油矿生产建设。蒋介石严令西北运输总处负责协助，要求“油矿机器务速运完”。从1940年起，玉门油矿开始投入湘潭、萍乡煤矿调来的两部德国挖煤钻机，由于不会使用重泥浆，没有防喷器和高压井口装置，以致在加深第四井时发生了一场事故。
这一天是1941年4月21日，凌晨3时许，深度439米的第四井钻遇高压油层（即L层），原油、天然气夹带着砂石，以强大的井下压力猛烈向外喷发。大约井喷半小时后，突然一声巨响，瓦斯爆炸产生的烈火，瞬间照亮整个矿区。矿长严爽指挥职工奋力抢救，一次次投掷浸过水的毛毡，但因油气太大，始终无效。4时，油井井壁塌方，加上井口砂土越积越多，大火方才熄灭。严爽胆战心惊地报告油矿局，準备挨批评受处分，万万没有想到，孙越崎接获报告，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你们找到了大油层！”
【“一百八十万加仑”】
1941年秋，资源委员会提议加大玉门油矿开发力度，蒋介石爽快地批准了扩充预算，但财政部长孔祥熙认为数字太大，不如对外招商承办。钱昌照气愤地说：“中国如果是个上轨道的国家，抗战以前，这样的矿早就应该开发了。时至今日，再不开发，太不像样子。”经此折腾，耽误了不少时间。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从美国采购的先进设备运到缅甸被炸，最终万里迢迢抢运至玉门的为数甚少，勉强凑成三套钻机。由于裂化式炼油设备的缺失，只好采用自己设计的蒸馏式，所得汽油仅达原油的20%。忆及往事，炼油厂长金开英总是不无遗憾：“我们到美国去买真正的炼油机器，但运抵矿区老君庙的时候，抗战已经结束了。所以矿上的炼油设备最初是土法制造的，一切都很原始。”
是年底，玉门油矿制定工作计划，1942年度汽油产量务必达到180万加仑。经过高调宣传，当时确实干劲十足，人人皆知。孙越崎回忆说：“我每遇一个普通职员或工人，就问他们，我们今年要生产多少汽油，回答都说180万加仑。我听了很高兴，因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苏联宣传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正是采取这样的动员方法，现在我把它运用于玉门油矿了。”
出人意料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一份来自军统局的秘密报告，交到了侍从室主任贺耀组手中：“矿方第八井喷油后，因设备不良及储油无法解决，加以太平洋大战爆发后由美所购机器无法内运，致陷停顿。且对汽车队管理无方，纪律太坏，致使由渝或外国启运之新机件运抵矿厂后，则变成半旧，甚至因缺一二零件无法装置。”蒋介石没有当场发怒，电令翁文灏“即希查报為要”。
1942年3月初，第二份秘密报告接踵而至：“第十井凿至四百余公尺时，突然大量喷油，其损失数目约六百万加仑。该矿职工指导委员会本年预算多达八十四万余元，实际工作则甚少表现。去年春季矿局在兰州向驻军第一百师师长韩起功订购大小木料七万余根，付国币十万元，因无人催促，迄今尚未起运。”4月17日，翁文灏解释井喷等事：“查第十井油层，按照第八井油层深度及地层倾斜推算，须至490公尺方能达到 故預定钻至440公尺时，再下第二套套管装置、防喷器等设备，然后停钻。不料钻至397公尺时，已达油层，大量喷出。所幸该井喷出之油因在冬季，均经凝结，临时筑坝堵住，损失甚少。至于职工指导委员会虽列为83万余元，尚在审核之中。去年所购木料原本打算11月份水运，后因天寒，河水已结薄冰，韩师长要求缓期交货，屡经派员磋商，总无结果。”
要想彻底平息外界种种质疑，最有力的回击莫过于用成绩说话。翁文灏、孙越崎亲赴玉门视察，召集严爽、金开英商谈加紧生产办法，决定星期日不放假，但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各放假一天，工人工作取八小时制，三班倒轮流不息。到了1942年11月，生产目标提前完成，矿区各厂汽笛齐鸣，全体职工不约而同聚集广场，抬起孙越崎高举送上露天戏台，举行祝捷大会。孙很是自豪，规定职员和工人每人发给羊肉2斤、白酒4两，大家皆大欢喜。饭后还请来戏班子演出，并在祁连山坡上树立了一个大牌坊，用电灯标出“一百八十”四个大字，众人大大热闹了一番。孙越崎说：由于我们有了玉门油矿的汽油，把苏联供应的大炮从新疆运到前线，打破了日军侵略陕西的企图。1944年美国空军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东京和日军占领的唐山开滦煤矿、林西发电厂等地，地勤用油也是玉门油矿供应的。”
事实上，玉门油矿生产的汽油、柴油，绝大部分用在了西北的运输，道理很简单，因为它离那里更近、更方便，成本更低。特别是抗战中期苏联军事援华较为密集，蒋介石明令“优先供应西北运输局油料”。重庆至玉门相隔2500公里，甘肃油矿局用于两地器材及油品运输的汽车一度多达387辆，不过长途运输极易造成车辆损坏，待料停修之车通常要占一半左右。出于弥补汽运力量不足，有效降低油耗，自1942年11月起，采取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先将油品用汽车运往四川广元，再把油品装上羊皮筏，顺着嘉陵江到达重庆。由此可见，战时的一切都是艰难的，人们用原始而古老的方法，节省了700公里的“输血”之路。
【“想见工程草创之难”】
1942年春夏，长期亲苏、附苏的盛世才在政治上摆出了要回归中央政府的姿态。8月15日，蒋介石启程前往西北诸省视察，准备进一步解决新疆问题。按照预定计划，“西北国防与交通经济”“建设甘肃与拓殖西北方案”亦是此行的重点工作。28日，蒋介石一行由西宁飞抵嘉峪关机场，进驻段庄。第二天下午，西北雄关尘土飞扬，只见七八辆小汽车陆续驶出关门，蒋介石、孙越崎在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等人的陪护下，直奔玉门油矿。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蒋介石视察矿区的前几天，矿上发生了一场火灾。第八井当年井喷，矿工们筑坝拦截，油与水不亲，下雨时水流到坝里，油浮在水上，只要不往外溢出，一切都在可控范围。没想到8月中下旬，祁连山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慢慢融化，引起山洪爆发，接着又是一场大雨，导致原油大量溢出土坝，顺着山坡流进沿山搭建的工人家里。8月24日，一名矿工在烧饭时不慎失火，大火顺势蔓延，严爽赶紧召集人员分头灭火。金开英暗暗庆幸：“这次正好赶上蒋委员长莅临参观的日子，还好大火在夜里就完全扑灭了，他没有看见那番景象。”
顶着烈日，蒋介石逐一巡视油井、炼油厂、发电厂、机修厂、医院、澡堂、粮库、面粉厂、小学和供应社等设施。孙越崎跟着汇报油矿的开办经过与当前生产运销等情况。“不容易，不容易”，蒋介石听完转过头叮嘱胡宗南：“孙越崎他们在这个地方办油矿，看来困难不少，你要支持他们。”中午，矿区安排吃饭，蒋介石另屋独桌，四菜一汤，无人作陪。孙越崎、严爽、金开英与胡宗南等人一桌，宾主谈笑风生。
傍晚，蒋介石返回嘉峪关，就矿区所见所闻，“想见工程草创之难”，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来往途中，承孙越崎总经理之招待与各种说明，尤其对国内各种矿产分布数量，足有五小时之久，令余发生人材并不缺乏之感也，乃令其对于钢铁事业，以及机器制造，与电工器材各事业研究五年计划也。”
据胡宗南身边的侍从参谋熊向晖回忆，蒋介石看到嘉峪关城楼年久失修，城砖脱落，破旧得不像样子，因对孙越崎在玉门油矿的工作感到满意，一时高兴，就对孙说，“你除了办油矿以外，给你另外一个任务，这嘉峪关城楼由你负责修复”。孙越崎认为修复城楼工程虽小，但采购木料有些棘手，所以推辞道：“集中精力办油矿，能否办好，尚有问题，实在无力再修城楼，这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担任。”蒋介石想想挺有道理，未再强求。
显而易见，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工矿专才很受蒋介石器重，然而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之际，他们并没有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抗战胜利后，翁文灏辞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创立中国石油公司，一心经营实业。但是到了1948年5月，翁文灏又接受蒋介石邀请，出任国民政府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院长，也因此上了战犯名单。1949年夏，翁文灏移居法国巴黎，通过写“悔过书”的方式慢慢得到北京谅解，遂于1951年初回到祖国怀抱。钱昌照1948年秋考察欧洲各国，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他决心不再效力南京，后经香港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高层的亲切接见。孙越崎1948年5月升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组织员工开展护厂、护矿斗争，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之命令。1949年11月，孙越崎在香港通电起义，携眷北上，接过了中央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的任命状。
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国民党的这些精英分子不再选择蒋介石？答案想必见仁见智。或许，玉门油矿请拨六万只空油桶的个案，可以说明其中一些问题。
【“区区六万只油桶”】
蔣介石视察玉门油矿，矿上并未提出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的要求——尽管难处很多。孙越崎晚年回忆：“事后有一件事我电请他帮助解决，我们以前只从长沙拆运过两个油罐的玉门，远远不能适应昼夜炼油周转的需要。而我们自己又不会做贮油罐的薄钢板。我曾请求资源委员会在重庆收集53加仑的油桶以代替油罐，但他们也无办法。我就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拨给油矿6万个空油桶。”实际上，资源委员会半年前即已开始交涉油桶之事。 1942年2月15日，翁文灏、钱昌照联名报告蒋介石：“本年秋冬，玉门油矿拟月产汽油、煤油及柴油35万加仑，约需53加仑油桶56000个。查此项油桶，航空委员会、军政部、交通司及各公路局目前存贮甚多，拟恳钧座转令各有关机关尽先售予矿局应用。”蒋介石当即批示：“阅。所请饬航委会、军政部，各机关油桶尽先售与该局一节，拟为照办。”事情看似简单，底下官僚根本是阳奉阴违，难以“照办”。甘肃油矿局预算购置空桶费仅有300万元，各用油机关“高索代价”，甚至竟有每只索售达300元以上者。“六万只空桶。则需款约1800万元，且仍呈续涨趋势”。
战争时期，政府各部门理应发挥互助精神，国民党的政治环境却越来越浑浊。“各军事机关之原有空桶，现时既不能外运装油，散存各地，非被下级人员偷漏私售，即必坐令弃置锈烂，均属暴殄公物，而且有妨国防生产”。5月初，蒋介石赞同翁文灏的建议，“拨交利用之空油桶最好作为借用，如必须付款，每只空桶作价50元”。蒋一并强调相关部门“务盼对于该局空桶之供应，必须本彼此一体之旨，由各级主管严切督责，仰即切实遵照洽办，毋许延玩”。
严令之下，军政部长兼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牵头商讨筹拨桶数，各家初步达成协议，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和航空委员會各承担两万只，但所有运输产生费用均由资源委员会掏钱买单。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除军政部交桶作为拨借，及航空委员会交桶由资源委员会另行洽商外，所有运输统制局拨付之桶，每只作价200元，由资委会付现”。翁文灏简直气坏，“如照所拟，其余4万只，尚须800万元之巨，按矿局预算，实无应付之方”，只好再度求告蒋介石“拟请运统局及航委会亦照军政部例将所拨之桶，一律作为拨借”。
政令如此不通，蒋介石既尴尬又恼怒，不禁诘问何应钦：“各机关所存空桶原系公家之物，以之供应公家之用，尚如此严分畛域，不能互相协济，实大背物资总动员之旨。似此陋习，若不痛切铲除，何能动员民众物资？”在蒋介石连续几次强硬干预之后，各机关不用的空桶总算陆陆续续往甘肃运了一部分，可是翁文灏依然高兴不起来。10月下旬，还是外国友人敢于把真相反映至重庆，“玉门油矿所用铁桶多有漏洞，以致沿途损油甚多，有的抵达兰州，所剩几无”。蒋介石盘查究竟，翁文灏乘机娓娓道来，“所用油桶系由各机关拨交，破漏殊多，均经该局极力挑选洗刷，并用电焊修补后，始行装油，因车辆颠荡之故，少量漏油固所难免”。
为了几只空油桶，竟然影响国际观感，这让蒋介石火冒三丈，12月15日他痛斥何应钦：“查近年来各机关由国外运入油量，计应有油桶200万只以上。今多任意散失，致区区之六万只油桶尚未依限交齐，且所交者多为破漏，实属太不爱惜公物。应即切实追查缴还公家，以应此后油矿生产之需。”25日，何应钦解释原由，“嗣以本局筹供抢运存滇物质所需酒精160万加仑，需桶迫切，乃不得不将各路局所有空桶搜集应急，致对其余未交玉门油矿之桶，一时未能兼顾”。至于破桶现象，何应钦的回复充满推卸之词，“唯国内现有空桶，多系历年积存旧物，几经往复装运，间有少数锈蚀，在所难免。油矿方面，似宜加强修桶设备，俾可尽量修焊利用”。
纵观空油桶个案，国民政府的贪腐程度和扯皮推诿暴露无遗，不要说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人束手无策，即便“最高领袖”蒋介石三令五申，效果亦往往大打折扣。
1949年9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装甲部队从张掖出发，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穿过戈壁沙漠挺进玉门。25日，玉门油矿宣告解放，油矿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系文史学者）
【“你们找到了大油层”】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陷落，中国沿海、沿江的富庶地区悉数落入了日本人手里，“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一律实行封锁”。战前中国的石油需求完全依赖进口，75%被美国和英国垄断。“洋油”失去来源，大后方高喊“一滴汽油一滴血”，用天然气发动轮船，用木炭发动汽车，用桐油、酒精提炼汽油……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油荒问题。有鉴于此，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建议开发甘肃玉门油矿。蒋介石相当重视，“油矿关系重要，饬即日派员开采”，同时电令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查该地驻军系贵军马旅长步康所部，特电转达，即希转饬该旅长遵照，切实保护该队员、工员，并予以种种便利。”
玉门油矿位于甘肃省祁连山北麓，是个不毛之地，行政区划上归属玉门县境，但东距嘉峪关内的酒泉相对近一些，来自兰州、西安和重庆的生活用品，一般都是通过酒泉转运。早在三世纪末叶，晋人张华编撰的《博物志》就有玉门“火泉”的记载。清朝同治年间，当地“掘坑取油”土法开采，石油作为商品流通于河西走廊及兰州一带。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蒋介石延揽各方人才进行抗战准备，钱昌照、翁文灏、孙越崎等“海归”纷纷投身工业救国。翁文灏早年留学比利时，是中国从欧美获得地质学博士之第一人。1932年盛夏，翁文灏在钱昌照的陪同下，应邀赴庐山牯岭讲解中国矿产，蒋介石感觉甚好，“翁咏霓诚今日中国需要之人才也”。开发油矿首先需要钻机，翁文灏首先想到的是先利用陕北延长、延川的两部旧钻机试一试。
原来1934年夏，孙越崎带队在陕北勘探过石油，后因产量不丰而放弃。再后来，刘志丹率领红军席卷陕北，钻机光荣地披上“红装”。时值国共合作“蜜月期”，资源委员会通过第十八集团军汉口办事处，协商中共拆运钻机事宜，“周恩来同志以事关开发后方能源，支持抗战，当表赞同，并派钱之光同志接洽办理调运事宜”。10月底，八路军总部先后派出汽车13辆，将延长油矿的两部钻机运抵咸阳，完璧交付国民政府接收。
1939年4月，玉门油矿开始出油，“数量虽微，对于工作人员鼓励甚大”，翁文灏电呈蒋介石，“全油田原油储量，据专家估计，至少达二万万桶，即四十二万万加仑”。翌年，甘肃油矿局正式成立，孙越崎为总经理，局址设重庆。“我每年夏秋期间在玉门油矿督促生产建设，冬春在重庆办理预算和采购器材运往玉门矿区。甚至水泥和重晶石也分别从重庆和下游涪陵运去，而途中的成都和兰州两大城市，则没有什么可供采购的东西”。孙越崎认为，甘肃油矿局设在重庆，是玉门油矿生产建设能够很快成功的关键所在。
为增产起见，资源委员会又由湖南、江西、四川境内各矿拆运钻机、套管、抽油机等件约一千吨，支援玉门油矿生产建设。蒋介石严令西北运输总处负责协助，要求“油矿机器务速运完”。从1940年起，玉门油矿开始投入湘潭、萍乡煤矿调来的两部德国挖煤钻机，由于不会使用重泥浆，没有防喷器和高压井口装置，以致在加深第四井时发生了一场事故。
这一天是1941年4月21日，凌晨3时许，深度439米的第四井钻遇高压油层（即L层），原油、天然气夹带着砂石，以强大的井下压力猛烈向外喷发。大约井喷半小时后，突然一声巨响，瓦斯爆炸产生的烈火，瞬间照亮整个矿区。矿长严爽指挥职工奋力抢救，一次次投掷浸过水的毛毡，但因油气太大，始终无效。4时，油井井壁塌方，加上井口砂土越积越多，大火方才熄灭。严爽胆战心惊地报告油矿局，準备挨批评受处分，万万没有想到，孙越崎接获报告，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你们找到了大油层！”
【“一百八十万加仑”】
1941年秋，资源委员会提议加大玉门油矿开发力度，蒋介石爽快地批准了扩充预算，但财政部长孔祥熙认为数字太大，不如对外招商承办。钱昌照气愤地说：“中国如果是个上轨道的国家，抗战以前，这样的矿早就应该开发了。时至今日，再不开发，太不像样子。”经此折腾，耽误了不少时间。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从美国采购的先进设备运到缅甸被炸，最终万里迢迢抢运至玉门的为数甚少，勉强凑成三套钻机。由于裂化式炼油设备的缺失，只好采用自己设计的蒸馏式，所得汽油仅达原油的20%。忆及往事，炼油厂长金开英总是不无遗憾：“我们到美国去买真正的炼油机器，但运抵矿区老君庙的时候，抗战已经结束了。所以矿上的炼油设备最初是土法制造的，一切都很原始。”
是年底，玉门油矿制定工作计划，1942年度汽油产量务必达到180万加仑。经过高调宣传，当时确实干劲十足，人人皆知。孙越崎回忆说：“我每遇一个普通职员或工人，就问他们，我们今年要生产多少汽油，回答都说180万加仑。我听了很高兴，因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苏联宣传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正是采取这样的动员方法，现在我把它运用于玉门油矿了。”
出人意料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一份来自军统局的秘密报告，交到了侍从室主任贺耀组手中：“矿方第八井喷油后，因设备不良及储油无法解决，加以太平洋大战爆发后由美所购机器无法内运，致陷停顿。且对汽车队管理无方，纪律太坏，致使由渝或外国启运之新机件运抵矿厂后，则变成半旧，甚至因缺一二零件无法装置。”蒋介石没有当场发怒，电令翁文灏“即希查报為要”。
1942年3月初，第二份秘密报告接踵而至：“第十井凿至四百余公尺时，突然大量喷油，其损失数目约六百万加仑。该矿职工指导委员会本年预算多达八十四万余元，实际工作则甚少表现。去年春季矿局在兰州向驻军第一百师师长韩起功订购大小木料七万余根，付国币十万元，因无人催促，迄今尚未起运。”4月17日，翁文灏解释井喷等事：“查第十井油层，按照第八井油层深度及地层倾斜推算，须至490公尺方能达到 故預定钻至440公尺时，再下第二套套管装置、防喷器等设备，然后停钻。不料钻至397公尺时，已达油层，大量喷出。所幸该井喷出之油因在冬季，均经凝结，临时筑坝堵住，损失甚少。至于职工指导委员会虽列为83万余元，尚在审核之中。去年所购木料原本打算11月份水运，后因天寒，河水已结薄冰，韩师长要求缓期交货，屡经派员磋商，总无结果。”
要想彻底平息外界种种质疑，最有力的回击莫过于用成绩说话。翁文灏、孙越崎亲赴玉门视察，召集严爽、金开英商谈加紧生产办法，决定星期日不放假，但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各放假一天，工人工作取八小时制，三班倒轮流不息。到了1942年11月，生产目标提前完成，矿区各厂汽笛齐鸣，全体职工不约而同聚集广场，抬起孙越崎高举送上露天戏台，举行祝捷大会。孙很是自豪，规定职员和工人每人发给羊肉2斤、白酒4两，大家皆大欢喜。饭后还请来戏班子演出，并在祁连山坡上树立了一个大牌坊，用电灯标出“一百八十”四个大字，众人大大热闹了一番。孙越崎说：由于我们有了玉门油矿的汽油，把苏联供应的大炮从新疆运到前线，打破了日军侵略陕西的企图。1944年美国空军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东京和日军占领的唐山开滦煤矿、林西发电厂等地，地勤用油也是玉门油矿供应的。”
事实上，玉门油矿生产的汽油、柴油，绝大部分用在了西北的运输，道理很简单，因为它离那里更近、更方便，成本更低。特别是抗战中期苏联军事援华较为密集，蒋介石明令“优先供应西北运输局油料”。重庆至玉门相隔2500公里，甘肃油矿局用于两地器材及油品运输的汽车一度多达387辆，不过长途运输极易造成车辆损坏，待料停修之车通常要占一半左右。出于弥补汽运力量不足，有效降低油耗，自1942年11月起，采取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先将油品用汽车运往四川广元，再把油品装上羊皮筏，顺着嘉陵江到达重庆。由此可见，战时的一切都是艰难的，人们用原始而古老的方法，节省了700公里的“输血”之路。
【“想见工程草创之难”】
1942年春夏，长期亲苏、附苏的盛世才在政治上摆出了要回归中央政府的姿态。8月15日，蒋介石启程前往西北诸省视察，准备进一步解决新疆问题。按照预定计划，“西北国防与交通经济”“建设甘肃与拓殖西北方案”亦是此行的重点工作。28日，蒋介石一行由西宁飞抵嘉峪关机场，进驻段庄。第二天下午，西北雄关尘土飞扬，只见七八辆小汽车陆续驶出关门，蒋介石、孙越崎在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等人的陪护下，直奔玉门油矿。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蒋介石视察矿区的前几天，矿上发生了一场火灾。第八井当年井喷，矿工们筑坝拦截，油与水不亲，下雨时水流到坝里，油浮在水上，只要不往外溢出，一切都在可控范围。没想到8月中下旬，祁连山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慢慢融化，引起山洪爆发，接着又是一场大雨，导致原油大量溢出土坝，顺着山坡流进沿山搭建的工人家里。8月24日，一名矿工在烧饭时不慎失火，大火顺势蔓延，严爽赶紧召集人员分头灭火。金开英暗暗庆幸：“这次正好赶上蒋委员长莅临参观的日子，还好大火在夜里就完全扑灭了，他没有看见那番景象。”
顶着烈日，蒋介石逐一巡视油井、炼油厂、发电厂、机修厂、医院、澡堂、粮库、面粉厂、小学和供应社等设施。孙越崎跟着汇报油矿的开办经过与当前生产运销等情况。“不容易，不容易”，蒋介石听完转过头叮嘱胡宗南：“孙越崎他们在这个地方办油矿，看来困难不少，你要支持他们。”中午，矿区安排吃饭，蒋介石另屋独桌，四菜一汤，无人作陪。孙越崎、严爽、金开英与胡宗南等人一桌，宾主谈笑风生。
傍晚，蒋介石返回嘉峪关，就矿区所见所闻，“想见工程草创之难”，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来往途中，承孙越崎总经理之招待与各种说明，尤其对国内各种矿产分布数量，足有五小时之久，令余发生人材并不缺乏之感也，乃令其对于钢铁事业，以及机器制造，与电工器材各事业研究五年计划也。”
据胡宗南身边的侍从参谋熊向晖回忆，蒋介石看到嘉峪关城楼年久失修，城砖脱落，破旧得不像样子，因对孙越崎在玉门油矿的工作感到满意，一时高兴，就对孙说，“你除了办油矿以外，给你另外一个任务，这嘉峪关城楼由你负责修复”。孙越崎认为修复城楼工程虽小，但采购木料有些棘手，所以推辞道：“集中精力办油矿，能否办好，尚有问题，实在无力再修城楼，这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担任。”蒋介石想想挺有道理，未再强求。
显而易见，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工矿专才很受蒋介石器重，然而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之际，他们并没有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抗战胜利后，翁文灏辞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创立中国石油公司，一心经营实业。但是到了1948年5月，翁文灏又接受蒋介石邀请，出任国民政府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院长，也因此上了战犯名单。1949年夏，翁文灏移居法国巴黎，通过写“悔过书”的方式慢慢得到北京谅解，遂于1951年初回到祖国怀抱。钱昌照1948年秋考察欧洲各国，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他决心不再效力南京，后经香港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高层的亲切接见。孙越崎1948年5月升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组织员工开展护厂、护矿斗争，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之命令。1949年11月，孙越崎在香港通电起义，携眷北上，接过了中央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的任命状。
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国民党的这些精英分子不再选择蒋介石？答案想必见仁见智。或许，玉门油矿请拨六万只空油桶的个案，可以说明其中一些问题。
【“区区六万只油桶”】
蔣介石视察玉门油矿，矿上并未提出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的要求——尽管难处很多。孙越崎晚年回忆：“事后有一件事我电请他帮助解决，我们以前只从长沙拆运过两个油罐的玉门，远远不能适应昼夜炼油周转的需要。而我们自己又不会做贮油罐的薄钢板。我曾请求资源委员会在重庆收集53加仑的油桶以代替油罐，但他们也无办法。我就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拨给油矿6万个空油桶。”实际上，资源委员会半年前即已开始交涉油桶之事。 1942年2月15日，翁文灏、钱昌照联名报告蒋介石：“本年秋冬，玉门油矿拟月产汽油、煤油及柴油35万加仑，约需53加仑油桶56000个。查此项油桶，航空委员会、军政部、交通司及各公路局目前存贮甚多，拟恳钧座转令各有关机关尽先售予矿局应用。”蒋介石当即批示：“阅。所请饬航委会、军政部，各机关油桶尽先售与该局一节，拟为照办。”事情看似简单，底下官僚根本是阳奉阴违，难以“照办”。甘肃油矿局预算购置空桶费仅有300万元，各用油机关“高索代价”，甚至竟有每只索售达300元以上者。“六万只空桶。则需款约1800万元，且仍呈续涨趋势”。
战争时期，政府各部门理应发挥互助精神，国民党的政治环境却越来越浑浊。“各军事机关之原有空桶，现时既不能外运装油，散存各地，非被下级人员偷漏私售，即必坐令弃置锈烂，均属暴殄公物，而且有妨国防生产”。5月初，蒋介石赞同翁文灏的建议，“拨交利用之空油桶最好作为借用，如必须付款，每只空桶作价50元”。蒋一并强调相关部门“务盼对于该局空桶之供应，必须本彼此一体之旨，由各级主管严切督责，仰即切实遵照洽办，毋许延玩”。
严令之下，军政部长兼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牵头商讨筹拨桶数，各家初步达成协议，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和航空委员會各承担两万只，但所有运输产生费用均由资源委员会掏钱买单。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除军政部交桶作为拨借，及航空委员会交桶由资源委员会另行洽商外，所有运输统制局拨付之桶，每只作价200元，由资委会付现”。翁文灏简直气坏，“如照所拟，其余4万只，尚须800万元之巨，按矿局预算，实无应付之方”，只好再度求告蒋介石“拟请运统局及航委会亦照军政部例将所拨之桶，一律作为拨借”。
政令如此不通，蒋介石既尴尬又恼怒，不禁诘问何应钦：“各机关所存空桶原系公家之物，以之供应公家之用，尚如此严分畛域，不能互相协济，实大背物资总动员之旨。似此陋习，若不痛切铲除，何能动员民众物资？”在蒋介石连续几次强硬干预之后，各机关不用的空桶总算陆陆续续往甘肃运了一部分，可是翁文灏依然高兴不起来。10月下旬，还是外国友人敢于把真相反映至重庆，“玉门油矿所用铁桶多有漏洞，以致沿途损油甚多，有的抵达兰州，所剩几无”。蒋介石盘查究竟，翁文灏乘机娓娓道来，“所用油桶系由各机关拨交，破漏殊多，均经该局极力挑选洗刷，并用电焊修补后，始行装油，因车辆颠荡之故，少量漏油固所难免”。
为了几只空油桶，竟然影响国际观感，这让蒋介石火冒三丈，12月15日他痛斥何应钦：“查近年来各机关由国外运入油量，计应有油桶200万只以上。今多任意散失，致区区之六万只油桶尚未依限交齐，且所交者多为破漏，实属太不爱惜公物。应即切实追查缴还公家，以应此后油矿生产之需。”25日，何应钦解释原由，“嗣以本局筹供抢运存滇物质所需酒精160万加仑，需桶迫切，乃不得不将各路局所有空桶搜集应急，致对其余未交玉门油矿之桶，一时未能兼顾”。至于破桶现象，何应钦的回复充满推卸之词，“唯国内现有空桶，多系历年积存旧物，几经往复装运，间有少数锈蚀，在所难免。油矿方面，似宜加强修桶设备，俾可尽量修焊利用”。
纵观空油桶个案，国民政府的贪腐程度和扯皮推诿暴露无遗，不要说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人束手无策，即便“最高领袖”蒋介石三令五申，效果亦往往大打折扣。
1949年9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装甲部队从张掖出发，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穿过戈壁沙漠挺进玉门。25日，玉门油矿宣告解放，油矿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