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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
民生者，人民大众之生计也，通俗地讲，无非就是养家糊口，混口饭吃。继承祖辈基业生来即无需为温饱奔波的人从来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在社会上寻找一个岗位，出卖劳动力换生存。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就是说就业是人民生存和生活的根本。工作不仅是人权的一部分，更是最直接的社会问题，只有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社会才有稳定和和谐。《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中国当下面临着将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战略转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制约消费需求活力的原因既包括老百姓手里缺钱，有消费需求却消费不起，也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老百姓有钱不敢花，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老百姓不富裕，没钱消费。造成广大居民缺乏消费能力的原因也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使得资本和国家的分配率高，劳动者的分配率低，2006年1月至11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0.7％；财政收入增长25％，但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14％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6％。二是失业和劳动力闲置现象严重，2006年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但这与真实的劳动力闲置情况相去甚远，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计算后认为，劳动力闲置率达到15.77％。如果2006年的劳动力闲置率降低到5％，按2005年的城镇劳动者平均工资收入计，当年的最终消费将增长2万多亿元。
但这只是一个乐观的假设，实际上就业情势不容乐观。据预计，到2010年全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需求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这就意味着劳动力闲置在现有的基础上还要增加1000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07年新增就业的目标为不少于900万，如同8％的GDP增长率，这是个保守的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很可能超过预期，但是2007年仅应届大学生毕业数量就会达到495万，整体上就业问题紧迫。
国家实行的是“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目前，《就业促进法》进入立法程序，草案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制度，预防、调节和控制可能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失业，草案要求建立促进就业的协调机制、政府的投入保障机制，政府要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还要建立就业援助机制对就业困难人群进行扶持。就业促进法草案主要对各级政府的责任作出了规定，但就业的增加主要还是得依靠市场的活力，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将就业作为根本的民生问题对待，而不是再与民争利，一方面把促进就业当成口号，一方面通过罚款和鼓励超收增加财政收入，遏制市场的扩张。就业促进法草案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发展思路需要大调整
当民生议题成为中央关注的第一要务时，促进就业很容易成为各地主动增加投入搞的“面子过程”，由财政出钱人为设置就业岗位，安置无业人员，这种办法是缺乏后劲的，一旦热度退去，暂时被掩盖的失业问题就会卷土重来。在作为“一号民心工程”的辽宁省棚户区改造中，当地就配套了就业促进机制，消灭“零就业”家庭，采取的是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提供给失业人员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否能够长久很值得怀疑。
转变发展模式，释放市场活力，让增长不再与就业相冲突才是切实的解决之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重蹈了一些后发展国家的覆辙，忽视了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将精力放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上，高科技产业固然要发展，在面子上也好看，却在吸纳劳动力就业上发挥不够。发展的惯性一时改变是困难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实行促进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积极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十一五规划”也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出了相应的部署，但见成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每年吸纳新增就业和再就业的比例在90％以上。据悉，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一国96％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65％~80％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但是中国的行政环境是税收、罚款、吃拿卡要等过重，致使很多小企业不靠偷税漏税就不能存活，从而大量倒闭，个体户已经成为一个将要退出历史的概念。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9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国家工商总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7.9%。这就相当于每一千个中国人拥有2.7个企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5~55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0~30个企业的水平。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提案关注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遭遇的瓶颈问题，他认为，应该发展地区性的中小型银行，目前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并不能很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可以创造更多的就業机会，对于改善社会分配、扩大内需是很重要的。
“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也面临着融资和负担过重的问题。一个在北京方庄某小区里烤羊肉串的摊主告诉记者，他的不足一平方米的小摊每个月要交各种税费合计800元左右，冬天的生意不好，根本赚不到钱，他之所以还在冒着寒风开张，只是为了占住地方，等待夏天生意好的时候到来。城管野蛮执法，打人、摔碎西瓜、受害者蹲在路边哭泣的新闻屡见不鲜。2006年8月，北京城管执法队员李志强在查抄路边烤肠摊时，被摆摊的崔英杰刺死，将管理者和谋生者的冲突推向了顶点。在维护市容的旗号下，多少底层百姓自谋生路的权利被剥夺。浙江人大代表许爱娥在人大提出议案，建议允许小商贩在路边合理摆摊经营，保障公民最基本的谋生权利。这个问题确实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
教育体制需要转变
在“两会”召开的同时，3月7日，北京举办了一场专门针对女大学生的招聘会。会场外，来找工作的女大学生排起千米长队，6000多人竞争不到800个岗位，文秘、销售等热门职位的供需比达到了300∶1。去年在郑州举办的一场招聘会上，找工作的大学生竟然将会场的扶梯挤坏了。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2006年7月，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相关部门完成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已签约和已有意向的人数比例仅为49.81%。
“摩擦性失业”的现象已经普遍出现，即求职者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用人单位也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人才，造成劳动力供需的不匹配。突出表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某些企业却招不到具备某种技能的技术个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和下岗再就业成为就业领域并列的三大难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恐怕是教育机制出了问题。随着高校扩招，现在中国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2％，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主要在于就业观念没有改变，以大众化的门槛进入大学却要求精英化的就业是不可能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认知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认为，教育体系是多层次的，有大学、职业学校、中小学，大学也是要分层次的，不是所有大学都要建成研究型的，要按社会需要培养各类人才。
对绝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教育是一项投资，如果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不但形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使很多家庭在倾力投入之后血本无归。适应现实的需要，搞职业教育是顺利就业的大趋势，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这一问题清晰地提了出来：“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就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大思路，需要符合时代发展的综合安排和协调。就业问题的妥善解决急不得，又不得不急，因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出了问题，其他民生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就业解决不好，其他民生问题的解决就都是一句空话。
民生者，人民大众之生计也，通俗地讲，无非就是养家糊口，混口饭吃。继承祖辈基业生来即无需为温饱奔波的人从来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在社会上寻找一个岗位，出卖劳动力换生存。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就是说就业是人民生存和生活的根本。工作不仅是人权的一部分，更是最直接的社会问题，只有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社会才有稳定和和谐。《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中国当下面临着将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战略转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制约消费需求活力的原因既包括老百姓手里缺钱，有消费需求却消费不起，也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老百姓有钱不敢花，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老百姓不富裕，没钱消费。造成广大居民缺乏消费能力的原因也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使得资本和国家的分配率高，劳动者的分配率低，2006年1月至11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0.7％；财政收入增长25％，但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14％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6％。二是失业和劳动力闲置现象严重，2006年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但这与真实的劳动力闲置情况相去甚远，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计算后认为，劳动力闲置率达到15.77％。如果2006年的劳动力闲置率降低到5％，按2005年的城镇劳动者平均工资收入计，当年的最终消费将增长2万多亿元。
但这只是一个乐观的假设，实际上就业情势不容乐观。据预计，到2010年全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需求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这就意味着劳动力闲置在现有的基础上还要增加1000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07年新增就业的目标为不少于900万，如同8％的GDP增长率，这是个保守的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很可能超过预期，但是2007年仅应届大学生毕业数量就会达到495万，整体上就业问题紧迫。
国家实行的是“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目前，《就业促进法》进入立法程序，草案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制度，预防、调节和控制可能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失业，草案要求建立促进就业的协调机制、政府的投入保障机制，政府要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还要建立就业援助机制对就业困难人群进行扶持。就业促进法草案主要对各级政府的责任作出了规定，但就业的增加主要还是得依靠市场的活力，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将就业作为根本的民生问题对待，而不是再与民争利，一方面把促进就业当成口号，一方面通过罚款和鼓励超收增加财政收入，遏制市场的扩张。就业促进法草案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发展思路需要大调整
当民生议题成为中央关注的第一要务时，促进就业很容易成为各地主动增加投入搞的“面子过程”，由财政出钱人为设置就业岗位，安置无业人员，这种办法是缺乏后劲的，一旦热度退去，暂时被掩盖的失业问题就会卷土重来。在作为“一号民心工程”的辽宁省棚户区改造中，当地就配套了就业促进机制，消灭“零就业”家庭，采取的是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提供给失业人员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否能够长久很值得怀疑。
转变发展模式，释放市场活力，让增长不再与就业相冲突才是切实的解决之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重蹈了一些后发展国家的覆辙，忽视了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将精力放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上，高科技产业固然要发展，在面子上也好看，却在吸纳劳动力就业上发挥不够。发展的惯性一时改变是困难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实行促进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积极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十一五规划”也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出了相应的部署，但见成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每年吸纳新增就业和再就业的比例在90％以上。据悉，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一国96％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65％~80％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但是中国的行政环境是税收、罚款、吃拿卡要等过重，致使很多小企业不靠偷税漏税就不能存活，从而大量倒闭，个体户已经成为一个将要退出历史的概念。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9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国家工商总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7.9%。这就相当于每一千个中国人拥有2.7个企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5~55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0~30个企业的水平。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提案关注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遭遇的瓶颈问题，他认为，应该发展地区性的中小型银行，目前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并不能很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可以创造更多的就業机会，对于改善社会分配、扩大内需是很重要的。
“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也面临着融资和负担过重的问题。一个在北京方庄某小区里烤羊肉串的摊主告诉记者，他的不足一平方米的小摊每个月要交各种税费合计800元左右，冬天的生意不好，根本赚不到钱，他之所以还在冒着寒风开张，只是为了占住地方，等待夏天生意好的时候到来。城管野蛮执法，打人、摔碎西瓜、受害者蹲在路边哭泣的新闻屡见不鲜。2006年8月，北京城管执法队员李志强在查抄路边烤肠摊时，被摆摊的崔英杰刺死，将管理者和谋生者的冲突推向了顶点。在维护市容的旗号下，多少底层百姓自谋生路的权利被剥夺。浙江人大代表许爱娥在人大提出议案，建议允许小商贩在路边合理摆摊经营，保障公民最基本的谋生权利。这个问题确实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
教育体制需要转变
在“两会”召开的同时，3月7日，北京举办了一场专门针对女大学生的招聘会。会场外，来找工作的女大学生排起千米长队，6000多人竞争不到800个岗位，文秘、销售等热门职位的供需比达到了300∶1。去年在郑州举办的一场招聘会上，找工作的大学生竟然将会场的扶梯挤坏了。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2006年7月，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相关部门完成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已签约和已有意向的人数比例仅为49.81%。
“摩擦性失业”的现象已经普遍出现，即求职者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用人单位也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人才，造成劳动力供需的不匹配。突出表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某些企业却招不到具备某种技能的技术个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和下岗再就业成为就业领域并列的三大难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恐怕是教育机制出了问题。随着高校扩招，现在中国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2％，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主要在于就业观念没有改变，以大众化的门槛进入大学却要求精英化的就业是不可能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认知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认为，教育体系是多层次的，有大学、职业学校、中小学，大学也是要分层次的，不是所有大学都要建成研究型的，要按社会需要培养各类人才。
对绝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教育是一项投资，如果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不但形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使很多家庭在倾力投入之后血本无归。适应现实的需要，搞职业教育是顺利就业的大趋势，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这一问题清晰地提了出来：“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就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大思路，需要符合时代发展的综合安排和协调。就业问题的妥善解决急不得，又不得不急，因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出了问题，其他民生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就业解决不好，其他民生问题的解决就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