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的
探讨成年男性服刑人员家庭功能与应对方式、病态人格的关系。
方法采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病态人格量表对328名成年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比较不同人口学变量成年男性服刑人员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病态人格的差异，不同家庭功能组成年男性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和病态人格的差异，进而用结构方程构建各变量间的关系模型。
结果35岁以下成年男性服刑人员成长度[(1.17±0.76)分]、亲密度[(1.11±0.79)分]、消极应对[(1.15±0.51)分]因子和家庭关怀度总分[(5.61±2.73)分]显著低于35岁以上男性服刑人员[(1.35±0.72)分，(1.45±0.68)分，(1.30±0.58)分，(6.29±2.63)分，t＝ 2.17，4.15，2.51，2.31]，而病态人格因子[(22.11±4.95)分]显著高于35岁以上男性服刑人员(19.40±5.06，t＝4.89)；农村成年男性服刑人员适应度因子(1.04±0.69)显著低于城镇成年男性服刑人员(1.21±0.74，t＝2.07)，而积极应对因子(1.95±0.40)显著高于城镇成年男性服刑人员(1.81±0.43，t＝3.09)；不同家庭功能组成年男性服刑人员积极应对方式(P＝0.024)和病态人格(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成年男性服刑人员积极应对对家庭功能具有最强的正效应为0.275，病态人格对家庭功能具有最强的负效应为－0.257；消极应对对病态人格具有最强的正效应为0.197；家庭功能对病态人格具有最强的负效应为－0.266。
结论积极的应对方式和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调节成年男性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而积极应对和完善人格也能改善家庭功能，家庭功能与病态人格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