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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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时间节点.新时代新气象,新征程新使命.本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更加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更好发挥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的鲜明特色,以现实问题带动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推动中国哲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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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时间节点.新时代新气象,新征程新使命.本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更加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更好发挥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的鲜明特色,以现实问题带动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推动中国哲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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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相聚在我国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的故乡四川金堂，隆重举行中国青年哲学论坛（2017）暨首届贺麟青年哲学奖评审会议。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出席此次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前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党的十九大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笛卡尔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但自现象学创立，现象学家对笛卡尔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胡塞尔寻求现象学的笛卡尔血统，却又将后者的学说归结为“超越论实在论”加以拒斥；海德格尔批评笛卡尔未讨论我在的存在样式，却又在对存在论历史的拆解中依赖笛卡尔。为厘清笛卡尔与现象学的关系，我们必须从笛卡尔本身出发，追问现象学是否重拾了其思想环节。本文认为，笛卡尔与现象学具有亲缘性，这表现在：1．笛卡尔思想的出发点既非胡塞尔认为的怀疑，也非海德格尔认为的我在，而在于他已经实行了向现象性的还原；2．他已将思想本身理解为行为，开始了经由决
张栻《论语解》是在与朱熹的切磋中反复修改而成,由此形成了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四库馆臣无见于此而得出的朱张意气之争、朱子之辩未足为据等观点不合事实。朱、张《论语》之辩反映出二者为学之别:南轩尚固守谢、杨之矩步,囿于以理学解经;朱子则突破洛学,会通汉学,着手建立融理学与经学、汉学与宋学为一体的经学新典范。朱、张之辩启示我们,应以历时动态的眼光来理解学者的思想演变,对理学思想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持有相应的认识,如朱张学术理念的差异即直接影响了理学思潮之消长演变,且于今日儒学之述作仍具参照意义。
向晨以儒家重生、海德格尔重死来区分和展示中西文化哲理差异。此切入点没有看到儒家的“生生之论”中透露着死亡的“气息”,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中同样蕴涵着“生生”之意。也就是说,双方都有一个将生死关联起来做整体考量的视角。但是,双方生死观上的结构相似性并不掩盖双方思想实情的差异。海德格尔的生死关联是以“个人”为中心展开的,在他这里,本真的死亡只能是个人的死亡。儒家不同,它是以“家”为中心实现的一种隔代的生死关联。借助并对话海德格尔的共在思想,我们将表明,他人之死,尤其是亲人之死,也可以是本真的、原初的死亡。
为了批判和反思经济决定论与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思潮。其中,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用“生产范式”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围绕“生产范式”的理论重构成为这一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尔库什与哈贝马斯曾就生产范式展开过一场公开的学术争论。马尔库什认为,哈贝马斯将劳动/生产和交往理解为不可还原的两种范式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哈贝马斯则在正面回应中再次强调了生产范式与实践哲学的不相容关系。双方争论的分析框架恰恰揭示出生产范式的理论效力与边界,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
作为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的“场所”思想早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前就已经形成。而京都学派的其他著名人物如和辻哲郎、九鬼周造或田边元,都与海德格尔思想有所遭遇与碰撞。选取西田来与海德格尔思想进行比较,乃因其“场所”思想的内在理据,以及其“自觉”思想的概念含义,均与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主张有着相通与比较之可能。西田场所论的核心,即场所自觉的思想,可与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进行比较,海德格尔的作为“世界内存在”的此在之自我解释与西田“以超越自我者作为自我”的自觉构造之间存在着类似性,而海德格尔
最近流行的关于有争议实体存在的容易论证,其论证步骤中要用到存在概括,但存在概括要求在相应指称位置上的词项有真实的指称。然而,在通常的容易论证中,相应的词项有指称是被默认的。在本文中,通过强调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这个默认假设将被质疑。为回应这个质疑,容易论证的支持者要么就得事先论证更强的形而上学断定或其他非语义学断定,从而使容易论证不再是容易的,要么就只能简单地断定这个有理由被质疑的假设成立,从而使论证失去其看起来有或被相信有的力量。重要的是,容易论证的支持者不能以援引他们在论证中运用的使用条件来避免陷
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a)汉译为“形而上学”,隐含着一种不易察觉而后果堪忧的错觉;它影响到汉语学界对中西哲学史的诠解及对“形而上学”这一学域之要津的判别。比勘中西“形而上”致思之主导趣尚,从中探求某种当有而可祈的“形而上学”形态,或是价值导向迷漾之当代重建“形而上学”的蹊径所在。“道”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最高而最具特色的范畴,它在当下和未来依然有其承载终极意趣上的价值导向的功能;矫正近代以来关于“道”的理解的种种歧误固是正本清源以接续先哲教化之要务,而将愈加丰赡的诸种人文价值贯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