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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乔装打扮，唱歌跳舞，拿着弓箭穿过森林。在欧洲，有数万成年人热衷于扮演印第安人。加拿大摄影师彦·奥斯博恩跟踪这些“现代部落”的足迹数年。
德国文学家席勒是个智者。他写道：“只有当一个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孩子们玩躲猫猫以及牛仔和印第安人的角色扮演游戏，他们长大后，就会玩成年人的游戏——高尔夫、象棋、足球或纸牌。然而有些人——可能正是响应老席勒的“号召”，成年后仍然爱玩牛仔游戏，或是将自己装扮为印第安人。他们来到乡村，建造梯皮（一种圆锥体状的帐篷，流行于北美原住民中），搜集木材，点起营火，唱着跳着，刺绣，雕刻，手持弓箭在森林中漫步。
他们是“印第安文化业余爱好者”或“印第安语言文化研究者”，而且数量还不少，在德国就有至少1万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有4万人。他们的具体数目尚不明晰，因为他们虽然人数不少，但可能并不想被人看到穿着带流苏装饰的皮革服装，戴着头饰，或是只裹有一条缠腰带。因为如果其他成年人看到他们那样，可能会想：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还在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一些印第安文化研究者更愿意说，他们是在研究印第安人，照印第安人的方式生活，而不是在扮演他们。而“印第安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它完全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美洲土著”，也就是说：德国人扮演美洲土著，或是以美洲土著的方式生活。
那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始于很久之前，远早于卡尔·迈（德国通俗小说作家，作品以异域风情闻名，场景常设定在19世纪的东方、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摄影师彦·奥斯博恩在家乡时就从一个真正的“黑脚美洲土著”那里听说过这段历史：那是在她搬到柏林之前不久。他对她说：“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你会吃惊的。”她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却什么也没看到。然后她在谷歌上搜索，很快感到无比惊奇：在她周围有很多部落、协会，它们分布在东方和西方，有科曼奇人、易洛魁联盟、苏族、莫霍克人（均为美洲原住民部族或联盟）。她在波兰、俄罗斯、捷克、匈牙利和德国拍摄了 “印第安文化爱好者”4年。她在森林中的各个地方见到他们，然而也处处碰壁。成年人对玩游戏时被人拍摄的厌恶，到处都大同小异。她说：“他们有点像个地下组织，或是一个卧室中的秘密。”
但是當她找到了通往卧室的门路之后，一个由浪漫、游戏、狩猎和秘传组成的奇妙世界就在她面前展开了。
多年的经验让她总结出了小小的部落特点：捷克人最认真，试图尽可能印第安化。他们还用小木棍和火石生火，使用现代器具是禁忌，手机被留在家里，塑料被认为是野外环境中的死神。
俄罗斯人经常喝酒，酒量也很大，扮演的也是豪饮的印第安人。奥斯伯恩在和他们切磋完伏特加酒之后，才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此外俄罗斯人还有一些颓废情绪，但也富有异国情调。
匈牙利人呢？最会玩的匈牙利人建起了营地，组织小型战斗。匈牙利人喜欢夜袭和绑架。奥斯博恩说，有一次她和一个匈牙利牧师一起如同韩塞尔与葛雷特（《格林童话》中的 人物）一样手拉手逃进了漆黑的森林，这件事让她深感惊奇。实际上这位牧师不能这样做，他是独身不娶妻者，但是他的教区并不知道他对角色扮演游戏的热爱，上帝显然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德国人呢？他们有移动厕所和自来水管，但仍然如奥斯博恩所说“为历史的准确性着迷”。这可能是因为，德国人从根本上就是绝佳的印第安人。美国历史教授格伦·佩尼写了一本书，名叫《亲情的选择：1800年以来的德国和美国印第安人》，追溯德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姻亲关系到古罗马时期。
我们在中午时分抵达了这位教授位于大学中的办公室。他轻松愉快地向我们讲述塔西佗（古罗马历史学家）及其“日耳曼情结”，以及19世纪末德国学者对他们野蛮祖先的热爱。佩尼说：“塔西佗对德国人的描述就如同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在《皮袜子故事集》（主要是赞扬印第安人的正直，揭露殖民主义者的贪婪残暴）中对印第安人的描述。”德国人和印第安人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部落历史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小国主义后来孕育出了德国繁荣的地方文化，直到今天仍能看出痕迹：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黑森和莱茵地区，弗里斯兰和威斯特法伦地区；有很多分支的族谱、不同的方言和奇特的风俗。佩尼说：“德国印第安人扮演爱好者非常集中，这并非偶然。”
而在德国，“美洲土著”甚至还成立了“德国美洲土著协会”——一个注册在案的社会福利性质的官方协会。其主席是个德国人，名叫卡门·科瓦斯尼，住在卡茨韦勒。
但我们也得知道：日耳曼人喜欢装扮成休伦人（北美印第安部落），但真正的印第安人并不一定对这种文化联结感到高兴。比如瑞德·赫尔克劳，他有一半阿帕切-奇里卡华印第安人血统，一半切罗基族（易洛魁人的一支）血统，但出生在法兰克福，因此严格来说是个“法兰克福土著”，然而他又在美国长大。赫尔克劳是一个印第安多面手：他是诗人、记者、作家和心理学家；他多年来生活在柏林，认为德国人对印第安文化的偏爱陈腐老套，令人厌烦。他称之为“另类种族清洗”——以前是身体上的，现在是文化上的。那些印第安文化爱好者任由他们的浪漫幻想驰骋。“这是在盗取身份认同。”对他而言，印第安人角色扮演毫无乐趣可言。
在柏林，我们见到了托米透（化名）。5岁时，托米透就认识到，比起柏林人，他更像个印第安人。那时他生活在阿尔高的一家孤儿院中，他唱的印第安歌曲让其他小孩瞠目结舌。他一直觉得卡尔·迈很蠢，因为卡尔·迈自己想象出了这一切。托米透表示自己无法忍受卡尔·迈这样的骗子。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瑞德·赫尔克劳观点一致。他生活在夏洛滕堡的一个小公寓中，比很多印第安文化研究者都更有优势，因为他真正了解印第安人的生活——在80年代中期，他和一个朋友曾在南达科他州的一个禁猎区生活，和真正的土著人交流过。
50多岁的托米透看起来至少比真实年龄年轻10岁，已经做过30来份工作。他称自己无法过一夫一妻的生活，他的旅游基因驱使他不断前往澳大利亚、亚洲和美国，但最后又总会返回柏林。在他的住所中，放著他亲手鞣制的真皮神龛，他还自己雕刻、打磨汤碗。“我是受过正规培训的木工。”托米透胳膊和胸部有一个易洛魁人标志和鲜明的纹身。
在真实生活中，他在选帝侯大街开着一家餐馆，他的女友劝他不必告诉熟人他作为托米透的生活。当真实和向往的生活相遇时，痛苦就产生了。托米透能够理解这一点，也能理解很多印第安文化爱好者面对记者和摄像机时的畏惧和羞怯。
他和志同道合者一周会面一次，他们一起唱拉科塔族歌曲。他们中有教师、人种学者、个体户。这天下午，他请两位来自印第安男子歌唱协会的朋友来到一家餐馆。他们聊着自己的嗜好、旅行、在风雨中建造梯皮的过程、德国森林中湿漉漉的皮衣，聊着东哥特族人和西哥特族人——因为在东西德分裂期间，德国的印第安文化爱好者之间也竖起了一堵为期40年的高墙。
柏林墙建起后，西德的印第安文化爱好者代表是卡尔·迈，东德则是莉泽洛特·维尔斯科普夫-亨利希。这位历史学家1951年写出《大母熊的儿子们》一书讲述印第安人的故事，15年后被拍摄成电影《铁骨金沙》，主演是南斯拉夫人乔基科·米提克。
柏林，夜幕降临。城市印第安人挥手告别，坐上汽车回家了。周末，他们将在一个野营地见面，停好车，拖来梯皮的杆子，在森林中搜集木头，在篝火边边唱边跳。
[译自德国《明星》]
德国文学家席勒是个智者。他写道：“只有当一个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孩子们玩躲猫猫以及牛仔和印第安人的角色扮演游戏，他们长大后，就会玩成年人的游戏——高尔夫、象棋、足球或纸牌。然而有些人——可能正是响应老席勒的“号召”，成年后仍然爱玩牛仔游戏，或是将自己装扮为印第安人。他们来到乡村，建造梯皮（一种圆锥体状的帐篷，流行于北美原住民中），搜集木材，点起营火，唱着跳着，刺绣，雕刻，手持弓箭在森林中漫步。
他们是“印第安文化业余爱好者”或“印第安语言文化研究者”，而且数量还不少，在德国就有至少1万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有4万人。他们的具体数目尚不明晰，因为他们虽然人数不少，但可能并不想被人看到穿着带流苏装饰的皮革服装，戴着头饰，或是只裹有一条缠腰带。因为如果其他成年人看到他们那样，可能会想：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还在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一些印第安文化研究者更愿意说，他们是在研究印第安人，照印第安人的方式生活，而不是在扮演他们。而“印第安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它完全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美洲土著”，也就是说：德国人扮演美洲土著，或是以美洲土著的方式生活。
那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始于很久之前，远早于卡尔·迈（德国通俗小说作家，作品以异域风情闻名，场景常设定在19世纪的东方、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摄影师彦·奥斯博恩在家乡时就从一个真正的“黑脚美洲土著”那里听说过这段历史：那是在她搬到柏林之前不久。他对她说：“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你会吃惊的。”她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却什么也没看到。然后她在谷歌上搜索，很快感到无比惊奇：在她周围有很多部落、协会，它们分布在东方和西方，有科曼奇人、易洛魁联盟、苏族、莫霍克人（均为美洲原住民部族或联盟）。她在波兰、俄罗斯、捷克、匈牙利和德国拍摄了 “印第安文化爱好者”4年。她在森林中的各个地方见到他们，然而也处处碰壁。成年人对玩游戏时被人拍摄的厌恶，到处都大同小异。她说：“他们有点像个地下组织，或是一个卧室中的秘密。”
但是當她找到了通往卧室的门路之后，一个由浪漫、游戏、狩猎和秘传组成的奇妙世界就在她面前展开了。
多年的经验让她总结出了小小的部落特点：捷克人最认真，试图尽可能印第安化。他们还用小木棍和火石生火，使用现代器具是禁忌，手机被留在家里，塑料被认为是野外环境中的死神。
俄罗斯人经常喝酒，酒量也很大，扮演的也是豪饮的印第安人。奥斯伯恩在和他们切磋完伏特加酒之后，才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此外俄罗斯人还有一些颓废情绪，但也富有异国情调。
匈牙利人呢？最会玩的匈牙利人建起了营地，组织小型战斗。匈牙利人喜欢夜袭和绑架。奥斯博恩说，有一次她和一个匈牙利牧师一起如同韩塞尔与葛雷特（《格林童话》中的 人物）一样手拉手逃进了漆黑的森林，这件事让她深感惊奇。实际上这位牧师不能这样做，他是独身不娶妻者，但是他的教区并不知道他对角色扮演游戏的热爱，上帝显然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德国人呢？他们有移动厕所和自来水管，但仍然如奥斯博恩所说“为历史的准确性着迷”。这可能是因为，德国人从根本上就是绝佳的印第安人。美国历史教授格伦·佩尼写了一本书，名叫《亲情的选择：1800年以来的德国和美国印第安人》，追溯德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姻亲关系到古罗马时期。
我们在中午时分抵达了这位教授位于大学中的办公室。他轻松愉快地向我们讲述塔西佗（古罗马历史学家）及其“日耳曼情结”，以及19世纪末德国学者对他们野蛮祖先的热爱。佩尼说：“塔西佗对德国人的描述就如同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在《皮袜子故事集》（主要是赞扬印第安人的正直，揭露殖民主义者的贪婪残暴）中对印第安人的描述。”德国人和印第安人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部落历史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小国主义后来孕育出了德国繁荣的地方文化，直到今天仍能看出痕迹：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黑森和莱茵地区，弗里斯兰和威斯特法伦地区；有很多分支的族谱、不同的方言和奇特的风俗。佩尼说：“德国印第安人扮演爱好者非常集中，这并非偶然。”
而在德国，“美洲土著”甚至还成立了“德国美洲土著协会”——一个注册在案的社会福利性质的官方协会。其主席是个德国人，名叫卡门·科瓦斯尼，住在卡茨韦勒。
但我们也得知道：日耳曼人喜欢装扮成休伦人（北美印第安部落），但真正的印第安人并不一定对这种文化联结感到高兴。比如瑞德·赫尔克劳，他有一半阿帕切-奇里卡华印第安人血统，一半切罗基族（易洛魁人的一支）血统，但出生在法兰克福，因此严格来说是个“法兰克福土著”，然而他又在美国长大。赫尔克劳是一个印第安多面手：他是诗人、记者、作家和心理学家；他多年来生活在柏林，认为德国人对印第安文化的偏爱陈腐老套，令人厌烦。他称之为“另类种族清洗”——以前是身体上的，现在是文化上的。那些印第安文化爱好者任由他们的浪漫幻想驰骋。“这是在盗取身份认同。”对他而言，印第安人角色扮演毫无乐趣可言。
在柏林，我们见到了托米透（化名）。5岁时，托米透就认识到，比起柏林人，他更像个印第安人。那时他生活在阿尔高的一家孤儿院中，他唱的印第安歌曲让其他小孩瞠目结舌。他一直觉得卡尔·迈很蠢，因为卡尔·迈自己想象出了这一切。托米透表示自己无法忍受卡尔·迈这样的骗子。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瑞德·赫尔克劳观点一致。他生活在夏洛滕堡的一个小公寓中，比很多印第安文化研究者都更有优势，因为他真正了解印第安人的生活——在80年代中期，他和一个朋友曾在南达科他州的一个禁猎区生活，和真正的土著人交流过。
50多岁的托米透看起来至少比真实年龄年轻10岁，已经做过30来份工作。他称自己无法过一夫一妻的生活，他的旅游基因驱使他不断前往澳大利亚、亚洲和美国，但最后又总会返回柏林。在他的住所中，放著他亲手鞣制的真皮神龛，他还自己雕刻、打磨汤碗。“我是受过正规培训的木工。”托米透胳膊和胸部有一个易洛魁人标志和鲜明的纹身。
在真实生活中，他在选帝侯大街开着一家餐馆，他的女友劝他不必告诉熟人他作为托米透的生活。当真实和向往的生活相遇时，痛苦就产生了。托米透能够理解这一点，也能理解很多印第安文化爱好者面对记者和摄像机时的畏惧和羞怯。
他和志同道合者一周会面一次，他们一起唱拉科塔族歌曲。他们中有教师、人种学者、个体户。这天下午，他请两位来自印第安男子歌唱协会的朋友来到一家餐馆。他们聊着自己的嗜好、旅行、在风雨中建造梯皮的过程、德国森林中湿漉漉的皮衣，聊着东哥特族人和西哥特族人——因为在东西德分裂期间，德国的印第安文化爱好者之间也竖起了一堵为期40年的高墙。
柏林墙建起后，西德的印第安文化爱好者代表是卡尔·迈，东德则是莉泽洛特·维尔斯科普夫-亨利希。这位历史学家1951年写出《大母熊的儿子们》一书讲述印第安人的故事，15年后被拍摄成电影《铁骨金沙》，主演是南斯拉夫人乔基科·米提克。
柏林，夜幕降临。城市印第安人挥手告别，坐上汽车回家了。周末，他们将在一个野营地见面，停好车，拖来梯皮的杆子，在森林中搜集木头，在篝火边边唱边跳。
[译自德国《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