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同志”意义的由来及演变
在古汉语中，“同”和“志”都是常用字，但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没有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名词。据《辞海》记载，“同志”连用最早见于2700年前的《国语·晋语》：“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又见《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说文》中指出：“同，和会也。”“志，意也。”可见，古汉语中的“同志”实际上是两个单音词连用，用以表达“志向相同，志同道合”。著名学者胡范畴曾经说过，在汉语史上“同志”最初并不是一个泛尊称，甚至也不是一个称谓语。
但也有研究指出：在《辞源》中，“同志”的第一个义项是“志同道合”，第二个义项是“同一志向的人称同志”。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互称“同志”。孙中山在1918年曾经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后来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表明党员之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的一种新型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唤一声“同志”，表达无上的尊重、敬爱与信任，给人以神圣的革命归属感。这一称呼的流行是伴随着革命思想主张而来的。称呼虽然只不过两个字，而其中所传达的革命情谊却胜过千言万语。
在20世纪上半叶，“同志”称呼仍局限于政治社团内部。“同志”成为泛尊称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所谓泛尊称，就是指在广泛的场合下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解放以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同性质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这样，在短促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迅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又运用政治手段肃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使全社会的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志”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最权威、最普通的称谓，在新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时，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社交统称。
然而，到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志”称谓开始衰落。“同志”这一称谓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动荡起伏，其政治色彩得到强化，走向极端。“同志”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分敌我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同志”称呼的使用格外小心，生怕用错了被说成“敌我不分”。
改革开放以后，“同志”作为称谓语失去了以往独步天下的泛尊称角色，并且作为称谓语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小，往往出现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会议或者某些特定机构中，而“经理”、“老板”、“先生”、“小姐”、“老师”、“师傅”等丰富的称谓重返舞台，成为人们口头称呼的宠儿。
党内除毛泽东、周恩来都被称为“同志”
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曾发文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再称职务。于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都被陆续叫开了。然而，在党内老一辈革命家中，有两个人从中央到地方都一直被叫职务而没叫同志，这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早在江西苏区时就因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而被人们喊惯了“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集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于一身的人。周恩来则因为是共和国开国总理，早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将要成立的人民政权时，就说：“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职务是内阁总理。”所以，开国大典过后，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他的“总理”之称就被喊开了。
因为周恩来的这个称呼是毛泽东带头喊开的，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就都跟着喊，时间长了就喊习惯了。到中央发文要求党内互称同志时，人们却仍然喊毛泽东为“主席”，喊周恩来为“总理”。于是，当时曾有一名英国记者问过邓颖超：“请问邓颖超女士，你们的党中央已经发文要求党内互称同志，不叫职务了，可是为什么人们见到您的先生却还叫‘总理’呢？”邓颖超笑着回答说：“记者先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趣。我要告诉您的是，我先生的大名叫周恩来，可是他的小名叫总理。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常叫一个人小名是在时时提醒他，要他好好地为人民做事，人们才会喜欢他。”
那名记者不知是理解了还是没有理解，只是耸耸肩，然后将双手一摊。
刘少奇、陈毅自己要求被称为“同志”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整个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星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大会闭幕的前一天，进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有的秘书要称呼他委员长，挨了他的批评。当时，工作人员之间都是互称“同志”，对刘少奇也一样。不管是秘书、炊事员、护士、保姆，平时都是称呼刘少奇为“少奇同志”，从不叫他的职务、官衔。刘少奇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有一天秘书杨俊进刘少奇办公室报告工作，进门后叫了一声“委员长”。杨秘书以为，党内可以不称职务称同志，“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的正职，应该称职务。杨秘书叫了两声，刘少奇没有答应，叫到第三声，刘少奇不高兴地抬起头来，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这一来，杨俊非常尴尬，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王光美正好在隔壁，听到动静连忙过来，笑着对杨俊说：“你干吗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是叫‘少奇同志’！”刘少奇也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这件小事一出，后来身边工作人员再也没有人叫刘少奇“委员长”了，还像以前一样叫他“少奇同志”。
所以在刘少奇那里，从来都是互称“同志”，不称职务，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
陈毅就任上海市长期间，有一次在市里召开的大会上作报告。有一位记者不知是以市长的身份还是以市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报道为好，他在台边上向新闻处长请示时，恰好被讲完话走过来的陈毅听到了。他对这位记者说：“啥子市长、书记！你就说市委负责同志不行吗？老实告诉你，我陈毅的名字要少见报。”
当晚，陈毅来到报社审阅稿件。忙完了工作，他拉上报社的负责人楼上楼下地看望值班的同志们。他走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人也越聚越多。很快，大家忘记了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市长。不知不觉之间，由起初称他“市长”而自然地改口称他为“陈毅同志”了。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法制晚报》）
在古汉语中，“同”和“志”都是常用字，但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没有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名词。据《辞海》记载，“同志”连用最早见于2700年前的《国语·晋语》：“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又见《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说文》中指出：“同，和会也。”“志，意也。”可见，古汉语中的“同志”实际上是两个单音词连用，用以表达“志向相同，志同道合”。著名学者胡范畴曾经说过，在汉语史上“同志”最初并不是一个泛尊称，甚至也不是一个称谓语。
但也有研究指出：在《辞源》中，“同志”的第一个义项是“志同道合”，第二个义项是“同一志向的人称同志”。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互称“同志”。孙中山在1918年曾经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后来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表明党员之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的一种新型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唤一声“同志”，表达无上的尊重、敬爱与信任，给人以神圣的革命归属感。这一称呼的流行是伴随着革命思想主张而来的。称呼虽然只不过两个字，而其中所传达的革命情谊却胜过千言万语。
在20世纪上半叶，“同志”称呼仍局限于政治社团内部。“同志”成为泛尊称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所谓泛尊称，就是指在广泛的场合下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解放以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同性质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这样，在短促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迅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又运用政治手段肃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使全社会的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同志”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最权威、最普通的称谓，在新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时，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社交统称。
然而，到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志”称谓开始衰落。“同志”这一称谓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动荡起伏，其政治色彩得到强化，走向极端。“同志”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分敌我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同志”称呼的使用格外小心，生怕用错了被说成“敌我不分”。
改革开放以后，“同志”作为称谓语失去了以往独步天下的泛尊称角色，并且作为称谓语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小，往往出现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会议或者某些特定机构中，而“经理”、“老板”、“先生”、“小姐”、“老师”、“师傅”等丰富的称谓重返舞台，成为人们口头称呼的宠儿。
党内除毛泽东、周恩来都被称为“同志”
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曾发文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再称职务。于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都被陆续叫开了。然而，在党内老一辈革命家中，有两个人从中央到地方都一直被叫职务而没叫同志，这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早在江西苏区时就因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而被人们喊惯了“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集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于一身的人。周恩来则因为是共和国开国总理，早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将要成立的人民政权时，就说：“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职务是内阁总理。”所以，开国大典过后，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他的“总理”之称就被喊开了。
因为周恩来的这个称呼是毛泽东带头喊开的，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就都跟着喊，时间长了就喊习惯了。到中央发文要求党内互称同志时，人们却仍然喊毛泽东为“主席”，喊周恩来为“总理”。于是，当时曾有一名英国记者问过邓颖超：“请问邓颖超女士，你们的党中央已经发文要求党内互称同志，不叫职务了，可是为什么人们见到您的先生却还叫‘总理’呢？”邓颖超笑着回答说：“记者先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趣。我要告诉您的是，我先生的大名叫周恩来，可是他的小名叫总理。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常叫一个人小名是在时时提醒他，要他好好地为人民做事，人们才会喜欢他。”
那名记者不知是理解了还是没有理解，只是耸耸肩，然后将双手一摊。
刘少奇、陈毅自己要求被称为“同志”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整个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星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大会闭幕的前一天，进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有的秘书要称呼他委员长，挨了他的批评。当时，工作人员之间都是互称“同志”，对刘少奇也一样。不管是秘书、炊事员、护士、保姆，平时都是称呼刘少奇为“少奇同志”，从不叫他的职务、官衔。刘少奇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有一天秘书杨俊进刘少奇办公室报告工作，进门后叫了一声“委员长”。杨秘书以为，党内可以不称职务称同志，“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的正职，应该称职务。杨秘书叫了两声，刘少奇没有答应，叫到第三声，刘少奇不高兴地抬起头来，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这一来，杨俊非常尴尬，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王光美正好在隔壁，听到动静连忙过来，笑着对杨俊说：“你干吗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是叫‘少奇同志’！”刘少奇也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这件小事一出，后来身边工作人员再也没有人叫刘少奇“委员长”了，还像以前一样叫他“少奇同志”。
所以在刘少奇那里，从来都是互称“同志”，不称职务，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
陈毅就任上海市长期间，有一次在市里召开的大会上作报告。有一位记者不知是以市长的身份还是以市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报道为好，他在台边上向新闻处长请示时，恰好被讲完话走过来的陈毅听到了。他对这位记者说：“啥子市长、书记！你就说市委负责同志不行吗？老实告诉你，我陈毅的名字要少见报。”
当晚，陈毅来到报社审阅稿件。忙完了工作，他拉上报社的负责人楼上楼下地看望值班的同志们。他走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人也越聚越多。很快，大家忘记了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市长。不知不觉之间，由起初称他“市长”而自然地改口称他为“陈毅同志”了。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