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10月突然被剥夺一切职务之后，赫鲁晓夫进入了一种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的退休生活。“被退休”初期，赫鲁晓夫被曝在家“一直哭”。
　　
　　下台第一天两次被换车
　　赫鲁晓夫“被退休”后，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亲自为他落实了待遇标准：有一辆轿车，一套郊外小别墅，还有一笔不错的“特殊养老金”。
　　据美国人陶伯曼在《赫鲁晓夫全传》中说，赫鲁晓夫退休后非常消沉，吃了安眠药还是一夜未眠之后，早饭几乎都没有动一下。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新任安全负责人（同样是监视者）：“你得到了一份十分单调乏味的工作，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赋闲在家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时光，你会和我一起在沉闷中耗费生命的。”
　　可是，赫鲁晓夫退休第一天的生活不仅不沉闷，家中甚至又发生了一次“政变”，不过，地点是在车库。那天早晨，那辆只有苏联几位高级领导人才能享受的伊尔牌豪华轿车开走了，先是换成了一辆算得上中高档的“海鸥”轿车，当天晚上，“海鸥”也开走了，又被换成了一辆再普通不过的黑色伏尔加，据说还是二手的。
　　在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的笔下，这次换车事件是父亲因反特权而遭到的报复。据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中的回忆：“一位长官回忆起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取消或者至少削减专用小车。父亲这一倡议曾引起各级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如今轮到他们出气了”，“甚至有人给我们转达了某位匿名长官的话：‘他不是想让我们坐伏尔加吗？现在就让他自己来试试吧。’”
　　当赫鲁晓夫的一个孙子在学校里被校长问起他爷爷在退休期间干些什么时，回答是“我爷爷在家里哭”。多年后在被问及同样问题时，赫鲁晓夫的家庭厨师的回答也差不多：“他坐在家里哭，一直哭。”
　　
　　被新领导层看做巨大威胁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的终日以泪洗面者，仍然被苏共新一代领导层看做是巨大威胁。
　　赫鲁晓夫退休后不到10天（10月23日），苏共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航天英雄欢迎仪式。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家中看了几分钟电视直播之后，让司机带他到郊外别墅散散心。一个小小背景是，去郊外别墅的路一开始是和红场同一方向的。
　　于是，赫鲁晓夫出门的消息迅速逐级上报。然后，几分钟后，全苏联的电视屏幕上都可以看到，主席台上的勃列日涅夫在被耳语之后，突然脸色大变，然后整个主席台上的苏共领导层都不安起来，没有人再去关心什么航天英雄，仿佛赫鲁晓夫一来就可以单枪匹马重新上台似的。当勃列日涅夫他们正在下达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老上级前来红场“砸场子”的命令之时，最新消息传来，赫鲁晓夫的二手车拐弯了，其实目的地不是红场。然后，所有人都释然了。
　　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赫鲁晓夫被勒令搬出莫斯科市中心。很明显，待在郊外别墅的赫鲁晓夫更让中央放心，至少，他没有那么快可以到达红场，或者是什么其他敏感区域。
　　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在熬过了下台初期的极度不适之后，赫鲁晓夫渐渐走出了抑郁症式的状态：一度热衷于摄影，常常带着相机去远足拍摄自然;越来越积极地料理他的花园，带领全家人在家中种植蔬菜。同时，赫鲁晓夫下意识地抓住一切机会重温他的领袖生涯。他经常走到附近农场的地里，对农民们可怜的收成表示出一个领导人式的忧心忡忡，渴望提出他高瞻远瞩的农业建议。他甚至用望远镜监视地里干活的农民，每当有负责人出现时，他就急忙赶过去提出他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很快发现，这些小领导们完全不把前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当一回事，这让他非常生气却又无可奈何。
　　在逐步抛弃抑郁症的同时，赫鲁晓夫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同样高危的身份：不同政见者。据儿子谢尔盖回忆，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绩表示出了相当大的不满：他对苏军1968年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表示不满，尽管他自己在1956年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他对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表示不满，尽管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本人。他的强大逻辑在于，“如果是我当政”，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作为不同政见者的一大症状，赫鲁晓夫退休后几乎收音机不离手，特别爱收听美国之音和BBC这样的“敌台”;相应的，赫鲁晓夫对自己曾珍爱的党的喉舌表示出相当程度的不屑。他在说到《真理报》时斥责说：“这简直就是垃圾！”赫鲁晓夫甚至成为了反动集会的召集者。各路不同政见者、艺术家、导演都成为了他家的座上宾。
　　（据《炎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