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考察始于1987年，1989年12月我在《社科信息》上发表了《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随即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在学术界产生较好的反响。1990年6月，我以“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批准（社科1990基字第528号）。据我所知，这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的第一个文学地理学类项目。1995年10月，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拙著的主要内容，是把自先秦至民国的6388位有籍贯可考的、在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分时段、分地域、分家族做了一个全面的考察和统计，然后归纳其分布特点，探讨其分布成因，总结其分布规律。拙著出版之后，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专著”，受到地理学界和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和好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和华林甫教授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等论著中一再提到拙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蓝勇教授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历史地理学》一书中，将拙著列为“学习参考论著”，并多次引用拙著的观点和材料，该书第15章第2节“历代文学家的分布变迁”，即是根据拙著的有关内容改写而成。在文学研究界，引用和评介拙著的论著更多。著名学者黄霖教授甚至认为，“曾大兴的研究相当宏观和富有条理，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实差一步之遥。”（黄霖 《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 《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为此，我在拙著《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自序”中有过一个回应：
　　我很感激历史地理学界和文学研究界的专家以及广大读者对我这项研究的认可，感激大家对文学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支持。事实上，拙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的距离，并非“一步之遥”，而是还有一半的路程。
　　我这样讲，并非故作谦虚，因为我们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是为了弄清楚文学家所受到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进而弄清楚地理环境通过文学家的中介作用对文学作品所构成的影响。完整、系统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应该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来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而拙著只是考察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则很少涉及。这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阶段性目标和拙著的体例所决定的。后来有学者根据拙著的统计结果，对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地理分布）做了某些归纳，同样未涉及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就匆忙地宣布“完成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学术界对这种做法是颇不以为然的，有多篇文章提出质疑，我也写过一篇商榷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8日）上摘要发表。这篇文章的完整版后来收进拙著《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以找来一阅。
　　2013年11月，《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版。修订版纠正了初版中的某些文字错误，增补了“中国历代文学家族之地理分布”这一章，并在“修订版前言”中回答了读者提出的几个问题，篇幅比初版增加了8万余字。
　　在交代了《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的写作、初版、再版情况与学术反响之后，我想重点讲一讲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的区别及其意义。
　　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静态分布即其出生、成长之地的分布，也就是籍贯的分布；动态分布即其流寓、迁徙之地的分布，也就是客居之地的分布。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是相对而言的。一个文学家只有一个出生地，而出生地与成长地在多数情况下又是重合的，不重合者只是少数。文学家的流寓和迁徙之地则不一样。流寓和迁徙都是客居异地，都是流动，但流寓是短期的流动，不用迁户口；迁徙则是长期的流动，要把户口从原籍迁到异地。一个文学家往往有多个流动之地。也就是说，文学家的出生成长之地要相对少一些，集中一些，单纯一些，文学家的流寓迁徙之地则相对多一些，分散一些，复杂一些。文学家在出生成长之地的生活要相对平静一些，一旦流寓迁徙，即表明原来相对平静的生活已被打破，人生更具动态感。因此，可称前者为静态分布，称后者为动态分布。
　　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都很重要。静态分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籍贯与生长地往往是二而一，所以从人物的籍贯分布又可以窥见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序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8）动态分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多数的文学家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流寓迁徙的经历，这种经历使得他们有机会接受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文学家的生活与创作来讲也是很重要的。籍贯地的文化，可称为本籍文化；客居地的文化，可称为客籍文化。无论是本籍文化还是客籍文化，都会对文学家及其创作产生影响，都应该予以重视。
　　文学家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讲，成年以前，他们在家乡接受基础教育，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成年以后，他们就会离开家乡，求学、应试、入职，寻求个体生命空间的拓展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文学史上真正“安土重迁”的文学家是很少的，即便是像陶渊明、孟浩然这样的以“隐逸诗人”著称的文学家，也曾有一段时间在外地游历、做官或者求仕，至于像李白、杜甫、苏轼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足迹遍于大江南北，一生都在行走当中。就文学史上的多数文学家来讲，流动往往是其常态，“安土重迁”反而是其异态。
　　文学家的流寓迁徙有多重意义。一是可以扩大他们的生活与写作的空间，丰富他们的地理体验，使他们有机会领略不同的地域文化，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二是可以通过他们的创作或文化活动，影响流入地的文化环境。三是可以促进文学的传播。以文体为例，一种文体在其兴起之初，往往是一种地域文学样式，然后才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文学样式。在其由地域文学向时代文学的转变过程中，文学家的流寓迁徙行为往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文学家的流寓迁徙，有利于文体摆脱地域的局限，打破地域的阻隔，达成与不同文体、不同作者、不同读者、不同环境之间的交流，使之成为可以被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文体，并最终成为一种时代的文学样式。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家的流寓迁徙虽然很重要，但也不能将其意义绝对化。有人认为，文学家的“动态分布”比他们的“静态分布”更重要，这个意见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承认文学家的“动态分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认为其“动态分布”的重要性大过其“静态分布”的重要性。
　　诚然，一个文学家一生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丰富多彩的，有本籍文化的影响，也有客籍文化的影响，不可简单而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明确，在他所接受的众多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当中，究竟哪一种地域文化的影响才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与最强烈的呢？无数的事实证明，是他的本籍文化。本籍文化是他的“原乡文化”，是他作为一棵文学之树得以萌生和成长的地方。他长大成人之后，要离开故土，去寻求个体生命空间的拓展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这样就会接受客籍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面去接受客籍文化的影响？他如何选择、吸纳和消化客籍文化？这都受他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的支配。换句话说，他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培育了他基本的人生观、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基本的文化态度。这些东西构成了他这棵文学之树的“根”和“本”，构成了他生命的“原色”，而客籍文化则只能丰满、粗壮着他的枝叶。
　　一个文学家流动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做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问题是，这种理解、判断、反应和表现，并不是被动的，而是要经过他自己意识中的“先结构”的过滤的，因而其理解、判断、反应和表现本身，就带上了本籍文化的色彩，也即生命的原色。
　　我们不妨以唐代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为例，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于安西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之托克马克市），五岁左右随父迁入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25岁左右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是在绵州彰明一带的地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里既是一个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也是一个任侠之风弥漫的地方。李白18岁左右的时候，还曾隐居大匡山，从赵蕤学习纵横术。因此，在李白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就有着浓厚的神仙道教的色彩、纵横家的气质和侠士的遗风。尽管此后的他曾经漫游大江南北，而且再也没有回过绵州彰明，但是，他早年在这里所接受的本籍文化的熏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一生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和文学创作。他的诗歌所体现的那种独立不羁的精神、豪迈洒脱的风格和自然真率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的本籍文化的沾溉。杜甫适好相反，郡望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祖籍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生长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洛阳一带。他的家庭从西晋以来就是一个奉儒守官之家，他所生长的巩县、洛阳一带，更是弥漫着儒家文化的浓重气息。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对于他的以忠君恋阙、仁民爱物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他也曾经漫游大江南北，而且47岁以后，一直到死，都生活在南方。但是，他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的熏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一生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和文学创作。他的精神世界一直都被儒家文化所牢笼。他的诗歌所体现的那种忠君爱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和严谨求实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的本籍文化的沾溉。
　　故乡的影响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讲是刻骨铭心的。尤其是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故乡的影响，总是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他的一生。这是他一生中所接受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影响。俄罗斯作家K·巴乌斯托夫斯基把这种影响当作是一种“最伟大的馈赠”。他指出：“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K·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P25）
　　当然，文学家对本籍文化和客籍文化的感受、认识和表现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文学家到了异地，往往会对异地风物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其浓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本地文学家。换句话说，本地文学家对本地风物，通常是熟视无睹的，所谓“熟悉的地方无风景”。因此在许多文学家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异地风物的兴趣盎然的描写。这是一个事实，谁也否定不了。但是，当一个文学家由写实而进入虚构之境时，真正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往往是他从小就熟稔于心的本地风物，而不是异地风物。这也是一个事实，是都也否定不了的。无数的事实表明，虽然陌生的客籍文化往往能够引起文学家更大的兴趣和表现欲望，但是真正能够对文学家的思想和艺术构思产生深刻影响和长久作用的，还是他的本籍文化。
　　由于本籍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大过客籍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学家的静态分布的重要性实际上就要大过动态分布的重要性。
　　（作者系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地理学与词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