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回避的衡量尺度
　　
　　 学历是一种让人又恨又爱的事物，有的人因之鱼跃阔海、鸟飞长空，有的人却因之饱受冷遇和挫折、屡失人生腾达的机会。当教育具有社会普遍性之后，社会性的人在其“谋生存求发展”的一生中就无可避免地要遭遇学历问题。就像商品，只要参与交换就要遭遇价格问题一样。哪怕是原始的易货贸易也避免不了衡质对价（衡量品质比对价值量以求等价交换）程序。既然要衡质对价，必然就会引用尺度，比如数量的多寡、质量的高低。并且要具有普适性和简便性，以便于普遍性的应用。作为受教育的标志性结果，学历便成为受教育程度的衡量尺度，并进一步演化为对个人综合能力和学养水平的衡量标准。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种标准的客观性和完备性，事实上这个尺度也确实存在种种缺陷和不合理之处，但是在实践上，学历还是既作为一种制度性尺度又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标准来使用。从国家任用官吏的科举取士，到社会经济组织的招募聘用，甚至个人的交友择偶，对学历标尺的这种普遍性应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学历已经作为个人综合能力和学养水平的衡量标准被普遍接受，并且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用人制度和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个人，不论你愿意与否，都无法回避。
　　众所周知，学历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水平和能力，但其合理之处同样浅显明了。无论是普及教育还是选拔式教育，形式上机会的平等和评级标准的一致，使得一般人都无话可说，虽然不是绝对准确，但人们还是基本认可学历在普遍意义上的确可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在现实社会中，任何取舍都会牵涉到机会成本，许多非常好的方案之所以未被采纳，并不是因为它不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交易成本是一个社会体系效率的主要指标，对人力资源的衡量也是一样，成本和便利性是重要因素，它决定了这种方案是纸上游戏，还是现实实践。另外，学历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衡量人的综合能力和学养水平，还具有社会专业分工指导的功能。这体现为学历不仅具有学术能力等级特征，还具有专业分工特点。比如具有医学学历才能到医院这样的领域工作，虽然也有例外，但就业的主流方向还是符合学历的专业类别的。这一点大大方便了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人才选用，降低了全社会的雇用成本。学历也通过专业分工的属性和教育培训内容相互动，以适应社会的人力资源需要，比如调整教育内容、改变教学体系等。
　　学历还有一项不太引人注意的功能，那就是引导个人职业生涯设计，并且用来选择教育。比如一个人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杰出的工程师，那么这就是一种职业生涯设计。也许他最终未必能实现这一理想，但从选择教育开始他就会以此为目的来选择理工科大学。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理工科相关的学历就不能成为杰出的工程师，但那可能是十倍的杰出、百倍的努力换来的特殊待遇。如果不是社会资源遇到了短缺瓶颈，就很少会有这样的机会。许多种职业的执业许可都已经和特定的学历建立了联系。虽然有些可能是短期培训学历。通常这类学历的专业性更强，所学知识和技能具有很强的职业选择性。近些年来，就业形势不是太好，人们的职业生涯设计不得不向社会现实作出让步。很多人不得不根据就业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这种设计就是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选择就业形势好的专业，就业形势的好坏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学历的认可。通俗地说就是所谓学历证书的含金量。千万不可小瞧这小小的一本证书，它通过用人单位对于职位、岗位和薪水的高低的安排，间接地实现了学历的价值兑现。
　　
　　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聘用标准
　　
　　学历把很多人挡在了某些职业门槛之外，也使得用人单位错失了不少人才。有的人没有学历，但却很有能力、经验，甚至是某个特殊领域的天才。所谓的奇才、怪才多半指的就是这种情形。比尔·盖茨并没有获得过硕士学位，甚至都没有拿到大学学历证书（后来有没有补一个学历笔者不得而知，但授予他高级荣誉学位的大学却是不少）。人们对学历的不满和指责多半集中在唯学历论上，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并没有多少异议，大家一致承认唯学历论是不科学的，学历不能完全衡量一个人的水平和才能。问题是没有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在现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在真理和获得真理的成本之间作一个折衷权衡。承认现象，接受现实，学历仍然被当作衡量一个人综合能力和学养水平的事实上的尺度。
　　一个社会的用人观念必然和它对人力资源的衡量尺度是密不可分的。从中小学教书育人标准的德智体美，到选拔人才的德才兼备，都试图把选人用人的观念投射到一种尺度或者评价标准上来。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用人观念既与历史传统一脉相承，又展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这其中对于学历的重视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突出的体现便是对学历的普遍要求和大幅度提高。在就业和选拔人才的时候，有一个几乎无可逃避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学历”。这里的学历是指高中以上（不含高中）的学历，在很多情况下还会被解释为大专以上的学历。现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招聘、雇用和人才选拔、干部选用当中，学历已经被广泛地当作了标准或者标准之一。有的已经成为制度和规范，有的则成为惯例。在很多情况下，学历已经成为硬性标准，演变成就业和升职的必要条件。这就把用人和学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决定也是严重影响就业
　　
　　中国曾经历过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样社会就业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的计划体制。典型的体现如大学毕业国家负责分配工作，学历就成了就业的充分条件。对于如今的在校学生来说，这样的时光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今天的大学生却获得了充分的自由选择机会。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迁，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学历和就业之间经历了“有学历就有工作”——“有学历不一定有工作”——“没有学历一定得不到特定的工作和岗位”的演变。仔细分析这种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关于学历和用人观念之间的联系最突出的体现还在于用人的“雇用、聘用、选拔”——选择环节，这说明学历的“敲门砖作用”是很强的。在用人的“选择”之后的“实际使用”环节，学历的作用会明显降低。特别是非常注重效率和效益的企业组织当中，学历的重要性在实际使用人才时会有适当的淡化，甚至全然被撇开。也许是我们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的原因，也可能是学历教育普及的原因，在企业组织的招聘过程中学历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一个人的品行、经验、性格在企业的招聘开始被重视，并且有普遍化的趋势。
　　不少社会组织在招聘新人时，开始倾向于有过工作经验的人。这可能是对于学历背后的教育产品——人才的质量缺陷的一种矫枉行为。但是这种观点也受到来自于有的专家学者的质疑。质疑者认为，是由于人力资源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供大于求，用人单位就可以在众多竞聘者当中选择具有更多附加价值（比如工作经验、社会资源和特定行业背景等）的人。虽说用人单位有时也在招聘条件中附加比如说特殊地域、行业人脉资源之类的条件，但这些毕竟属于特殊行业的特殊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学历作为衡量应聘者综合能力和学养水平的尺度地位。比如在同等条件下，有较高学历的优先。事实上这个假设的顺序常常是颠倒过来的，学历成为先决条件。同等学历的条件下，有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简而言之，用人需要衡量人，而衡量人最现实和方便的方法就是学历，因此用人观念不可能脱离这个标准。虽然这个标准不完善，那也只能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修补和调整了。学历不是万能的，没有学历常常是“万万不能”的。
　　学历并不是总能给就业带来竞争力和优势。的确存在着一些工作领域和岗位是经验密集型的，很高的学历意味着较长的在校时间，也表示一种缺乏经验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虽然也会在意竞争者的学历，但可能是以具有某种经验或经历作为先决条件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存在着一些职业，在现阶段被认为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就能胜任。在教育存在成本的情况下，自然假定较高学历的人力资源需要支付较高的雇用成本和薪金。这样的职业和岗位自然就排斥学历。同样也存在着大量的需要较低学历或者职业培训即可胜任的工作。具有较高学历者在这种就业情况下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也许你可以争辩说，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扩大和普及，学历并不是就业的特别条件，我也不为此需要特别的薪酬，但是用人单位可能不会相信，或者将信将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常常有高学历者求职时，隐瞒自己的最高学历的案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