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知乎用户“温柔”以《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一文 ，引燃了舆论，覆灭了一家民办教育机构—豫章书院修身专修学校（以下简称“豫章书院”）。
　　沉寂了两年后，豫章书院再次浮出水面。2019年10月5日，“温柔”再次发帖，曝光了两年间，豫章书院对志愿者的种种报复行为，并促使一位女孩陷入抑郁，服药自杀。
　　两年前，豫章书院的关停，并不是故事的结尾，相反，那只是一个开始。对于志愿者如是，对于豫章书院的“问题少年”们更是如此。问题学校倒闭了，但问题并没有就此告终，一个豫章反抗者的姿态，才真正浮现出来。
　　也许，它更值得正视。

迷 宫

　　从北边宽敞的公路，转入一条乡间小路，穿过浑浊的空气，工业熏染的灰蒙建筑浮现出来。进入吴村，看似规则的路，猝不及防就到了尽头。走了相反的方向，不经意又绕了回来。
　　此时的吴村，看上去如同迷宫。
　　在南昌西郊的吴村，豫章书院有两个“旧址”。村子中央一度是“女校”，仿古风格的牌坊刚涂上了白漆，“豫章书院”四个大字已不可辨认。再绕一段远路，来到村子西侧，两年前全国舆论风暴的中心—真正的豫章书院，到了。
　　刘玮远远地停了下来，说：“你进去看吧，我等你出来。”
　　如今的豫章书院已改造成一座寄宿制的美术学校。书院格局尚未改变，进门左手边，是关押刘玮的小黑屋，现在成了画室，森严的宿舍楼里，挂满了学生们的临摹作品。如今这所学校洋溢着安静而祥和的艺术气息，特殊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
　　但刘玮仍活着那段梦魇之中。
　　他趿着凉鞋，头戴着迷彩棒球帽，走路的时候，两手微微外弓。老练与稚气两种气质混杂在他身上，旁人难以判断他的真实年龄。
　　只有他自己知道，被“抓去”豫章的6年后，他的“人生停滞了”，永远停在了20岁。
　　眼下，豫章书院事件即将两周年，他也马上到了26岁。两种诡异的同步，使他内心的愿望强烈起来。他压了压棒球帽，朝路边重重地嘬了一口痰，说：“必须做个了结了。”
　　215路公交从南边的村口扬尘而去，刘玮赶往此行的下一站，青山湖区检察院。吃了4次闭门羹，他今天终于在“未检科”见到了负责豫章案的新任检察官黄剑霞。
　　刘玮前来咨询案件的进展，以及为什么迟迟没有新动静。黄剑霞表示无能为力，4个受害者里，没有任何他的信息。她做了个比喻，病人没到医院，医生也无能为力。检察官转而询问刘玮的生活状态，并提醒他，以他这样的情况，重要的是修复亲情关系，问他是否需要社工的疏导。
　　刘玮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他是最早报案的人，也是第一个拿到立案通知书的人。两年来，他全部心思钻在报案上，他不需要什么疏导，豫章书院就是他最大的心魔：“我要我的公道。”
　　检察官反问：“你觉得你的公道是什么呢？”
　　刘玮没有正面回答，他用激亢的语调述说这些年来的痛苦：抑郁、失眠、不安，以及“从小看法制节目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一直面臨飘摇欲坠的危机。
　　闯检察院是他最后能想到的办法。在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已经调离，新分配的民警又联系不上。他的案子眼看要石沉大海，永远停留在证据收集阶段了。
　　这天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家里，望着窗外晃过的灯影，刘玮想到几年来停滞的人生，以及难以恢复正常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悲伤。
　　这一切值吗？“很显然不值”。为什么偏执地坚持到了现在？说不好。某种程度上，他仍被往事的迷宫所困住。

噩 梦

　　跟所有豫章书院学生一样，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

两年来，他全部心思钻在报案上，他不需要什么疏导，豫章书院就是他最大的心魔：“我要我的公道。”

　　6年前，9月的南昌，天气燥热难耐。晚上8点钟，父亲领了一个陌生人进入家中。来人一米八五的块头，穿着警服，佩戴警徽，自称“曾金”（音），是“南昌市西湖区的警察”。他告诉刘玮：“楼下有人被高空抛物砸伤了，有目击证人看到是你这一层，请你协助我们调查。”
　　刘玮刚跟父亲大吵了一架，双方一阵对骂，摔了东西，又砸了门。他进了房间，倒头就睡。眼下意识正模糊，不等他反应，“警察”就催促他带上身份证，“去派出所做笔录”。
　　一旁的父母，还伪装出满脸的惊讶：“你怎么碰上这种事。”
　　他双手被反扣着，押进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左右各一位壮汉，其中右边的人手持滋啦作响的电棍。他很快被送进了“烦闷解脱室”—所谓的“小黑屋”。小黑屋里门口，摆着散发刺鼻骚味的尿桶，旁边就是霉味熏天的军用被，是他睡觉的地方。他被“关押”了7天，伴随着激烈的反抗、搏斗和自残。第8天放出来后，暴力教育接踵而至，打钢尺，长达10多个小时的罚站，烈日下直视太阳。睡眠剥夺，劣质食物，极端体能运动，也是一种磨练。
　　他跟同学一聊，才知道，警察是假的，一切都是提前预谋好的。
　　这是一种棍棒孝子的业务外包，“驯化”，是所有暴力教育的目的。他和同学们一起练习坐姿、站姿。有新家长来参观，训练就更忙了。他们对着这些陌生人鞠躬、点头、微笑，表演最乖顺的一面。
　　刘玮分析，父亲被豫章书院所吸引，使他想起了父亲沉迷的广告：“给长辈下跪洗脚”。父亲内心的焦虑是，如果他老了，将无人为他下跪洗脚，所以培养一个屈服与温顺的孝子势在必行。
　　刘玮眼里，这个男人是一个指挥式的父亲和丈夫，崇尚高高在上的权威，信奉棍棒出孝子的教育。家暴史可追溯到他3岁时那条皮带。刘玮称，那是他对父亲最早的记忆，父亲用皮带的皮扣狠狠地打在自己身上。但事与愿违，只培养出刘玮的“一身反骨”性格。 　　“你是我生的，我可以打死你”，而豫章书院正好行使了这样的“代理权”。
　　三个月后，不忍心的外公外婆接他回家，他去报案，父亲冲进派出所，把他拖了回去。刘玮跟父母的关系彻底破裂，他的脾气变得狂躁，随后扬言跟家里“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
　　暴力教育并没有解决问题，相反，它只是催生了更严重的问题。2015年4月，来自上饶的岑超，同样是被父亲骗进去，也遭受了类似的虐待。三个月后，他出来了，产生了报复式的厌学和叛逆，采取更加激烈的姿态，对抗父母和学校。比起进豫章书院前，他在学校的名声更坏了，一个月也不上课。
　　岑超彻底沦为一个“坏学生”的同时，没有回到学校的刘玮，却确诊了社交障碍和抑郁症，他大脑呆滞、空白，说话口吃，害怕人群。
　　殊不知，在2017年的10月，静谧的吴村被一则知乎爆料点燃了引信，豫章书院迅速炸开了舆论，“小黑屋”、戒尺、龙鞭……曝于阳光下无处遁形。随即，豫章书院宣布停止办学，且被注销办学资格。几年前，这家教育机构还被当地政府选为阳光学校，由六部门联合推荐，作试点推广。
　　战斗打响了。正在浑噩度日的岑超和刘玮亢奋起来。

控 告

　　戒网瘾学校曾在中国遍地开花，体罚无处不在，但从未立案侦查。豫章书院成了戒网瘾学校的第一案。一个网名叫子沐的大学生，召集了20多个志愿者，组织了36名受害者，共同维权、报案。不过，不少人迫于父母反对，不想撕破家庭关系，陆续退出了。
　　但刘玮不一样，他坚称这是一项涉及三方的官司，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他们跟豫章书院一起告了。志愿者劝住了他，毕竟，大义灭亲的舆论对他不利。
　　2017年12月4日，刘玮和岑超是最早拿到立案通知书的人，顺利的话，2018年即可开庭审理。岑超也等着那一天，也许高考后，他便坐在法院里，为豫章书院的覆灭助一把力，并讨回该有的赔偿。
　　刘玮把豫章书院事件形容成他的重生，那时正好接近他的24岁生日。他报了雅思培训班，等案子结束，他就出国，离开南昌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再也不回来。
　　等到5个月后，他就被浇了一头冷水。办案民警跟他透露，青山湖区检察院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认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其中一项争议是森田疗法的界定。刘玮说：“他们觉得豫章书院采用的‘森田疗法’没有问题。”于是他打了80多个电话，找到了一位森田疗法的委员，提交了一份说明材料，试图辩解，森田疗法只适用于精神病患者，且遵循自愿原则。显然，这两点跟他们在豫章书院的遭遇是相悖的。

这是一种棍棒孝子的业务外包，“驯化”，是所有暴力教育的目的。他和同学们一起练习坐姿、站姿。有新家长来参观，训练就更忙了。他们对着这些陌生人鞠躬、点头、微笑，表演最乖顺的一面。

　　他控告的是豫章书院创始人、校长吴军豹，但一直停留于证据收集环节，案子遥遥无期。他不死心，生活重心全泡在案子上，他自己跑公安机关不下百次。稍有疑惑，就登门追问，或者补充新证据。
　　刘玮得知，另有4名受害者控告两名教官的虐待和非法拘禁。多次打探，警官才告诉他，针对两名教官，警方提交了第三次逮捕申请，但青山湖区检察院同样不予批捕。刘玮称，2019年1月份，办案警官私下給他看了一份文件，其中列出的不批捕理由有：教官看守学生是学校规定，单位行为；学生入学前，家长已与豫章书院签署协议，表示同意该心理治疗等。此外，警官告知了4位受害者的姓氏。
　　这样的不批捕理由，刘玮说他难以接受。但他不在该卷宗之内，无权查看案件的详细信息，正如黄剑霞所说，“病人没到医院，医生也无能为力。”4名受害者是谁？他和志愿者“代号43”根据警官透露的姓氏，查了受害者列表，也问遍了受害者群，只核对出一位姓李的报案人，但当刘玮提出希望她授权自己去交涉和跟进时，“她说已经不管这事了”。
　　《南风窗》记者向当事警官提出了采访要求，但遭到拒绝，故无法验证其真实性。检察院以非当事人无权查看为由，拒绝告知详情。
　　令刘玮疑惑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2014年 2月13日，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在豫章书院建立了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而同时，临近的青山湖区检察院，又曾联合其他5个政府部门，推荐豫章书院为阳光学校；并且，据央视新闻报道，该检察院曾送8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到豫章书院，进行教育矫治。
　　对于这层关系，刘玮提出了质疑：青山湖区检察院办理案件时，是否会因此而有失公正？他和志愿者们提起申诉，提议将案件转到市级检察院办理，但也不了了之。
　　来自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的付建，曾担任豫章书院学生的公益辩护律师，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它们的‘业务往来’会不会影响到本案，还没有证据证明，但对这种合理的怀疑，应该由检察院作出合理的解释，才能服众。”
　　但两年来，付建一直没有收到任何进展通知。

阴 影

　　案件之外，明争暗斗的纠纷从来没有停止。微信群里，不时有卧底伪装成受害者，前来刺探消息，套取隐私信息。有人自称受害者，找到志愿者子沐，骗取信任之后，一次聊天中，称信号不好，要电话联系。随后，子沐的电话骚扰和威胁就开始了。

　　据“代号43”介绍，2018年年初，他们前往南昌协助刘玮等受害者时，遭到了异常的跟踪。子沐还莫名遗失了一个卡包。她一向小心翼翼，从未公开任何隐私信息，但随后，真名、学校和父母等信息，竟然全被挂在网上了。学校找子沐谈话，询问她是否加入了非法组织。家人反对她搅和不该搅和的事。而另一位志愿者也被所在学校强制退出，并在辅导员的要求下，写下了保证书。 　　“代号43”懂电脑技术，成立了反戒网瘾学校的网站，划分豫章书院和杨永信两个板块。但威胁随之而来，对方要求他们关停。考虑到志愿者的安危，他不得不关站，以图了事。
　　志愿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豫章书院。不过，一年之后的10月初，此事被曝光后，疑似吴军豹的微博账号对此否认了，并声称已报案。不过，重新高涨的舆论，压倒性地支持了志愿者一边。
　　回到当时，2018年4月，原本善良、活泼、乐观和充满傲气的子沐，已陷入了另一种状态，她萎靡不振，失眠，丧失食欲。不安的感觉在蔓延，子沐自杀的消息最终传来了。她吃了过量的药物，倒在学校的天台上。好在，室友很快找到了她，并送往医院，最终抢救过来。

2018年4月，原本善良、活泼、乐观和充满傲气的子沐，已陷入了另一种状态，她萎靡不振，失眠，丧失食欲。不安的感觉在蔓延，子沐自杀的消息最终传来了。

　　此后，子沐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刘玮找到她的室友，对方告知，请不要再联系子沐。
　　豫章书院事件过去快两年，几乎所有人都淡出了。刘玮也蓦然发现，他已是“只身战斗”，且裹足不前。他近乎偏执地坚信着，只有了结了心魔，人生才可以重新开始。
　　在“代号43”眼中，刘玮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每次去南昌找刘玮，刘玮总会绕很远的路，找最熟悉的餐厅，才能安心吃上饭。刘玮整个人沉浸在豫章书院事件中，难以自拔。“代号43”修过心理学，根据他的判断，这很难说不是一种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今年9月，“代号43”重新走访几个豫章书院的受害者，PTSD同样存在。有人一听到南昌口音，馬上紧张起来。有人再也没有回过家。只要见到家人，就远远地躲着。
　　15年前，“代号43”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他被父母绑去武校，遭遇过非人的虐待。6年里，他走在街上，不安紧紧攫住他，只有带一把刀在身上，症状才有所缓解。
　　当年一同报案的刘玮和岑超，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离开老家上饶后，岑超获得了自由，紧张的父子关系由此缓和了一些。不过，真正使他告别“豫章后遗症”，是他拿下上海戏剧学院的通知书，以及这个战胜自我的过程。
　　刘玮暂时在珠宝店里工作，他梦想在北京或深圳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但是，豫章书院的阴影无处不在，他仍困在一个无形的小黑屋里。他恨吴军豹，也恨父亲。很难想象，父亲与吴军豹产生怎样的重叠，甚至具备了一种文化象征的意义。
　　有时，吴军豹会通过父亲约他吃饭。据刘玮说，吴军豹试图用金钱达成和解，他断然拒绝了那次吃饭请求。有时，吴军豹似乎跟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随后加一番渲染，转述给刘玮：“你太疯狂了，我们管不了你，他说他来管你，他会去找你的……不要搞到我店里来，不要粘连到我家，否则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刘玮赌了一口气，怀抱一个自我催眠的念头：要赢了所谓的戒网瘾学校第一案的丰碑，也要向父亲证明，他是错的。
　　（文中刘玮、岑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