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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我所在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受理了检察机关法纪检察部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李纪周案件，我作为公诉人与其他检察官一起，参与了办理案件的全过程。由于李纪周是在公安部副部长任上，因与当时厦门特大走私案犯罪嫌疑人赖昌星有关而被查处的，而那时副部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犯罪案件，都属于特别重大的案件，社会广为关注，所以上级非常重视，决定由分院副检察长挂帅，担任公诉人办理案件。
没管好自己的亲属
李纪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1994年，经李纪周同意，赖昌星给他妻子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用于经营活动。两年后，又经李纪周同意，赖昌星给他在美国生活的女儿提供了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16万元）。
之后，李纪周还接受过赖昌星给的3万港币。李纪周“拿人的手短”，于是接受了赖昌星请托后，无视法纪投桃报李，利用职权干预下级公安机关对货船走私价值6000多万元柴油案件的处理等，满足了赖昌星的要求。
对此，李纪周事后反省：“中央早就发布了领导干部严格自律的规定，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我却没这样做，以致害了亲属，害了自己。我有一个女儿，一直对她很溺爱，从小娇生惯养。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就不惜一切，明知不对，还是接收了赖昌星50万美元的贿赂。对我的妻子也是要求不严。她退休后开始做生意，对她在外边到处拉关系、搞应酬，我知道了，只是说两句，态度不坚决；对人家通过她送来的钱物，我也曾让她退回，但是不坚决不果断。对推搡半天退不掉的，也就认可留下来了，反而认为这都是朋友间私下办的事，不会出什么问题，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同时，李纪周生活作风出轨，又导致滥用职权，因为情人李某得到过香港基杰公司董事长梁耀华港币300万元的帮助，所以在1995年，接受梁耀华请托，为公安机关查扣他涉嫌走私价值3399万余元货物的货船，多次亲自出面蛮横地要求办案单位放行货船并发还货物。尤为严重的是，李纪周为涉嫌走私人员提供保护的时候，正以公安部领导的身份担任着全国打击走私犯罪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纪周是1999年10月29日被逮捕，2001年10月22日作出判决，判决认定李纪周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自己不交代，却让妻子交代
李纪周的认罪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他被依法逮捕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拒不交代受贿事实，但是他却按照办案人员要求，给妻子写了一张条子，告诉她“把你所做的，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司法机关讲清楚，争取得到从轻处理……我自己愿意承担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法律责任都由我一人承担。”他妻子按照这个意思，交代了收受赖昌星100万人民币的事实。当李纪周知道妻子交代后，也坦白了受贿犯罪。
这正是本案吊诡的地方，自己不交代，却让妻子交代问题，而后自己再做交代，动机何在呢？我始终认为，他并不想交代受贿问题，又不想直接违逆要求，于是给妻子写了条子，但寄希望于妻子也和他一样不说受贿问题，没想到妻子供述了事实。这种情况下，再不交代说不过去，实际这种矛盾态度正是李纪周侥幸心理的体现。
李纪周很健谈，思维有条理，而且表达清晰，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印象。我们告知李纪周享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以后，李纪周表示委托亲属帮他聘请。后来他告诉我们，一名为成克杰辩护过的律师曾自荐做他的辩护人，但是李纪周知道这名律师曾为成克杰辩护，但成克杰被判处了死刑，于是他就觉得不吉利，忌讳请这名律师，说是心理有障碍，所以另请了别人。由此可以看出他担心会被判极刑，有趋吉避凶的心理。
每次我们去提讯他时，他的高兴心情溢于言表。据他说，之所以高兴，一是因为可以就案件事实向组织交代，二是因为每天在监号没有人可以说话，很憋闷，提讯中可以聊聊天。这很正常，一个原来工作繁忙，总是需要听取汇报、下达指示，不停地表达想法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旦孤身入监，举目无亲又失去众人围捧的虚荣和喧嚣，其难以适应的心情，不难想象和理解。
他最喜欢谈被查办之前在工作中承擔急难险重任务，过五关斩六将的闪光经历，如曾参与审判“四人帮”的专案工作、曾去某地处理过群体性极端事件、曾在某地指挥过查办走私犯罪的集中行动等等，一说起来就兴致勃勃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我们知道，他在紧张惊险的公安工作中确实曾是员干将，这点从他1979年进入公安部，15年后不到50岁，就被任命为部长助理，再过两年任职副部长的经历也可以得到印证，他所说的并不是没谱的瞎吹。
回顾功绩的动机或许是为满足虚荣心，或许是留恋峥嵘岁月的情感流露，或许是想以此获得我们的好感。不过，看到李纪周在背叛了自己从事的神圣事业后再谈往昔政绩，总感觉有种讽刺意味。曾几何时，他权力在手，地位显赫，哪里用得着絮叨政绩功劳，而今身陷囹圄，不得不自夸自赞，相信这个反差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们始终没有打断他，不仅因为犯罪嫌疑人有权讲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也因为他的身份发生巨大转化风光不再后，再回顾个人的历史业绩，虽然既不能使心灵得到救赎，也不会起到将功折罪的作用，却可能有利于体味放纵贪欲的危害，对认识和忏悔罪行起些帮助作用。
我问过他，你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警界精英和政绩突出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因为犯罪，沦为阶下囚，对此有什么感想？他没有回答，而是顾左右而言他。我理解他是出于一种自尊，回避这种伤心的话题。
但他后来的认罪悔罪态度确实不错，不但供述一直没变，并且还在亲笔书写的“犯罪交代”中写道：“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亲、母亲都是革命老干部，自己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是党和国家培养我上学，一至（直）到大学毕业；又是党和国家把我培养成一名干部，当了国家机关的一名副部长，我能有这样的荣誉和地位，完全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我李纪周什么都不是！但是，我在这些年由于放松了政治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没有经得起考验，变质了，由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我的父亲在公安部是个艰苦奋斗的模范，受人尊敬的老红军，而我却是一个腐败的典型、一个罪人，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对不起为了中国今天而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也对不起在九泉之下的我的父亲。我对自己的严重罪行非常痛恨，我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犯了罪，毫无怨言地接受党纪和国法的严惩，这也是我罪有应得。我向党、向国家、向人民认罪！” 在我们提讯中，他也曾流着眼泪表示认罪悔罪，并表示：“我愿意做一名反面教员，教育党员和干部，千万不要走我的路。我后悔我所犯的罪行，我愿意接受党和国法的处罚。”
积极争取从轻处理
因为他接受的赖昌星所给予的贿赂款，直接给了他在国外上学的女儿，所以不能直接追缴，需要他的配合，这样，反贪部门曾经安排他给女儿写信，要求把赃款退回来：“爸爸很想念你，爸爸犯了严重罪行，对不起你。我请你为爸爸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赖昌星曾给你50万美元，这对我来说是犯了严重的受贿罪，我已经向组织上交代了这个问题，而且表示要将赃款积极退交给组织上，这对我来说涉及到认罪的态度，也是争取组织上从宽处理的一个重要条件，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帮助爸爸，将这笔钱退回来，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这笔钱如果你动用了，也要将剩下的尽可能的退回来……”
之后还给他和其妻子机会，通过越洋电话与女儿联系沟通。他们夫妇二人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动员女儿把赃款汇到国内，但遗憾的是，这次沟通是一场无效劳动。不过，他的态度依然得到了司法机关的认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客观地肯定了李纪周“能积极动员亲属退赃，有认罪悔罪表现”。
他认罪态度积极，更现实的考虑极有可能在于换得从轻处理，因为当我们问道，“你对接受法庭审判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的时候，他回答：“我心甘情愿地接受法律审判，我犯罪这么严重，无论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这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希望组织上能依据法律，考虑我是主动交代，而且检举揭发了一些犯罪，希望组织能给我依法从宽处理。”这也属于人之常情吧。
他最关心的是自己揭发他人犯罪问题的立功情节能否认定，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他的处罚程度。但就在这个问题上，他经受了一次考验。我们起诉时经过继续查证，他确实有揭发他人犯罪的事实，但是揭发有三种情况，一是问题尚在查处，暂时没有结果，二是经查证不能认定犯罪，三是查证属实但够不上重大立功。所以，起诉时我院按照法律规定，没有认定重大立功情节。
李纪周见到起诉书后，对出乎自己预料的这个结论，很不理解也很焦急，主动要求见公诉人。会见中一度情绪极为消极，乃至气急败坏地说出“不管态度怎么好都没有用”“是不是要等杀了我才认定我立功”等话。我们对这个问题，耐心地作了详细解释，后来李纪周没有因为这个打击破罐破摔，改变认罪悔罪态度，通过了考验，于是为自己争取到了从轻处罚的机会。
李纪周虽够不上重大立功，但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依然肯定“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提供了有关案件的线索，使有的案件得以侦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也认定：“李纪周能够提供线索，为侦破有关重大案件起到了一定作用”，这种认定对他的量刑是有意义的。
不论怎样，他的犯罪极其严重，就如他在工作中杀伐决断一样，在走向腐败时他也十分果断，称得起利令智昏胆大妄为，竟敢一笔就收受50万美元（在90年代这样大的单笔受贿数额还不多见）；竟敢在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任上执法犯法，充当走私行为的保护伞；竟敢在为行贿人谋利时而公然对查办走私的办案单位领导大发脾气等等。他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公安干警义愤，例如一位分局长曾公开气愤地说：“一个副部长，既管走私，又为走私分子说话，这个副部长不当也罢了！”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案后思
我们在2001年1月15日将李纪周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开庭审理，在2001年10月22日作出了有罪判决。李纪周曾经上诉，但后来又撤回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2日核准了一审判决。
李纪周从公安战线精英、高级领导干部蜕变而为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演绎的是一场悲剧。然而，悲剧之后“亲戚或余悲”，腐败者们却很淡然麻木，还不断有人在照搬照演同样的悲剧，而且越演越奇，还出现了恶劣程度震惊世人的暴力凶杀情节，如济南原人大主任段义和杀害情妇案、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赵黎平涉嫌杀害情妇案等。李纪周受贿折合500多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数额是很大了，而现在，腐败的高官数量、犯罪数额都大幅增加，乃至世人对高官腐败已经见惯不惊，不再产生惊感了。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腐败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愈加严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更趋严峻，确实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李纪周没有被各种艰巨任务压倒，却败于自我贪欲的事例，再次证明廉洁从政既要严格自律，也要严密他律。一个人缺乏自律，就会失去反腐的心理和精神防线，既不可能保证堂堂正正做人，也自然不会清清白白为官。只因为官员们也有着人性弱点，所以强调自律不等于可以轻视他律。官至部级，很容易使人认为，他们一定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在拒腐防变上最可靠。但严肃的事实告诉人们，高官不是超人，对腐败也没有天生免疫力，例如李纪周，他犯罪时和被查处后的心理、情绪以及行为表现，就是普通人一个，同样私欲膨胀经不起诱惑，爱好虚荣贪图权力，相信吉凶预兆存有侥幸心理。高官中的腐败分子当然代表不了领导干部的主流，但是却可以印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所以遏制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必须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就要求，要认清服从上级，是服从上级组织的正确领导，而不是盲目轻信或崇拜领导者个人，以致对他们也有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放松警惕；要明确对高级干部不论他有多老资格、多大能力、多少政绩，也不能放松教育和监督；要做到不论领导者能否自律，监督都无一例外，能够涵盖每名领导者和权力行使的每一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制度，并使制度真正得到执行，起到严格他律的作用。
李纪周案件虽早已是过去时，但提供的沉痛教训却并不曾过时，当时就已经严肃面对的，如何使领导干部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的问题，今天仍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执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极大地增强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仅涉嫌腐败的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就已查处六十余人。李纪周如果此时被查处，肯定不会引起当时那样的轰动效应，这一方面可见当前铁腕反腐成就斐然，另一方面也说明消极腐败现象蔓延的形势严峻。需要针对反腐斗争任重道远，必须标本兼治的特点，在坚持不懈地严肃查办腐败案件的同時，积极深化改革，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为治本创造条件。因此，办理新案不忘旧案，认真回顾包括李纪周在内的一批腐败分子腐化蜕变的事实，从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没管好自己的亲属
李纪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1994年，经李纪周同意，赖昌星给他妻子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用于经营活动。两年后，又经李纪周同意，赖昌星给他在美国生活的女儿提供了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16万元）。
之后，李纪周还接受过赖昌星给的3万港币。李纪周“拿人的手短”，于是接受了赖昌星请托后，无视法纪投桃报李，利用职权干预下级公安机关对货船走私价值6000多万元柴油案件的处理等，满足了赖昌星的要求。
对此，李纪周事后反省：“中央早就发布了领导干部严格自律的规定，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我却没这样做，以致害了亲属，害了自己。我有一个女儿，一直对她很溺爱，从小娇生惯养。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就不惜一切，明知不对，还是接收了赖昌星50万美元的贿赂。对我的妻子也是要求不严。她退休后开始做生意，对她在外边到处拉关系、搞应酬，我知道了，只是说两句，态度不坚决；对人家通过她送来的钱物，我也曾让她退回，但是不坚决不果断。对推搡半天退不掉的，也就认可留下来了，反而认为这都是朋友间私下办的事，不会出什么问题，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同时，李纪周生活作风出轨，又导致滥用职权，因为情人李某得到过香港基杰公司董事长梁耀华港币300万元的帮助，所以在1995年，接受梁耀华请托，为公安机关查扣他涉嫌走私价值3399万余元货物的货船，多次亲自出面蛮横地要求办案单位放行货船并发还货物。尤为严重的是，李纪周为涉嫌走私人员提供保护的时候，正以公安部领导的身份担任着全国打击走私犯罪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纪周是1999年10月29日被逮捕，2001年10月22日作出判决，判决认定李纪周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自己不交代，却让妻子交代
李纪周的认罪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他被依法逮捕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拒不交代受贿事实，但是他却按照办案人员要求，给妻子写了一张条子，告诉她“把你所做的，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司法机关讲清楚，争取得到从轻处理……我自己愿意承担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法律责任都由我一人承担。”他妻子按照这个意思，交代了收受赖昌星100万人民币的事实。当李纪周知道妻子交代后，也坦白了受贿犯罪。
这正是本案吊诡的地方，自己不交代，却让妻子交代问题，而后自己再做交代，动机何在呢？我始终认为，他并不想交代受贿问题，又不想直接违逆要求，于是给妻子写了条子，但寄希望于妻子也和他一样不说受贿问题，没想到妻子供述了事实。这种情况下，再不交代说不过去，实际这种矛盾态度正是李纪周侥幸心理的体现。
李纪周很健谈，思维有条理，而且表达清晰，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印象。我们告知李纪周享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以后，李纪周表示委托亲属帮他聘请。后来他告诉我们，一名为成克杰辩护过的律师曾自荐做他的辩护人，但是李纪周知道这名律师曾为成克杰辩护，但成克杰被判处了死刑，于是他就觉得不吉利，忌讳请这名律师，说是心理有障碍，所以另请了别人。由此可以看出他担心会被判极刑，有趋吉避凶的心理。
每次我们去提讯他时，他的高兴心情溢于言表。据他说，之所以高兴，一是因为可以就案件事实向组织交代，二是因为每天在监号没有人可以说话，很憋闷，提讯中可以聊聊天。这很正常，一个原来工作繁忙，总是需要听取汇报、下达指示，不停地表达想法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旦孤身入监，举目无亲又失去众人围捧的虚荣和喧嚣，其难以适应的心情，不难想象和理解。
他最喜欢谈被查办之前在工作中承擔急难险重任务，过五关斩六将的闪光经历，如曾参与审判“四人帮”的专案工作、曾去某地处理过群体性极端事件、曾在某地指挥过查办走私犯罪的集中行动等等，一说起来就兴致勃勃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我们知道，他在紧张惊险的公安工作中确实曾是员干将，这点从他1979年进入公安部，15年后不到50岁，就被任命为部长助理，再过两年任职副部长的经历也可以得到印证，他所说的并不是没谱的瞎吹。
回顾功绩的动机或许是为满足虚荣心，或许是留恋峥嵘岁月的情感流露，或许是想以此获得我们的好感。不过，看到李纪周在背叛了自己从事的神圣事业后再谈往昔政绩，总感觉有种讽刺意味。曾几何时，他权力在手，地位显赫，哪里用得着絮叨政绩功劳，而今身陷囹圄，不得不自夸自赞，相信这个反差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们始终没有打断他，不仅因为犯罪嫌疑人有权讲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也因为他的身份发生巨大转化风光不再后，再回顾个人的历史业绩，虽然既不能使心灵得到救赎，也不会起到将功折罪的作用，却可能有利于体味放纵贪欲的危害，对认识和忏悔罪行起些帮助作用。
我问过他，你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警界精英和政绩突出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因为犯罪，沦为阶下囚，对此有什么感想？他没有回答，而是顾左右而言他。我理解他是出于一种自尊，回避这种伤心的话题。
但他后来的认罪悔罪态度确实不错，不但供述一直没变，并且还在亲笔书写的“犯罪交代”中写道：“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亲、母亲都是革命老干部，自己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是党和国家培养我上学，一至（直）到大学毕业；又是党和国家把我培养成一名干部，当了国家机关的一名副部长，我能有这样的荣誉和地位，完全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我李纪周什么都不是！但是，我在这些年由于放松了政治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没有经得起考验，变质了，由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我的父亲在公安部是个艰苦奋斗的模范，受人尊敬的老红军，而我却是一个腐败的典型、一个罪人，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对不起为了中国今天而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也对不起在九泉之下的我的父亲。我对自己的严重罪行非常痛恨，我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犯了罪，毫无怨言地接受党纪和国法的严惩，这也是我罪有应得。我向党、向国家、向人民认罪！” 在我们提讯中，他也曾流着眼泪表示认罪悔罪，并表示：“我愿意做一名反面教员，教育党员和干部，千万不要走我的路。我后悔我所犯的罪行，我愿意接受党和国法的处罚。”
积极争取从轻处理
因为他接受的赖昌星所给予的贿赂款，直接给了他在国外上学的女儿，所以不能直接追缴，需要他的配合，这样，反贪部门曾经安排他给女儿写信，要求把赃款退回来：“爸爸很想念你，爸爸犯了严重罪行，对不起你。我请你为爸爸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赖昌星曾给你50万美元，这对我来说是犯了严重的受贿罪，我已经向组织上交代了这个问题，而且表示要将赃款积极退交给组织上，这对我来说涉及到认罪的态度，也是争取组织上从宽处理的一个重要条件，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帮助爸爸，将这笔钱退回来，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这笔钱如果你动用了，也要将剩下的尽可能的退回来……”
之后还给他和其妻子机会，通过越洋电话与女儿联系沟通。他们夫妇二人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动员女儿把赃款汇到国内，但遗憾的是，这次沟通是一场无效劳动。不过，他的态度依然得到了司法机关的认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客观地肯定了李纪周“能积极动员亲属退赃，有认罪悔罪表现”。
他认罪态度积极，更现实的考虑极有可能在于换得从轻处理，因为当我们问道，“你对接受法庭审判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的时候，他回答：“我心甘情愿地接受法律审判，我犯罪这么严重，无论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这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希望组织上能依据法律，考虑我是主动交代，而且检举揭发了一些犯罪，希望组织能给我依法从宽处理。”这也属于人之常情吧。
他最关心的是自己揭发他人犯罪问题的立功情节能否认定，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他的处罚程度。但就在这个问题上，他经受了一次考验。我们起诉时经过继续查证，他确实有揭发他人犯罪的事实，但是揭发有三种情况，一是问题尚在查处，暂时没有结果，二是经查证不能认定犯罪，三是查证属实但够不上重大立功。所以，起诉时我院按照法律规定，没有认定重大立功情节。
李纪周见到起诉书后，对出乎自己预料的这个结论，很不理解也很焦急，主动要求见公诉人。会见中一度情绪极为消极，乃至气急败坏地说出“不管态度怎么好都没有用”“是不是要等杀了我才认定我立功”等话。我们对这个问题，耐心地作了详细解释，后来李纪周没有因为这个打击破罐破摔，改变认罪悔罪态度，通过了考验，于是为自己争取到了从轻处罚的机会。
李纪周虽够不上重大立功，但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依然肯定“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提供了有关案件的线索，使有的案件得以侦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也认定：“李纪周能够提供线索，为侦破有关重大案件起到了一定作用”，这种认定对他的量刑是有意义的。
不论怎样，他的犯罪极其严重，就如他在工作中杀伐决断一样，在走向腐败时他也十分果断，称得起利令智昏胆大妄为，竟敢一笔就收受50万美元（在90年代这样大的单笔受贿数额还不多见）；竟敢在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任上执法犯法，充当走私行为的保护伞；竟敢在为行贿人谋利时而公然对查办走私的办案单位领导大发脾气等等。他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公安干警义愤，例如一位分局长曾公开气愤地说：“一个副部长，既管走私，又为走私分子说话，这个副部长不当也罢了！”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案后思
我们在2001年1月15日将李纪周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开庭审理，在2001年10月22日作出了有罪判决。李纪周曾经上诉，但后来又撤回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2日核准了一审判决。
李纪周从公安战线精英、高级领导干部蜕变而为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演绎的是一场悲剧。然而，悲剧之后“亲戚或余悲”，腐败者们却很淡然麻木，还不断有人在照搬照演同样的悲剧，而且越演越奇，还出现了恶劣程度震惊世人的暴力凶杀情节，如济南原人大主任段义和杀害情妇案、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赵黎平涉嫌杀害情妇案等。李纪周受贿折合500多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数额是很大了，而现在，腐败的高官数量、犯罪数额都大幅增加，乃至世人对高官腐败已经见惯不惊，不再产生惊感了。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腐败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愈加严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更趋严峻，确实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李纪周没有被各种艰巨任务压倒，却败于自我贪欲的事例，再次证明廉洁从政既要严格自律，也要严密他律。一个人缺乏自律，就会失去反腐的心理和精神防线，既不可能保证堂堂正正做人，也自然不会清清白白为官。只因为官员们也有着人性弱点，所以强调自律不等于可以轻视他律。官至部级，很容易使人认为，他们一定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在拒腐防变上最可靠。但严肃的事实告诉人们，高官不是超人，对腐败也没有天生免疫力，例如李纪周，他犯罪时和被查处后的心理、情绪以及行为表现，就是普通人一个，同样私欲膨胀经不起诱惑，爱好虚荣贪图权力，相信吉凶预兆存有侥幸心理。高官中的腐败分子当然代表不了领导干部的主流，但是却可以印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所以遏制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必须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就要求，要认清服从上级，是服从上级组织的正确领导，而不是盲目轻信或崇拜领导者个人，以致对他们也有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放松警惕；要明确对高级干部不论他有多老资格、多大能力、多少政绩，也不能放松教育和监督；要做到不论领导者能否自律，监督都无一例外，能够涵盖每名领导者和权力行使的每一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制度，并使制度真正得到执行，起到严格他律的作用。
李纪周案件虽早已是过去时，但提供的沉痛教训却并不曾过时，当时就已经严肃面对的，如何使领导干部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的问题，今天仍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执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极大地增强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仅涉嫌腐败的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就已查处六十余人。李纪周如果此时被查处，肯定不会引起当时那样的轰动效应，这一方面可见当前铁腕反腐成就斐然，另一方面也说明消极腐败现象蔓延的形势严峻。需要针对反腐斗争任重道远，必须标本兼治的特点，在坚持不懈地严肃查办腐败案件的同時，积极深化改革，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为治本创造条件。因此，办理新案不忘旧案，认真回顾包括李纪周在内的一批腐败分子腐化蜕变的事实，从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