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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科学家杨显东博士，曾长期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他从爱国科学家到革命活动家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本文仅记述杨显东在国民党统治区，利用特殊身份为中原解放区做出的特殊贡献。中原解放区，亦称鄂豫皖解放区，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六大战略区之一。中原解放区踞华中腹地，扼江汉要冲，既可对国民党发动全民内战进行直接抗衡，也可对其它解放区形成有力支持。国民党进攻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必然成为首当其冲的区域。
送救济款、物，支援中原解放区
１９３７年，杨显东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离美回国，在周恩来、董必武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献身于抗日救国斗争。
抗战胜利后，杨显东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副署长，代署长，负责主持湖北善后救济工作。杨显东上任不久，即派人到中原解放区与周恩来、董必武联系。恰巧这时，董必武视察中原解放区后到武汉，并亲自到汉口湖北分署办公室与杨显东会晤。董必武对杨显东说：“杨先生，你是我党的忠实朋友。目前中原解放军处境非常艰难，国民党３０万军队包围中原，严厉封锁，粮食紧张，医药缺乏，请你想办法接济！”介绍完中原的情况，董必武就告辞走了。
当晚，杨显东到德明饭店看望董必武，汇报筹粮情况，要求董必武派１００个“自己人”到救济分署工作。董必武说：“我们马上可派一些人来协助你的工作，但不会有这么多，因为人来多了，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并告诉他中原军区马上有人来具体联系。
１９４６年４月９日下午，杨显东来到分署办公室，正和秘书孙慰祖商量筹粮之事，传达员送来一张便条。杨显东接过便条一看，连忙对传达员说：“王震将军来了，快请！”王震带领一名警卫员，大步登上二楼，与杨显东亲切握手寒暄。王震将救济总署的一封公函交给杨显东，杨见了公函，高兴地说：“好，有公函就好办事了。”接着，杨显东又说：国民党怕洋人，尤其是怕美国人。这里设有联合国救济总署汉口分署，负责豫鄂两省的救济工作。我们要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事情就更好办了。汉口分署署长沙克洛夫和我在重庆相识，是我的好朋友。他曾对我说过，他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员，他表示要在中国做几件使他父亲感到高兴的事情。我们去和他谈谈吧。”王震将军表示同意。
杨显东立即拨电话和沙克洛夫用英语对话，沙克洛夫表示欢迎他们来访。杨显东和王震等一行４人，乘吉普车来到汉口德租界安利英银行楼上与沙克洛夫会晤，沙克洛夫表示：根据联合国制定的“三不分”即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政治党派的救济原则，对中原解放区要一视同仁，给予救济，王震对此表示感谢，并邀请他们访问中原解放区，沙克洛夫欣然接受，并对杨说：“请杨先生调动车辆，准备一些救济物资，我们一同去慰问中原难民吧！”
当晚，杨显东到德明饭店看望王震。两人亲切交谈，亲如兄弟一般。王震询问他的家庭情况，杨显东如实相告说：“我出生于湖北沔阳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当过放牛娃……”王震听了惊讶地说：“哦！原来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一条藤子结的苦瓜呀！”当杨显东谈到自己的哥哥杨显青在铁路上当职员时，王震感到更惊讶了：“哎呀，我在粤汉铁路火车上干了几年司炉工，早就认识你的哥哥，你哥哥是个好人啊！”他们越谈越投机了。
次日下午，王震身穿便衣，应邀来到汉口黄陂路２５号杨显东家中，杨显东夫人汤汉清炒了几盘菜，请王震吃便饭。饭后，王震拿出一包碎金首饰，对杨显东说：“请你们想办法兑换一些现金。”汤汉清接过后，立即与邻居银行经理周苍柏夫人商量变卖方法。很快将这包碎金首饰兑换成现金，交给了王震，以解决中原军区司令部之急需。王震笑道：“等全国解放了，我们要很好感谢嫂夫人啊！”从此以后，汤汉清和王震夫人也成为要好的朋友。
４月１２日，杨显东以“行总”湖北分署全权代表的身份，陪同“联总”汉口分署署长沙克洛夫等人，带领满载救济物资的３０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向中原解放区进发，当车队行驶至黄陂县城时，《中央日报》记者围拢来，质问道：“杨先生，你们为什么运送物资支援共军，而不支援中央国军呢？”杨显东回答说：“请记者先生们不要歪曲联合国救济原则，我们是救济中原难民，而不是支援什么军队，更不能支援国军打内战！”对此，记者们无言以对，只好愣着干瞪眼。运输车队到达宣化店后，受到了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许子威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
宣化店是大别山区的一个小镇，四周青山环抱，竹竿河从中流过。河东是宣化店小街，中原军区司令部设在这里；河西有一所中学，早年是“湖北会馆”，这时成为接待“联总”、“行总”以及国民党代表的招待所。由于白天行程艰难，一路辛苦，各方代表和新闻记者吃过晚饭就休息了。
待到夜深人静时，勤务员悄悄地来到杨显东卧室，对他说；“杨先生，我们政委请你去。”杨显东随勤务员过河与中原局书记、军区政委郑位三会晤，在座的还有王震、陈少敏、许子威、杨经曲等。杨显东和他们一一握手，亲密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次日，三方代表进行会谈，杨显东提出了救济中原的方案：一、发放一批救济粮，以工代赈，解决中原难民的生活困难；二、援助大量医药用品，派来一批医务人员，建立一所难民医院，为中原难民治伤治病；三、发放一批农业贷款，扶助春耕生产，使中原尽快恢复生产。这个方案得到三方代表的一致赞同。
第三天上午，中原解放区政府在宣化店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区政府主席许子威致欢迎词，沙克洛夫用英语发表讲话，杨显东当场翻译。沙克洛夫讲话影响很大。国民党当局虽然感到头痛，但因为他是美国人，又是“联总”在武汉的全权代表，也就无可奈何了。
大会后，王震安排杨显东和李先念会晤，李先念身穿灰色土布戎装，和他亲切握手，笑着诙谐地说：“抗战初期，我们豫鄂挺进纵队深入敌后，经济困难，是你派人送来一笔款子，少敏同志亲自交给我，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老蒋又举起了屠刀，首先从中原下手，调集３０万大军包围我们，封锁我们，企图把我们部队全部歼灭掉，在这困难时候，又是你亲自送来一批救济物资，这叫我们怎么感谢你这个大恩人呢！”
杨显东听了李先念的肺腑之言，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连忙自愧地说：“司令员，你这样说我就感到太惭愧了！八年抗战，你们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老蒋要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又把矛头对准你们，你们正在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我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为革命尽绵薄之力，好比沧海一粟，算不了什么呀！”
“支援中原解放区，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李先念对他关心地说，“你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
“请司令员放心，我的工作不仅有国际友人的支持，而且有陈诚的红人周苍柏的支持。”
临别时，李先念和杨显东紧紧握手，仔细地打量着杨显东，笑着问：“你是哪年生的，今年多大年纪，怎么看着这样年轻？”
“司令员给我排八字了！”杨显东笑着回答说，“我是壬寅年的，今年已有４４岁了。“
“哎呀，”李先念惊讶地说，“我认为我的年纪比你大，是你的老大哥，未想到你比我大四五岁，你是我的老大哥啊！”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在一片真诚友好的笑声中，杨显东和李先念告别。
智取千吨面粉，救济中原军民
杨显东从宣化店回武汉后，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他的监视，连他居住的汉口黄陂路２５号楼也进驻了一个便衣特务，严密监视他的社会活动。武汉警备司令部则不断干扰和破坏他们的运输计划。有一次，杨显东派吴显忠押运２０多辆大卡车的面粉，车队行驶至汉口岱家山，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哨所拦卡，不准通行。后经杨显东交涉，疏通关系，始获放行，才将面粉运到了宣化店．
一天晚上，杨显东驱车到德明饭店，又一次与李先念秘密会晤。李先念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冒着最大风险，排除一切干扰，送救济物资到中原去，我代表中原解放区军民衷心地感谢你们呀！”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杨显东心情沉重地说，“国民党特务监视很严，武汉警备司令部又经常刁难，破坏了我们的运输计划，使大批救济物资难以运到宣化店！”
“你的处境我完全了解。”李先念想了想接着说，“现在敌人３０万大军层层包围，严密封锁，我们部队的困难比群众的困难更大，中原局党委特派我来向你求援，希望你想特殊的办法调运粮食去……”
杨显东听着想着，粮食关系着几万人民子弟兵的生命大事，李先念亲自来求援，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沉思了片刻，回答说：“我亲自到上海找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谈判，争取安排一列专车直接运送粮食到中原去……”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运输路线告诉李先念，李先念赞赏说：“妙！这着棋走得妙，不过这是冒风险的一着棋呀！”
“敌人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不冒风险也不行呀！”杨显东说。
“显东兄，你为革命勇于担风险，实在令人敬佩。”李先念鼓励说，“祝你工作顺利，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杨显东告辞后，驱车来到分署，叫秘书给他买飞机票，准备次日飞往上海。可是，他已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
夜深人静，杨显东回家休息时，一个便衣特务闯进他家，并亮出特殊身份证，以威胁的口气说：“杨先生，本人奉命来保护你……”
“保护！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嘿，你怎不明白？”特务问道，“在３月５日的鸡尾酒会上，杨先生对中共代表为什么那样热情？你与周恩来是什么关系？”
“哈哈！”杨显东坦然地笑道，“在那次鸡尾宴会上，美方代表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以及主持酒会的郭忏副主任，都和周恩来握手、碰杯，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那天和周恩来先生握手的、碰杯的，不知有多少知名人士，你怎么不去追查他们之间关系呢？”特务被反问得无话可答。停了片刻，特务才问：“你为什么到德明饭店看董必武？你们是什么关系？”
“董必武是解放区善后救济委员会主任”，杨显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是行总湖北分署的负责人，要救济全省的难民，包括中原难民在内，难道中原难民不是我国同胞吗？我和董先生交谈救济工作情况，这有什么不对呢？”
特务又气势汹汹地问：“你今天为什么去看李先念？为什么送一部电台给他？”
“造谣可耻！”杨显东气愤地说，“谁说我送电台给他们了？纯属造谣！”
“你真的没有送电台给他们吗？”
“没有。”
“请杨先生不要耍赖！”特务讹诈说，“你的小车司机是我们的人，他已向我们报告了。”
“哈哈……”杨显东笑特务愚蠢而又自作聪明，因为小车司机是我党地下党员，而特务这样诈唬反暴露了他们敲诈勒索的企图。
次日清晨，杨显东和周苍柏商量对策，周苍柏说：“这个家伙是来找麻烦敲竹杠的，你们就打发他一下吧。”杨显东对总务主任交待说：“你们想办法开销一下，免得特务像毒蛇一样缠得我不得脱身！”这天，有两个家伙又来到分署门前监视杨显东的活动，总务主任请他们到餐馆吃了一顿，又一人打发了一笔钱，说：“你们在这里辛苦了，给几个钱你们抽烟吧。那两个特务遂睁只眼闭只眼让杨显东乘飞机到上海去了。不然，特务很可能跟踪到上海去，那杨显东就不好办事了。
杨显东抵上海，立即到行政院救济署办公厅，向总署署长蒋廷黻面谈湖北救济工作情况。蒋廷黻见了他，惊讶地说：“杨先生，你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情发个电报就行了。”
“不不，”杨显东说，“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关系到我们能否争得中原民心的大事！你下命令要救济中原难民，说这是行政院长孙科要办的事情。可是我们湖北分署的卡车很少，运输力量很小，近来春雨连绵，公路很不好走，运粮任务难以完成，特来向蒋总署长当面请示汇报。”
“杨先生太客气了，请示我干什么？”蒋廷黻笑着说，“你是留美学者，可和联总代表沙克洛夫商量，尊重他的意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我这次来总署当面请示，也是沙署长的意见。”杨显东不得不亮出这张“王牌”说，“我陪同沙署长到中原去慰问难民，那里的老百姓真苦呀！中原战祸严重，田地荒芜，农业欠收，敌人战火的破坏加之共党政策的影响，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陪同沙署长和其他国际友人，在中原目睹老百姓黄皮刮瘦，连树皮和草根都吃光了，饿死了很多人。其中很多是小孩和老人，真是惨不忍睹呀！国际友人对我说，你要赶快想办法运送粮食来救济中原难民呀！况且国军都已开赴那里，即将光复中原，只有赈济难民，才能争得民心……”
蒋廷黻听他讲得合情合理，有根有据，连连点头说：“是呀，是要救济中原难民！不过，既然杨先生和沙署长在武汉都没有好办法，来请示我有何办法呢？”
“天无绝人之路，”杨显东想了想说，“办法倒是有，不知总署意见如何？”
“有什么好办法？”
“我来上海有位朋友建议，”杨显东若有所思地说，“最好是从上海直接调拨一列专车，走陇海线到徐州，由徐州到郑州，由郑州转平汉线出武胜关……”
“这个办法可以，”蒋廷黻以肯定的语气说，“你要多少粮食呢？”
“请总署先调拨１０００吨面粉……”
蒋廷黻把电铃一按，勤务员马上就来了。他命令说：“快通知储运厅长来。”不一会儿，储运厅长来了。蒋廷黻又以命令的口气说：“杨先生亲自来求援，救济湖北难民，你立即调运１０００吨面粉……”杨显东在上海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
蒋廷黻挽留他在上海休息几天，他婉谢了。立即乘飞机返回武汉。随即派专人到宣化店通知王震。王震立即派吴显忠分署驻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到杨家寨车站接货，并组织人力、车辆成立了突击运粮队，指定娄光琦、余益庵负责运输工作。
这天傍晚，一列满载面粉和其他救济物资的火车，到达了距宣化店约４０华里的京汉线杨家寨车站。这是一个小车站，第一次运来这么多面粉，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部队的注意。为了缩短卸货时间，尽快把１０００吨面粉运到宣化店，使国民党部队发现了也措手不及，吴显忠立即找当地搬运工人卸货。工友们知道是救济中原难民的面粉，都争先恐后的抢着扛，每人一肩都扛两三包。工友们连夜奋战，很快将１０００吨面粉卸下车厢，堆在货棚里。天蒙蒙亮，娄光琦、余益庵带来了化装为老百姓的战士组成的突击运粮队，开始了紧张的战斗。
在从杨家寨到宣化店的大路上，突击运粮队有的肩挑，有的用小车推，有的用马车、牛车拖，秩序井然，转运迅速，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运粮大军。等到国民党部队发现时，这１０００吨面粉已经越过二郎店，全部运到宣化店了。
面粉运到宣化店后，边区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不论军民，谁修路、修桥，搞农田水利建设，就发给谁粮食。这样一来，中原军民的生活困难就解决了。边区老百姓知道部队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困难更大，军队既要支援春耕生产，又要与敌人战斗，遂主动支援子弟兵，让部队备足粮食，巧妙地牵制了３０万国民党部队。
利用特殊关系，营救我军伤病员
１９４６年６月底，中原人民解放军分路突破了国民党３０万部队的重重包围，转战于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和秦岭之间，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使之不能在原定时间里转向我华北、华中和西北解放区进攻。
中原部队突围前夕，吴显忠、李实来到武汉，向湖北分署代署长杨显东汇报宣化店办事处的工作情况，并转告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的意见：宣化店有１００多伤病员，这些同志都是革命的功臣、党的好儿女，部队要突围了，没有办法带他们走，也没有办法安置他们，请杨先生营救他们脱险……
杨显东立即和美国朋友密爱华博士商量，对他说：“密爱华大夫，你是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抗战期间，你一直在华工作，为抗战的伤病员服务。兰田救济医院是你创办的，那些伤病员和你有感情，都说你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非常疼爱他们。现在中原部队已突围转移了，国军占领了解放区，要求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营救这些伤病员脱险。”
密爱华大夫欣然同意，并要立即随吴显忠到宣化店去。杨显东说：“今天太晚了，明天我派专车送你们去吧。”
救济医院所在地兰田湾，是一个偏僻的山村。我军突围两天后，国民党部队才到这里，并派某团—个排进驻医院，对医务人员伤病员进行搜查，发现两支步枪和几枚手榴弹，遂气势汹汹地说：“这是新四军的医院，伤病员都是共军，不准乱动……”随后，该团团长来医院集合医务人员和伤病员“训话”，诬蔑共产党新四军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内战。他还假惺惺地对伤病员表示“慰问”，胁迫基本恢复健康的伤病员到他们部队去当兵。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大家都作好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
正当这时，密爱华和吴显忠以分署特派专员的身份来到兰田医院。他们目睹国民党部队官兵川流不息地到医院，强行索药，胡作非为，虐待伤病员，密爱华发火了：“你们胡作非为，有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密爱华向该团团长递交了一张名片，请他来医院会谈。密爱华向团长严正指出：美国对中国有直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救济物资是联合国援助的，专为救济中国难民，“贵军”为什么拦截救济物资？为什么破坏救济工作？难道这儿的难民不是中国人吗？这所救济医院是我们创办的，你们部队为什么进驻医院干扰？这位团长被质问得丑态百出，顾不得拭他脸上的汗水，结结巴巴地说：“拦截救济物资决非敝团所为……”对其他几个问题，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对部属管教不严”，并保证不会再发生有碍于救济工作的事情。最后，密爱华要求把进驻医院的部队撤走，该团长当场下令撤走了哨兵。
为了尽快掩护伤病员脱险，杨显东又派美国朋友甘乃大女士去营救。甘乃大４０多岁，思想进步，同情中国共产党，人称她“甘大姐”。杨显东对她说：中原解放军已经突围了，有一批伤病员留兰田医院，虽有密爱华大夫在那里照顾，但在那里决非长远之计，请你去和密爱华大夫商量，想办法营救脱险。甘乃大坚决而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她说：“救死扶伤，是我应尽的神圣职责。宣化店这班朋友，从领导到所有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年轻的伤病员，我很疼爱他们，钦佩他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次日，杨显东派吉普车送甘乃大到宣化店，宣化店办事处派人陪同她步行到兰田医院。由于有密爱华、甘乃大的鼎力支持，排除了国民党驻军的干扰，使遣散和转移工作都做得比较顺利。在救济分署拿护照的遣散人员中，有不少同志是领导干部，救济分署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发给他们分署的护照、路费和生活费，使他们在国统区畅通无阻。他们从宣化店出发，经广水乘火车至安阳，换乘汽车、马车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分局所在地邯郸市，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投入了解放战争。
遣散工作结束后，甘乃大、密爱华带领２０多名重伤病员，从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中，连夜转移到武汉，送进分署办的武汉医院就医。国民党武汉行辕公署曾两次下令要分署把这批伤病员交给武汉行辕公署。杨显东和甘乃大、密爱华等一同表示抗议，与其论理，拒不交人，终于将这批重伤病员治愈后，分别转移，全部脱险。
正当中原解放军分路突围，转战于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和秦岭之间时，武汉行辕公署下令湖北分署，紧急征用大卡车３００辆，妄图运兵追击解放军。杨显东接此命令后，心急如焚，又气又恨，但并不敢声张，因为已有几个特务进入分署监视他的活动。杨显东思之再三，急中生智，拿着武汉行辕公署的命令，立即过江到湖北省政府，直接找到省主席万耀煌。
杨显东一进门，万耀煌就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怎么回事？”
“我有急事，特来报告，”杨显东说，“武汉行辕公署程潜主任下命令，要征用我署所有的大卡车，运送部队去追击突围的共军，这是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大事，我不能作主处理，特来请求万主席！”杨显东将命令递给万耀煌，理直气壮地说：“救济分署的车辆都是联合国拨给的，是用于运送救济物资救济难民的，决不能运送部队去打内战。如果强行征用，势必引起国际友人不满。如果联总代表沙克洛夫等人公开表示抗议，那就会引起联合国对政府不满，直接影响湖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工作。请万主席考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万耀煌听了觉得有理，连连点头说：“杨先生，你说得对！我们马上去找程潜将军说明情况，要求他收回征用命令。”杨显东和万耀煌一同乘专轮过江。在火轮上，杨显东建议说：“万主席，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你去和程潜主任个别面谈，我们等候你的回音。”上岸后，万耀煌驱小车到武汉行辕公署，找程潜面谈此事，杨显东在分署办公室等候。
约一个小时后，万耀煌驱车来到分署门前，对传达员说：“快请杨署长下来，我在大门口等他。”杨显东急忙下楼来，万耀煌坐在小轿车里，笑着对他说：“程潜主任同意收回命令，不征用你们救济分署的卡车，希望杨先生与美国朋友亲密合作，做好湖北的救济工作。”
“感谢万主席支持我们的工作。”杨显东高兴地说，“我一定遵照万主席指示办事，与美国朋友亲密合作，争取把湖北救济工作做得更好。”
送救济款、物，支援中原解放区
１９３７年，杨显东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离美回国，在周恩来、董必武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献身于抗日救国斗争。
抗战胜利后，杨显东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副署长，代署长，负责主持湖北善后救济工作。杨显东上任不久，即派人到中原解放区与周恩来、董必武联系。恰巧这时，董必武视察中原解放区后到武汉，并亲自到汉口湖北分署办公室与杨显东会晤。董必武对杨显东说：“杨先生，你是我党的忠实朋友。目前中原解放军处境非常艰难，国民党３０万军队包围中原，严厉封锁，粮食紧张，医药缺乏，请你想办法接济！”介绍完中原的情况，董必武就告辞走了。
当晚，杨显东到德明饭店看望董必武，汇报筹粮情况，要求董必武派１００个“自己人”到救济分署工作。董必武说：“我们马上可派一些人来协助你的工作，但不会有这么多，因为人来多了，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并告诉他中原军区马上有人来具体联系。
１９４６年４月９日下午，杨显东来到分署办公室，正和秘书孙慰祖商量筹粮之事，传达员送来一张便条。杨显东接过便条一看，连忙对传达员说：“王震将军来了，快请！”王震带领一名警卫员，大步登上二楼，与杨显东亲切握手寒暄。王震将救济总署的一封公函交给杨显东，杨见了公函，高兴地说：“好，有公函就好办事了。”接着，杨显东又说：国民党怕洋人，尤其是怕美国人。这里设有联合国救济总署汉口分署，负责豫鄂两省的救济工作。我们要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事情就更好办了。汉口分署署长沙克洛夫和我在重庆相识，是我的好朋友。他曾对我说过，他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员，他表示要在中国做几件使他父亲感到高兴的事情。我们去和他谈谈吧。”王震将军表示同意。
杨显东立即拨电话和沙克洛夫用英语对话，沙克洛夫表示欢迎他们来访。杨显东和王震等一行４人，乘吉普车来到汉口德租界安利英银行楼上与沙克洛夫会晤，沙克洛夫表示：根据联合国制定的“三不分”即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政治党派的救济原则，对中原解放区要一视同仁，给予救济，王震对此表示感谢，并邀请他们访问中原解放区，沙克洛夫欣然接受，并对杨说：“请杨先生调动车辆，准备一些救济物资，我们一同去慰问中原难民吧！”
当晚，杨显东到德明饭店看望王震。两人亲切交谈，亲如兄弟一般。王震询问他的家庭情况，杨显东如实相告说：“我出生于湖北沔阳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当过放牛娃……”王震听了惊讶地说：“哦！原来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一条藤子结的苦瓜呀！”当杨显东谈到自己的哥哥杨显青在铁路上当职员时，王震感到更惊讶了：“哎呀，我在粤汉铁路火车上干了几年司炉工，早就认识你的哥哥，你哥哥是个好人啊！”他们越谈越投机了。
次日下午，王震身穿便衣，应邀来到汉口黄陂路２５号杨显东家中，杨显东夫人汤汉清炒了几盘菜，请王震吃便饭。饭后，王震拿出一包碎金首饰，对杨显东说：“请你们想办法兑换一些现金。”汤汉清接过后，立即与邻居银行经理周苍柏夫人商量变卖方法。很快将这包碎金首饰兑换成现金，交给了王震，以解决中原军区司令部之急需。王震笑道：“等全国解放了，我们要很好感谢嫂夫人啊！”从此以后，汤汉清和王震夫人也成为要好的朋友。
４月１２日，杨显东以“行总”湖北分署全权代表的身份，陪同“联总”汉口分署署长沙克洛夫等人，带领满载救济物资的３０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向中原解放区进发，当车队行驶至黄陂县城时，《中央日报》记者围拢来，质问道：“杨先生，你们为什么运送物资支援共军，而不支援中央国军呢？”杨显东回答说：“请记者先生们不要歪曲联合国救济原则，我们是救济中原难民，而不是支援什么军队，更不能支援国军打内战！”对此，记者们无言以对，只好愣着干瞪眼。运输车队到达宣化店后，受到了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许子威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
宣化店是大别山区的一个小镇，四周青山环抱，竹竿河从中流过。河东是宣化店小街，中原军区司令部设在这里；河西有一所中学，早年是“湖北会馆”，这时成为接待“联总”、“行总”以及国民党代表的招待所。由于白天行程艰难，一路辛苦，各方代表和新闻记者吃过晚饭就休息了。
待到夜深人静时，勤务员悄悄地来到杨显东卧室，对他说；“杨先生，我们政委请你去。”杨显东随勤务员过河与中原局书记、军区政委郑位三会晤，在座的还有王震、陈少敏、许子威、杨经曲等。杨显东和他们一一握手，亲密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次日，三方代表进行会谈，杨显东提出了救济中原的方案：一、发放一批救济粮，以工代赈，解决中原难民的生活困难；二、援助大量医药用品，派来一批医务人员，建立一所难民医院，为中原难民治伤治病；三、发放一批农业贷款，扶助春耕生产，使中原尽快恢复生产。这个方案得到三方代表的一致赞同。
第三天上午，中原解放区政府在宣化店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区政府主席许子威致欢迎词，沙克洛夫用英语发表讲话，杨显东当场翻译。沙克洛夫讲话影响很大。国民党当局虽然感到头痛，但因为他是美国人，又是“联总”在武汉的全权代表，也就无可奈何了。
大会后，王震安排杨显东和李先念会晤，李先念身穿灰色土布戎装，和他亲切握手，笑着诙谐地说：“抗战初期，我们豫鄂挺进纵队深入敌后，经济困难，是你派人送来一笔款子，少敏同志亲自交给我，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老蒋又举起了屠刀，首先从中原下手，调集３０万大军包围我们，封锁我们，企图把我们部队全部歼灭掉，在这困难时候，又是你亲自送来一批救济物资，这叫我们怎么感谢你这个大恩人呢！”
杨显东听了李先念的肺腑之言，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连忙自愧地说：“司令员，你这样说我就感到太惭愧了！八年抗战，你们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老蒋要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又把矛头对准你们，你们正在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我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为革命尽绵薄之力，好比沧海一粟，算不了什么呀！”
“支援中原解放区，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李先念对他关心地说，“你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
“请司令员放心，我的工作不仅有国际友人的支持，而且有陈诚的红人周苍柏的支持。”
临别时，李先念和杨显东紧紧握手，仔细地打量着杨显东，笑着问：“你是哪年生的，今年多大年纪，怎么看着这样年轻？”
“司令员给我排八字了！”杨显东笑着回答说，“我是壬寅年的，今年已有４４岁了。“
“哎呀，”李先念惊讶地说，“我认为我的年纪比你大，是你的老大哥，未想到你比我大四五岁，你是我的老大哥啊！”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在一片真诚友好的笑声中，杨显东和李先念告别。
智取千吨面粉，救济中原军民
杨显东从宣化店回武汉后，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他的监视，连他居住的汉口黄陂路２５号楼也进驻了一个便衣特务，严密监视他的社会活动。武汉警备司令部则不断干扰和破坏他们的运输计划。有一次，杨显东派吴显忠押运２０多辆大卡车的面粉，车队行驶至汉口岱家山，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哨所拦卡，不准通行。后经杨显东交涉，疏通关系，始获放行，才将面粉运到了宣化店．
一天晚上，杨显东驱车到德明饭店，又一次与李先念秘密会晤。李先念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冒着最大风险，排除一切干扰，送救济物资到中原去，我代表中原解放区军民衷心地感谢你们呀！”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杨显东心情沉重地说，“国民党特务监视很严，武汉警备司令部又经常刁难，破坏了我们的运输计划，使大批救济物资难以运到宣化店！”
“你的处境我完全了解。”李先念想了想接着说，“现在敌人３０万大军层层包围，严密封锁，我们部队的困难比群众的困难更大，中原局党委特派我来向你求援，希望你想特殊的办法调运粮食去……”
杨显东听着想着，粮食关系着几万人民子弟兵的生命大事，李先念亲自来求援，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沉思了片刻，回答说：“我亲自到上海找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谈判，争取安排一列专车直接运送粮食到中原去……”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运输路线告诉李先念，李先念赞赏说：“妙！这着棋走得妙，不过这是冒风险的一着棋呀！”
“敌人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不冒风险也不行呀！”杨显东说。
“显东兄，你为革命勇于担风险，实在令人敬佩。”李先念鼓励说，“祝你工作顺利，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杨显东告辞后，驱车来到分署，叫秘书给他买飞机票，准备次日飞往上海。可是，他已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
夜深人静，杨显东回家休息时，一个便衣特务闯进他家，并亮出特殊身份证，以威胁的口气说：“杨先生，本人奉命来保护你……”
“保护！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嘿，你怎不明白？”特务问道，“在３月５日的鸡尾酒会上，杨先生对中共代表为什么那样热情？你与周恩来是什么关系？”
“哈哈！”杨显东坦然地笑道，“在那次鸡尾宴会上，美方代表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以及主持酒会的郭忏副主任，都和周恩来握手、碰杯，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那天和周恩来先生握手的、碰杯的，不知有多少知名人士，你怎么不去追查他们之间关系呢？”特务被反问得无话可答。停了片刻，特务才问：“你为什么到德明饭店看董必武？你们是什么关系？”
“董必武是解放区善后救济委员会主任”，杨显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是行总湖北分署的负责人，要救济全省的难民，包括中原难民在内，难道中原难民不是我国同胞吗？我和董先生交谈救济工作情况，这有什么不对呢？”
特务又气势汹汹地问：“你今天为什么去看李先念？为什么送一部电台给他？”
“造谣可耻！”杨显东气愤地说，“谁说我送电台给他们了？纯属造谣！”
“你真的没有送电台给他们吗？”
“没有。”
“请杨先生不要耍赖！”特务讹诈说，“你的小车司机是我们的人，他已向我们报告了。”
“哈哈……”杨显东笑特务愚蠢而又自作聪明，因为小车司机是我党地下党员，而特务这样诈唬反暴露了他们敲诈勒索的企图。
次日清晨，杨显东和周苍柏商量对策，周苍柏说：“这个家伙是来找麻烦敲竹杠的，你们就打发他一下吧。”杨显东对总务主任交待说：“你们想办法开销一下，免得特务像毒蛇一样缠得我不得脱身！”这天，有两个家伙又来到分署门前监视杨显东的活动，总务主任请他们到餐馆吃了一顿，又一人打发了一笔钱，说：“你们在这里辛苦了，给几个钱你们抽烟吧。那两个特务遂睁只眼闭只眼让杨显东乘飞机到上海去了。不然，特务很可能跟踪到上海去，那杨显东就不好办事了。
杨显东抵上海，立即到行政院救济署办公厅，向总署署长蒋廷黻面谈湖北救济工作情况。蒋廷黻见了他，惊讶地说：“杨先生，你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情发个电报就行了。”
“不不，”杨显东说，“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关系到我们能否争得中原民心的大事！你下命令要救济中原难民，说这是行政院长孙科要办的事情。可是我们湖北分署的卡车很少，运输力量很小，近来春雨连绵，公路很不好走，运粮任务难以完成，特来向蒋总署长当面请示汇报。”
“杨先生太客气了，请示我干什么？”蒋廷黻笑着说，“你是留美学者，可和联总代表沙克洛夫商量，尊重他的意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我这次来总署当面请示，也是沙署长的意见。”杨显东不得不亮出这张“王牌”说，“我陪同沙署长到中原去慰问难民，那里的老百姓真苦呀！中原战祸严重，田地荒芜，农业欠收，敌人战火的破坏加之共党政策的影响，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陪同沙署长和其他国际友人，在中原目睹老百姓黄皮刮瘦，连树皮和草根都吃光了，饿死了很多人。其中很多是小孩和老人，真是惨不忍睹呀！国际友人对我说，你要赶快想办法运送粮食来救济中原难民呀！况且国军都已开赴那里，即将光复中原，只有赈济难民，才能争得民心……”
蒋廷黻听他讲得合情合理，有根有据，连连点头说：“是呀，是要救济中原难民！不过，既然杨先生和沙署长在武汉都没有好办法，来请示我有何办法呢？”
“天无绝人之路，”杨显东想了想说，“办法倒是有，不知总署意见如何？”
“有什么好办法？”
“我来上海有位朋友建议，”杨显东若有所思地说，“最好是从上海直接调拨一列专车，走陇海线到徐州，由徐州到郑州，由郑州转平汉线出武胜关……”
“这个办法可以，”蒋廷黻以肯定的语气说，“你要多少粮食呢？”
“请总署先调拨１０００吨面粉……”
蒋廷黻把电铃一按，勤务员马上就来了。他命令说：“快通知储运厅长来。”不一会儿，储运厅长来了。蒋廷黻又以命令的口气说：“杨先生亲自来求援，救济湖北难民，你立即调运１０００吨面粉……”杨显东在上海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
蒋廷黻挽留他在上海休息几天，他婉谢了。立即乘飞机返回武汉。随即派专人到宣化店通知王震。王震立即派吴显忠分署驻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到杨家寨车站接货，并组织人力、车辆成立了突击运粮队，指定娄光琦、余益庵负责运输工作。
这天傍晚，一列满载面粉和其他救济物资的火车，到达了距宣化店约４０华里的京汉线杨家寨车站。这是一个小车站，第一次运来这么多面粉，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部队的注意。为了缩短卸货时间，尽快把１０００吨面粉运到宣化店，使国民党部队发现了也措手不及，吴显忠立即找当地搬运工人卸货。工友们知道是救济中原难民的面粉，都争先恐后的抢着扛，每人一肩都扛两三包。工友们连夜奋战，很快将１０００吨面粉卸下车厢，堆在货棚里。天蒙蒙亮，娄光琦、余益庵带来了化装为老百姓的战士组成的突击运粮队，开始了紧张的战斗。
在从杨家寨到宣化店的大路上，突击运粮队有的肩挑，有的用小车推，有的用马车、牛车拖，秩序井然，转运迅速，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运粮大军。等到国民党部队发现时，这１０００吨面粉已经越过二郎店，全部运到宣化店了。
面粉运到宣化店后，边区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不论军民，谁修路、修桥，搞农田水利建设，就发给谁粮食。这样一来，中原军民的生活困难就解决了。边区老百姓知道部队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困难更大，军队既要支援春耕生产，又要与敌人战斗，遂主动支援子弟兵，让部队备足粮食，巧妙地牵制了３０万国民党部队。
利用特殊关系，营救我军伤病员
１９４６年６月底，中原人民解放军分路突破了国民党３０万部队的重重包围，转战于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和秦岭之间，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使之不能在原定时间里转向我华北、华中和西北解放区进攻。
中原部队突围前夕，吴显忠、李实来到武汉，向湖北分署代署长杨显东汇报宣化店办事处的工作情况，并转告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的意见：宣化店有１００多伤病员，这些同志都是革命的功臣、党的好儿女，部队要突围了，没有办法带他们走，也没有办法安置他们，请杨先生营救他们脱险……
杨显东立即和美国朋友密爱华博士商量，对他说：“密爱华大夫，你是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抗战期间，你一直在华工作，为抗战的伤病员服务。兰田救济医院是你创办的，那些伤病员和你有感情，都说你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非常疼爱他们。现在中原部队已突围转移了，国军占领了解放区，要求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营救这些伤病员脱险。”
密爱华大夫欣然同意，并要立即随吴显忠到宣化店去。杨显东说：“今天太晚了，明天我派专车送你们去吧。”
救济医院所在地兰田湾，是一个偏僻的山村。我军突围两天后，国民党部队才到这里，并派某团—个排进驻医院，对医务人员伤病员进行搜查，发现两支步枪和几枚手榴弹，遂气势汹汹地说：“这是新四军的医院，伤病员都是共军，不准乱动……”随后，该团团长来医院集合医务人员和伤病员“训话”，诬蔑共产党新四军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内战。他还假惺惺地对伤病员表示“慰问”，胁迫基本恢复健康的伤病员到他们部队去当兵。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大家都作好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
正当这时，密爱华和吴显忠以分署特派专员的身份来到兰田医院。他们目睹国民党部队官兵川流不息地到医院，强行索药，胡作非为，虐待伤病员，密爱华发火了：“你们胡作非为，有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密爱华向该团团长递交了一张名片，请他来医院会谈。密爱华向团长严正指出：美国对中国有直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救济物资是联合国援助的，专为救济中国难民，“贵军”为什么拦截救济物资？为什么破坏救济工作？难道这儿的难民不是中国人吗？这所救济医院是我们创办的，你们部队为什么进驻医院干扰？这位团长被质问得丑态百出，顾不得拭他脸上的汗水，结结巴巴地说：“拦截救济物资决非敝团所为……”对其他几个问题，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对部属管教不严”，并保证不会再发生有碍于救济工作的事情。最后，密爱华要求把进驻医院的部队撤走，该团长当场下令撤走了哨兵。
为了尽快掩护伤病员脱险，杨显东又派美国朋友甘乃大女士去营救。甘乃大４０多岁，思想进步，同情中国共产党，人称她“甘大姐”。杨显东对她说：中原解放军已经突围了，有一批伤病员留兰田医院，虽有密爱华大夫在那里照顾，但在那里决非长远之计，请你去和密爱华大夫商量，想办法营救脱险。甘乃大坚决而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她说：“救死扶伤，是我应尽的神圣职责。宣化店这班朋友，从领导到所有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年轻的伤病员，我很疼爱他们，钦佩他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次日，杨显东派吉普车送甘乃大到宣化店，宣化店办事处派人陪同她步行到兰田医院。由于有密爱华、甘乃大的鼎力支持，排除了国民党驻军的干扰，使遣散和转移工作都做得比较顺利。在救济分署拿护照的遣散人员中，有不少同志是领导干部，救济分署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发给他们分署的护照、路费和生活费，使他们在国统区畅通无阻。他们从宣化店出发，经广水乘火车至安阳，换乘汽车、马车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分局所在地邯郸市，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投入了解放战争。
遣散工作结束后，甘乃大、密爱华带领２０多名重伤病员，从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中，连夜转移到武汉，送进分署办的武汉医院就医。国民党武汉行辕公署曾两次下令要分署把这批伤病员交给武汉行辕公署。杨显东和甘乃大、密爱华等一同表示抗议，与其论理，拒不交人，终于将这批重伤病员治愈后，分别转移，全部脱险。
正当中原解放军分路突围，转战于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和秦岭之间时，武汉行辕公署下令湖北分署，紧急征用大卡车３００辆，妄图运兵追击解放军。杨显东接此命令后，心急如焚，又气又恨，但并不敢声张，因为已有几个特务进入分署监视他的活动。杨显东思之再三，急中生智，拿着武汉行辕公署的命令，立即过江到湖北省政府，直接找到省主席万耀煌。
杨显东一进门，万耀煌就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怎么回事？”
“我有急事，特来报告，”杨显东说，“武汉行辕公署程潜主任下命令，要征用我署所有的大卡车，运送部队去追击突围的共军，这是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大事，我不能作主处理，特来请求万主席！”杨显东将命令递给万耀煌，理直气壮地说：“救济分署的车辆都是联合国拨给的，是用于运送救济物资救济难民的，决不能运送部队去打内战。如果强行征用，势必引起国际友人不满。如果联总代表沙克洛夫等人公开表示抗议，那就会引起联合国对政府不满，直接影响湖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工作。请万主席考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万耀煌听了觉得有理，连连点头说：“杨先生，你说得对！我们马上去找程潜将军说明情况，要求他收回征用命令。”杨显东和万耀煌一同乘专轮过江。在火轮上，杨显东建议说：“万主席，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你去和程潜主任个别面谈，我们等候你的回音。”上岸后，万耀煌驱小车到武汉行辕公署，找程潜面谈此事，杨显东在分署办公室等候。
约一个小时后，万耀煌驱车来到分署门前，对传达员说：“快请杨署长下来，我在大门口等他。”杨显东急忙下楼来，万耀煌坐在小轿车里，笑着对他说：“程潜主任同意收回命令，不征用你们救济分署的卡车，希望杨先生与美国朋友亲密合作，做好湖北的救济工作。”
“感谢万主席支持我们的工作。”杨显东高兴地说，“我一定遵照万主席指示办事，与美国朋友亲密合作，争取把湖北救济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