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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骥才于80年代初创作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为当时处于文革阴影里的文学创作注入了一股清流。作品从民俗角度描写生活琐碎片段，描写了当时时代下的眾生生活，透露出当时社会的民俗审美。
关键词：高女人;矮丈夫;裁缝女人;民俗审美
冯骥才在1981年2月写给刘心武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出“下一步踏向何处？”这一问题，他表示“创作应该从注重写‘社会问题’转向注重‘写人生’”[2]。《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便是冯骥才1982年创作的一篇写人生的短篇小说，被称为1982年短篇小说的一件“绝活”。虽是写尽“人生”，但却依然包裹在“社会”之中。如今我们从民俗角度去探讨这部作品时，视野又扩大了，其琐碎日常的民俗纠葛描写使作品中的人生也富含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一 习惯使然
作者选取了两个视觉上极不相配的人物为描写对象。一个是“长得又干、又瘦、又扁，脸盘像没上漆的乒乓球拍儿” [3]“胸脯毫不隆起，腰板细长僵直，臀部瘪下去，活像一块硬挺挺的搓板” [4]的高女人;一个是“像一根短粗的橡皮辊儿，饱满、轴实、发亮”，[5]有“武大郎”称号的矮丈夫。如此没有协调，只有对比的一对夫妻在当时的社会，必然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所嘲讽调笑的对象。“这早就是团结大楼几十户住家所关注的问题了。自从他俩结婚时搬进这座大楼里，楼里的老住户无不抛以好奇莫解的目光。”[6]团结大楼里的人无不嘲讽，而孩子们也恶作剧叫着他们“扁担长，板凳宽”。[7]然而，居民们之所以会对这对夫妻恶言相向，并不是夫妻俩在德行上有不当之处，究其根本，是因为这高女人和矮丈夫的结合与周围“男高女低”的婚姻极不协调。在这些居民眼中，这样“离经叛道”实在有悖于生活中的“习惯”。作品中的一句““别看它不是必须恪守的法定法规，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8]一语中的，这对夫妻在团结大楼里所有不平的遭遇，只是看似极不相称的外表。这里反映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更反映了中国婚姻传统的民俗观念。社会、自然等因素的影响及古代长期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婚姻观念。“男上女下、男高女低”这一现象在现实中已成为固定的则和标准，甚至成为了无法撼动的惯性思维。千百年观念的传承已让这种“男高女低”的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并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在思想自由开放的当今社会，尚且还存在这种惯性的择偶习惯，更何况是思想封建的当时。这一高一矮的夫妻俩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
上世纪，胡适说过一段关于道德和规则的话：“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保守的居民无法接受这一对善良的夫妻，甚至因为两人的收入差距而认为高女人是“见钱眼开”的道德败坏之辈，可终究他们并没有触犯任何法规。这里传统婚姻观念便是“道德”便是“习惯”。放之当下，这种“习惯至上”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而一但有人不遵守这些所谓“习惯”则会被贴上违犯道德的标签。如“公交车上的强制让座”“强制捐款”，这些“习惯”让原本的礼让、奉献变得不再温暖，让道德失掉了本来的人情味，也让道德变成了“习惯”。
二 说人是非
作品中还有一个描写最多，塑造较为典型的人物，那便是裁缝老婆。作品中对她的描写是“精力充沛，走家串户，爱好说长道短的女人，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私事和隐秘。”[9]她是自私、势利、庸俗的小市民的代表，是爱说人是非的“积极分子”，也是高女人和矮丈夫不幸生活的推动者。但从民俗心理的角度考虑，这个人物又有其可悲之处。作为文革时期的底层小市民，她没有受过教育，知识和道德层次都不高。她信奉“男高女低”的传统婚姻观并以此为指导引发了团结大楼里的段段纠葛。她一直在企图寻找这对怪夫妻结合的缘由，当她看到夫妻俩三年没有孩子，便理所当然地凭经验得出”夫妻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否则谁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10]而后来孩子的出生证明这只是她的臆想。随后在得知他们的收入状况后，裁缝女人“恍然大悟”，原来矮男人是“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见钱眼开、命里有福的穷娘儿们”。[11]当夫妻俩受到政治批斗时，她却理直气壮地质问高女人： “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没钱，谁要这么个矮子”[12]。她的提问让读者读之啼笑皆非，却引人深思。作者通过裁缝女人对高女人和矮丈夫婚姻结合的不解为引来塑造人物。她身上有底层小市民爱说人是非的特性，更深层说是源于人们喜欢打听和传播别人的家长里短，取笑别人，盼着对方倒霉等的劣根性。这些劣根性便是长期受到社会不良风俗造成的。因此，从民俗角度看，裁缝女人这类人因受到固化的不良习俗支配而产生的自私荒唐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了。作者从民俗角度入手，通过刻画了一个真实，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也让读者深切体会到封建习俗对人身心的迫害，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作品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高女人和矮丈夫是故事的主要人物。但作者却没有直接描写夫妻俩，而是利用大量对比，侧面表现出他们相濡以沫的感情。如小两口同街道“积极分子”的对比;不开口，只摇头，不摇头，也不点头和口号震天，响撬地板，抓人押人的对比;不开口只动作和既摆弄口舌又有指指戳戳的小动作的对比等。没有豪言壮语，亦没有惊世骇俗的举动，却依然能尽显温情。当裁缝女人问出“你为什么要嫁给他？”时，高女人脸上的诧异、傲岸、嘲讽和倔强，既是对裁缝女人问题的不屑，更多的是对传统世俗观念的傲视。面对当时陈腐顽固的习俗，他们淡然视之，静水流深，以真诚的爱证明了传统世俗观念的荒谬，亦守住了内心的那片赤诚。
作者通过描写人与世俗的冲突去刻画人物的心态，表现了民俗审美下人物内心对世俗的选择与抗争。以人们常见的琐屑日常挖掘世俗人情中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沉重迂腐的世俗观念。从而起到发人深省，教化民众的意义。这才是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小玲，李红慧.民俗负载下的众生相——《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民俗审美[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5）：56-57
[2]夏康达.谈冯骥才的创作[J].文艺研究.1983（2）：106-111
[3][4][5][6][7][8][9][10][11][12]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J].上海文学.1982，（5）
关键词：高女人;矮丈夫;裁缝女人;民俗审美
冯骥才在1981年2月写给刘心武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出“下一步踏向何处？”这一问题，他表示“创作应该从注重写‘社会问题’转向注重‘写人生’”[2]。《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便是冯骥才1982年创作的一篇写人生的短篇小说，被称为1982年短篇小说的一件“绝活”。虽是写尽“人生”，但却依然包裹在“社会”之中。如今我们从民俗角度去探讨这部作品时，视野又扩大了，其琐碎日常的民俗纠葛描写使作品中的人生也富含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一 习惯使然
作者选取了两个视觉上极不相配的人物为描写对象。一个是“长得又干、又瘦、又扁，脸盘像没上漆的乒乓球拍儿” [3]“胸脯毫不隆起，腰板细长僵直，臀部瘪下去，活像一块硬挺挺的搓板” [4]的高女人;一个是“像一根短粗的橡皮辊儿，饱满、轴实、发亮”，[5]有“武大郎”称号的矮丈夫。如此没有协调，只有对比的一对夫妻在当时的社会，必然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所嘲讽调笑的对象。“这早就是团结大楼几十户住家所关注的问题了。自从他俩结婚时搬进这座大楼里，楼里的老住户无不抛以好奇莫解的目光。”[6]团结大楼里的人无不嘲讽，而孩子们也恶作剧叫着他们“扁担长，板凳宽”。[7]然而，居民们之所以会对这对夫妻恶言相向，并不是夫妻俩在德行上有不当之处，究其根本，是因为这高女人和矮丈夫的结合与周围“男高女低”的婚姻极不协调。在这些居民眼中，这样“离经叛道”实在有悖于生活中的“习惯”。作品中的一句““别看它不是必须恪守的法定法规，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8]一语中的，这对夫妻在团结大楼里所有不平的遭遇，只是看似极不相称的外表。这里反映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更反映了中国婚姻传统的民俗观念。社会、自然等因素的影响及古代长期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婚姻观念。“男上女下、男高女低”这一现象在现实中已成为固定的则和标准，甚至成为了无法撼动的惯性思维。千百年观念的传承已让这种“男高女低”的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并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在思想自由开放的当今社会，尚且还存在这种惯性的择偶习惯，更何况是思想封建的当时。这一高一矮的夫妻俩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
上世纪，胡适说过一段关于道德和规则的话：“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保守的居民无法接受这一对善良的夫妻，甚至因为两人的收入差距而认为高女人是“见钱眼开”的道德败坏之辈，可终究他们并没有触犯任何法规。这里传统婚姻观念便是“道德”便是“习惯”。放之当下，这种“习惯至上”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而一但有人不遵守这些所谓“习惯”则会被贴上违犯道德的标签。如“公交车上的强制让座”“强制捐款”，这些“习惯”让原本的礼让、奉献变得不再温暖，让道德失掉了本来的人情味，也让道德变成了“习惯”。
二 说人是非
作品中还有一个描写最多，塑造较为典型的人物，那便是裁缝老婆。作品中对她的描写是“精力充沛，走家串户，爱好说长道短的女人，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私事和隐秘。”[9]她是自私、势利、庸俗的小市民的代表，是爱说人是非的“积极分子”，也是高女人和矮丈夫不幸生活的推动者。但从民俗心理的角度考虑，这个人物又有其可悲之处。作为文革时期的底层小市民，她没有受过教育，知识和道德层次都不高。她信奉“男高女低”的传统婚姻观并以此为指导引发了团结大楼里的段段纠葛。她一直在企图寻找这对怪夫妻结合的缘由，当她看到夫妻俩三年没有孩子，便理所当然地凭经验得出”夫妻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否则谁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10]而后来孩子的出生证明这只是她的臆想。随后在得知他们的收入状况后，裁缝女人“恍然大悟”，原来矮男人是“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见钱眼开、命里有福的穷娘儿们”。[11]当夫妻俩受到政治批斗时，她却理直气壮地质问高女人： “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没钱，谁要这么个矮子”[12]。她的提问让读者读之啼笑皆非，却引人深思。作者通过裁缝女人对高女人和矮丈夫婚姻结合的不解为引来塑造人物。她身上有底层小市民爱说人是非的特性，更深层说是源于人们喜欢打听和传播别人的家长里短，取笑别人，盼着对方倒霉等的劣根性。这些劣根性便是长期受到社会不良风俗造成的。因此，从民俗角度看，裁缝女人这类人因受到固化的不良习俗支配而产生的自私荒唐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了。作者从民俗角度入手，通过刻画了一个真实，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也让读者深切体会到封建习俗对人身心的迫害，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作品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高女人和矮丈夫是故事的主要人物。但作者却没有直接描写夫妻俩，而是利用大量对比，侧面表现出他们相濡以沫的感情。如小两口同街道“积极分子”的对比;不开口，只摇头，不摇头，也不点头和口号震天，响撬地板，抓人押人的对比;不开口只动作和既摆弄口舌又有指指戳戳的小动作的对比等。没有豪言壮语，亦没有惊世骇俗的举动，却依然能尽显温情。当裁缝女人问出“你为什么要嫁给他？”时，高女人脸上的诧异、傲岸、嘲讽和倔强，既是对裁缝女人问题的不屑，更多的是对传统世俗观念的傲视。面对当时陈腐顽固的习俗，他们淡然视之，静水流深，以真诚的爱证明了传统世俗观念的荒谬，亦守住了内心的那片赤诚。
作者通过描写人与世俗的冲突去刻画人物的心态，表现了民俗审美下人物内心对世俗的选择与抗争。以人们常见的琐屑日常挖掘世俗人情中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沉重迂腐的世俗观念。从而起到发人深省，教化民众的意义。这才是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小玲，李红慧.民俗负载下的众生相——《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民俗审美[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5）：56-57
[2]夏康达.谈冯骥才的创作[J].文艺研究.1983（2）：106-111
[3][4][5][6][7][8][9][10][11][12]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J].上海文学.19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