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处理族群与国家关系的模式研究

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uth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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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把诸如语言、文化、宗教等因素整合到统一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国家建设任务。公民权保障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国族一体化、基于族群因素的区域自治,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探索的处理族群多样性与国家一体化建设张力的几种主要模式。少数族群公民权的承认和保护是少数族群对所属国家产生认同、增强国家归属感的基本条件。多元文化政策如果只停留在承认、尊重和保护文化差异性,而没有同步推进文化间、文化和社会交流交融,这种多元文化政策不足以维系国家统一。国族一体化模式,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制度和政策的有效配合,加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相互认同,在巩固国家认同方面是成功的。基于族群因素而实施区域自治的地方,如果国家整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能力弱,往往导致自治地方与本国其他地区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的脱节,容易滋生分离倾向。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群公民给予政策扶持,提高个体实现公民权的能力,努力减小族群边界与社会阶层分界的重叠,打破族群身份固化可能为族群主义势力发展留下组织空间,避免族群身份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的工具,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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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随着绥远交通体系的完善、经济水平的提升、人口的增长与市场规模的扩大,长期被忽视的渔业资源开始得到关注。渔场与渔民数量增加,鱼获商品化加强,渔业市场日趋广阔,渔业技术显著提升使绥远的"水上牧场"史无前例地得到开发。但这一渔业开发进程却受到了绥远部分牧区蒙民的抵制。从表面上看,这仅是因宗教信仰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分歧,是在藏传佛教灵魂转世思想下,信众会认为鱼虾之魂与牲畜相关,鱼类的命运与牲畜甚至牧民自身的命运亦是紧密相连。从社会经济角度看,绥远地区的渔业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二者不仅拥有共同的从业群
蒙元时期的农业发展及农业制度是重要而且复杂的议题。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具体问题描述上。大蒙古国初期,统治区域主要集中在蒙古高原,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较少,农业发展不占主要地位,农业制度几乎无从谈起。窝阔台汗时期,随着战争向南推进,适宜农业发展的区域扩大,即便依然以游牧业为主,但在适宜地区逐渐发展农业,并制定了丙申税制。蒙哥汗时期,统治区域扩展到中原地区,统治者及时地调整统治政策,逐渐形成民田和官田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为了配合战争的需要,统治者扩大官田中屯田范围,并发展农业,增加收取赋税的区域。忽必烈
蒙古兴起于朔漠草原,牧放畋猎是其主要的生活方式,本无须考虑马匹饲养的问题。但随着忽必烈时期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农耕区的燕京(中统五年改称中都,至元九年改称大都)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后成为两都之一。在两都巡幸制度下,每年冬季大量宿卫马匹跟随皇帝到达大都,其饲养就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初期,小部分马匹集中于大都饲养,大部分马匹被分散到大都周边州县散养。这些宿卫或冒支官粮,或骚扰百姓,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元成宗时(1295-1307)曾在短时期内采取团槽法饲养,但元英宗时期(1320-1323)被废止。后张珪
福贡傈僳语作为一种以动词结尾(SOV/APV)、分析型为主的语言,其虚词或语法标记较为复杂,有表示动词及其论元关系的施受标记,但都不是强制性的,它们会受语义、句法及语用的制约。在福贡傈僳语的基本结构中,可根据动词的及物性与不及物性,将基本结构分为及物动词结构和不及物动词结构两类。文章基于其基本结构的基础之上对施受标记在施受关系以及受施关系中的出现规律做了分析,发现在生命度差异、句法结构、话题化以及论元省略等因素的制约下,施事标记-ne33和受事标记-tε33会有规律地出现在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之后,在句中起
尚书省令史是金朝处理文书事务的吏员,分女真、汉、契丹三种族别。从省令史担任者的前职分布来看,基本上是低级地方官,以县令为主。女真令史主要出身于女真字学生和吏员,熙宗时期正式确立汉人令史的来源为进士出身者,正隆时期汉人令史全部取自吏员,契丹令史主要出身于吏员。金朝中期,女真令史的出身是女真进士、吏员及宰执宗室子弟,汉人令史的出身是进士和宰执子弟。金朝末期,出现重吏抑士之风,汉人令史中吏员出身者的比例再度上升。根本原因在于动荡时局导致的"急于事功"之追求,亦与科举弊端形塑下士人往往不堪事任的现实有关。金朝
东乡语是东乡族的母语。尽管在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境内,目前有86%的东乡族人使用东乡语,但整个临夏地区约有68%的东乡族能熟练使用汉语,其中以国家通用语为主的义务教育对东乡语的影响越来越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东乡族自治县为地理界定的东乡社会在现代教育、交通、广电网络、社会组织结构和人口迁移、流动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东乡语在家庭、社会和学校三个使用层面与汉语逐渐形成共存并用、各有侧重的格局,如,家庭层面以东乡语为主、汉语为辅;社会层面东乡语与汉语共存并用;学校层面以汉语为主、东乡语为辅。在汉语的不
民间文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资源和途径,但面临着传承与传播的困境。从纵向发展角度看,年轻人的城市化流动伴随着乡村社区的老龄化,使民间文学的代际传承呈现阻滞倾向;从横向传播角度看,生活方式的私密空间化,使传统民间叙事讲述活动的公共空间日渐萎缩;从认知结构看,部分民间叙事的知识基础改变,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乡村振兴战略为民间文学传承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与契机,其当下传承与传播策略包括:变自发传承为主动传播,脱离"被保护"状态,积极融入市场经济,实现民间文学产业化;将无形的民俗文化与有形传播空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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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官驻军是清政府加强对藏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驻藏大臣作为清政府派往西藏的最高行政官员,巡边是其履行治藏职责的重要方面。驻藏大臣巡边制度始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抗击廓尔喀第一次入侵西藏战争后,至五十九年抗击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战争后,形成定制。关于驻藏大臣巡边制度的具体内容,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内容不外乎两点,即一督察驻军操演,二勘察界标。驻藏大臣巡边制度演变遵从的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便于驻藏大臣履行巡边职责,二是不"扰害百姓"。从乾隆直至嘉庆年间,驻藏大臣巡边制度都得到了较好执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