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前驻日公使汪荣宝于北平“赍恨以终”。汪氏五十六年的人生中，举凡学术、诗赋、政事、行谊，可述者极多。所著《法言义疏》流传甚广，而有关音韵学的论文也颇著时誉。诗集名曰《思玄堂诗》，夙宗义山，兼采宋人，“隐约、清超，殆兼有之”。早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汪荣宝即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因“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而以“四金刚”闻名。一九一四年以后，历任驻比利时、瑞士、日本公使，尤以驻日时间最长，故与民国外交事务关系匪浅。当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汪凤瀛、汪荣宝父子双双谏诤，声动京华，有足多者。更可喜的是，汪荣宝留下了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日记。
　　《汪荣宝日记》稿本三册，起自宣统元年正月初一（一九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止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三十（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内中唯一九一零年十二月三日至七日五天漏记，其余连续。汪荣宝此期供职民政部，同时身兼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资政院等重要机构的要差，深得各机构王大臣信任，既参预宪政编查馆和民政部要政，又起草、修改各项法律，草拟多种奏稿，筹备资政院开院，参与资政院议政，是清末立宪运动中的核心一员。加以汪荣宝记述详细，因而日记保留了宣统朝的大量重要材料，其中外人不得其详的秘辛甚多。同时，日记对于时局及许多重大事件，如光绪皇帝梓宫奉安的过程，汪精卫谋炸摄政王案的来龙去脉，辛亥鼎革前后的时局变迁等，亦均有详赡之记载。此外，汪荣宝门第清华，才识过人，既得拔贡功名，又曾留日卒业，交游几遍天下。日记所记社交人物，显要者如善耆、溥伦、毓朗、载泽、张之洞、袁世凯、陆润庠、吴郁生、林绍年、徐世昌、李家驹、赵秉钧、劳乃宣、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金邦平、杨度等自是极多，即今日名不甚显而当日实为名流者，亦复颇夥。因之，该日记为研究清末民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宝贵史料。
　　在整理《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二零一三年八月版）的过程中，我发现影印本对稿本有多处漏影的情况，其中一处多达35字。更有意思的是，辛亥鼎革之际的日记有多处被作者整行涂黑，从影印本上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然而，从稿本上透过强光仔细辨识，尚可还原至少八处颇为紧要的内容。有鉴于此，下面拟将稿本中新发现的信息与影印本中原有的内容贯穿起来，再结合其他材料，略抒浅见。
　　辛亥年十二月，一封表白袁世凯心理的函件陆续登载于《申报》、《国民公报》等南北大报，一时广为流传，于时人对袁世凯的观感及南北议和颇有影响。令人惊奇的是，结合《汪荣宝日记》，可以断定，此函竟是汪荣宝致其父亲的家信。
　　《汪荣宝日记》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有云：“上父大人书一件。”十二月十四日（二月一日）记道：“饭后，到自治局访颂平，阅《国民公报》，载有一则题为表白项城心理之函件，据称苏军政府近日检查邮件，发见一极有关系之信，乃系京中某要人致同乡某君者，录之如左云云。审之，乃系上月二十六日余上父大人书，不知何以登入报端也。”次日又记道：“得本月八日六弟书，知上月二十六日余上父大人书，果受苏军政厅检阅。此种侵害民权之举动，究竟依据何种法律，殊为骇异。”其实，该函已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刊于《申报》，题为《北京某要津之秘密信》，原文如下：
　　近日苏军政府检查邮件，发现北京某要津寄友人信札一通，其窥测袁世凯之心理及论疏通北军各节，颇为有见。兹摘录如下，吾新政府当道诸公（聿）[幸]留意也。
　　（前略）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某微窥其意，盖始终不愿以兵力从事。当官兵占领汉阳后，前敌将士亟欲直攻武昌，项城连电止战，始开和局。张少轩守南京时，屡次告急求援，京外各处纷纷电请援应，项城一再迁延，乃豫备援师，临行忽命改南而北，卒开往张家口。其用心究竟何在虽难洞悉，要其不愿兵连祸结、取怨民人之意，自可昭然共喻。南军似不能深知此意，徒以□□□□□□□□□□□（原报如此，下同）不留余地，以致北方军队咸动公愤，联络反对，危机遍地，此不得不谓为民军之失策也。……当此进退维谷之时，而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等督抚又连电反对共和，措辞甚厉。似此情形，实觉无从收拾。若一旦阁令不行，各处军队自由行动，则南北糜烂之局成，列国瓜分之祸至矣。此中消息，未识南中新政府亦有所闻否。如果真心主张共和，为国利民福起见，似宜迅速疏通北军，以平其气；□□□□，以安北人之心；发表优待皇室条件，以释亲贵之疑；实行□□□□□，以示尊重人道之意。如此则共和可望，国家可全。（后略）
　　这通私信写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时汪荣宝频繁活动于京、津之间，与袁世凯也颇有接触。信中对袁世凯及南北时局的即时分析，虽未必尽合实情，但所谓“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则正如《申报》编辑按所云：“颇为有见。”汪荣宝或许有意请其父亲将信中内容，通过私下渠道转达给南中新政府，但绝未想到私函竟会受江苏军政府检阅而腾诸报纸。不过，此信一旦公之于众，影响便不受本人控制。
　　首先，郑孝胥等主张君主立宪之人，此前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可是，当郑孝胥看到该信之后，他立即判断“此函似系实状”，顿时甚为失望，直言“吾以君子之心度项城，若果若此，真尔朱兆之类，吾言不幸中矣”。尔朱兆是北魏尔朱荣之侄，手握重兵，曾弑杀北魏孝庄帝，遥控朝政。其次，袁世凯虽然主和，但南方舆论诋袁不遗余力。尤其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撤回唐绍仪之后，战端重启的消息甚嚣尘上，于是责备袁世凯的声音纷至沓来。然而，汪荣宝这封密信意外地公开之后，袁世凯不坚持君主政体、不愿兵连祸结的“苦心”为众所知。几天之后，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要求共和的联衔电奏便呼啸而出了。必须强调的是，鼎革之际时局极为变幻莫测，南北议和过程甚是纷繁复杂，对任何个别情况所发挥影响的评估，都应当非常审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汪荣宝这封“被公开”的家信，在解释袁世凯“苦衷”、讽劝南方新政府、沟通南北意见方面，的确小有作用。 　　汪荣宝在家书中虽然这样窥测袁世凯心理，但面对如此波谲云诡的时局，事实上，他对袁世凯究否已经决定选择共和、南北是否可以平和了结，内心并无十足把握。一月八日，岑春煊自上海致电袁世凯，呼吁共和，并责以“撤回唐使，重启战端”。一月十六日，当汪荣宝在报纸上看到岑电中“谁尸其咎，惟公一人”的责备时，他评论道：“可谓切至矣。”但有意思的是，这五个字后来被他涂去了。在我看来，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对袁世凯的意图还不够十分确定，同时显示出他对南北双方迅速以共和政体和平了结的强烈企盼。
　　他的这一强烈企盼，集中体现在日记稿本中涂抹的文字上。一月四日，当听说滦州军队宣布独立，要求共和，被官军击败，汪荣宝评论道：“殊可惜也。”（此四字涂黑）一月二十二日，当听说逊国问题，因种种阻碍，尚不能很快解决时，他感慨道：“夜长梦多，未知又将生出何种枝节也。”（此句涂黑）
　　有多种记载表明，清廷御前会议时，蒙古王公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结合稿本涂抹的文字，我们可以确定，汪荣宝曾力劝蒙古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选择共和。一月二十一日，听说御前会议上蒙古王公反对共和，仍争君主立宪，汪荣宝即写一信询问并劝说贡桑诺尔布。二十四日，汪荣宝收到贡王的回信，略言“外间传闻多不确实，辩论则有，并非反对”。汪荣宝当即覆一信，“力陈共和及反对之利害”（此句涂黑），嘱咐贡王与那彦图、博迪苏等蒙古王公一讨论之。
　　武昌起义爆发后，汪荣宝与善耆、溥伦的联系明显减少。而在此之际，溥伦、善耆的表现却截然相反。溥伦文弱，唯有叹息，附和逊位。而善耆反对逊位，但力量不足，遂出走大连，欲借日本势力进行活动。汪荣宝闻讯，在日记中批评善耆“何其所见之谬耳”。但善耆于他有知遇之恩，因此汪荣宝并未点名，而讳称“某邸”，至于斥责善耆的重话—“何其所见之谬耳”—随后也被他涂黑了。
　　汪荣宝之所以倾向于清室逊位，而以共和政体和平统一南北，原因比较复杂。首先，这源于他几年来对亲贵执政多所失望。其次，与他交往密切的友人多主共和，而他在日本时就和革命党人多有联系，他的胞弟汪东即是革命党人。又次，袁世凯入京后，很快冯国璋率兵攻破汉阳，汪荣宝面见袁世凯，袁极言外交危机，现在总以赶速平和了结为要，汪认为此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汪荣宝的同乡密友张一麐、费仲深（二人均为袁世凯的幕僚）亦频繁来信来电，嘱其转达袁世凯，传达南北两军各有和意，和谈结果应绝对服从，请预储实力，以免反汗的意思，因此，汪荣宝对和局非常期待，希望清室迅速逊位，由袁世凯立即组织强有力的新政府，以统一南北，避免瓜分之祸。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汪荣宝从朱启钤处得悉逊位问题仍无着落，而南北双方亦并无继续停战明文，他不禁感慨道：“若有迁延之役，今日中国之革命可谓迁延矣。”（此句后来涂黑）
　　鼎革之际多怪事，非可以常态律之。汪荣宝主张立宪，参与修律，希望实现宪政，国家从而富强，民权得以保护。可是，当他的私人信件被江苏军政府搜检而腾诸报纸时，他的反应是：“此种侵害民权之举动，究竟依据何种法律，殊为骇异。”他此时尚以法治思考问题，殊不知“革命”之中并不要法律。然而，私信“被公开”，却产生了意外的影响。他企盼清帝逊位，对共和充满期待。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六，他走在天津的大街上，“一路见五色旗飘扬空际，气象一新”。可是，他不会想到，不到两周，北京就发生了兵变，连他的家也被抢一空，气得他顿足大骂：“像这样还像政府吗？”（此语出自《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汪荣宝日记》，韩策、崔学森整理，王晓秋校订，中华书局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