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
　　该书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又有了不一样的表述，不管这个表述有多少能被大众接受，都应该为作者的探索精神感到高兴。
　　
　　对于辛亥革命，100年来前辈学人乃至辛亥亲历者都有许多叙述和研究，大致上说这场革命的表达模式受制于传统中国成王败寇价值理念，差不多都是在一种革命史观影响下揭示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张扬革命者的不懈努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其他参与各方，大多以为贡献不大。只是到了最近若干年，方才比较重视立宪党人的贡献。而对于袁世凯和清政府，几乎所有研究者、记述者都持否定立场。
　　10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实际上与清朝远隔着一个断代，我们应该有气量重新评估这场大革命的意义。现在得读马勇先生新著《1911年中国大革命》，令人耳目一新，不管这个表述有多少能被大众接受，都应该为作者的探索精神感到高兴。
　　马勇先生在《1911年中国大革命》中强调，前贤和时贤的研究和表达是正确的，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在演出，革命党人从最初的武装暴力开始，直至1911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他们确实一直用一种不妥协的精神与清政府进行斗争。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特别是当清政府阵前换将，启用先前被一度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南北对峙立马由满汉冲突转变成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来倡导的民族革命由此似乎失去合法性和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在武昌南北对决的军事主力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南方的为湖北新军，北方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也被称为中央军。这两支军队都是清廷在过去十几年培养出来的新式军队，都是大清王朝政治稳定的坚强柱石，谁也想不到南方新军主力湖北新军会首举义旗突然发难，启动了大清王朝的毁灭程序。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作为清廷嫡系的中央军，北洋六镇会阵前倒戈，向北威逼朝廷接受共和，光荣退出；向南强硬要求革命党人尊重历史，无论如何不能让清廷丧失颜面和尊严。他们认为，清朝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历史主义地对待一个王朝的退出，不仅是对一个王朝的尊重，而且必将彰显中国人的素养和智慧。
　　于是，历史按照一种全新的模式演绎着发展着，法国大革命的下半场那种暴力和残暴，终于没有在中国上演，中国人以特有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达成共和，清帝退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理想实现；立宪党人的君宪主义变成了共和立宪，也算实现了。清廷200年来所期待的万世一系皇位永固也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多方共赢，一场泾渭分明的大革命竟然以谁也没有提前想到的方式结束。这是马勇先生为我们重构的辛亥记忆，应该承认这个叙事模式或许还不太圆融，或许还可修正和补充，但毕竟是一种新的表达，其基本框架还是令人深思的。
　　根据马勇先生在这部书中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南北和谈中，公平地说，革命党人损失最大，这也就是过去的话语体系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在辛亥前十几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一起流血牺牲，不妥协不放弃不气馁，始终如一坚持暴力推翻清廷，重建汉族人的国家。但到了南北和谈，革命党人从全国大局和人民福祉出发，对清廷对立宪党人对南北新军等各方面势力都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将“鞑虏”即满洲贵族“驱逐”出中国，不再坚持完全意义的民主共和，而是作了适当妥协，求同存异，与立宪党人、新军领袖乃至袁世凯进行了充分合作。表面上看，革命党人的退让损失巨大，使革命的纯洁性打了折扣，但从国家社稷立场说，这个让步从今天的眼光看意义深远，值得敬佩。试想，假如革命党人不让步，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那么一场恶战必将爆发，不要说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即便是革命党人经过一场或持续数年的艰苦奋战，那么受伤害被影响的肯定还是广大劳苦大众。革命党人适时适度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场浩劫，是人民之福，也是革命党人受到人民拥戴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使革命党人赢得了国际尊重，为其后来的政治活动革命斗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判断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