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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结合相关媒介理论，选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典型案例，分析了疫情中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介类型和信息来源有哪些，不同媒介及信源的接触如何影响着公众的媒介信任和社会信任，媒介传播又如何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防护行为和国家宏观层面的疫情防控举措。研究发现：专业新闻媒体、公众社交媒体、聚合媒体、医学媒体和政务媒体是公众在疫情中接触的主要媒介类型;主流新闻媒体在疫情中彰显了卓越的专业素质，在独立真实、报道及时、贴近民生、社会关怀等方面表现优秀;聚合媒体、医学媒体等也充分彰显了及时纠错、贴近民生、关怀社会、无私独立等可信度特质，增强了社会信任;社交媒体上假消息泛滥、数据不严谨、以及新闻媒体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善等负面传播问题，影响了公众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医学媒体在疫情中极大推动着社会公众的健康防护行为，新闻媒体对疫情期间的议程设置、舆论引导和国家宏观层面的防控布局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来源;媒介使用;媒介信任;健康防护;疫情防控
中图分类号：D035.29;R-058;R1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20021
Abstract Based on classic media theories and typical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media type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in COVID-19 infections， and the impacts on media trust and social trust，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n public health prevention and national epidemic control. It found that news media， social media， aggregated media， medical media， and government media were the five main media types in this pandemic. News media performed well on professionalism， timeliness， closeness to public， and social concern. Aggregated media and medical media also deserved public trust on error recovery， closeness to public， unselfishness， etc. The fake news on social media， inconsistent data，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ag impaired public trust on media. Medical media promoted the health preventive behavior of the public. News media greatly influenced the agenda setting，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epidemic control in the COVID-19.
Key words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formation source; media use; media trust; health prevention; epidemic control
随着媒介技术的变革和传播模式的创新，在SA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疫情、新冠肺炎（COVID-19）等重大疫情事件中，媒体传播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凸显，产生的各种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效应值得学界关注。在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不仅主流媒体充分发挥了畅通信息、增强信心、稳定人心的专业职责和权威导向作用，社交媒体、医学媒体等传播渠道也起到了连接社会关系、沟通防疫资讯、协助疫情生活、增加公众信任、促进健康管理等关键作用，使得抗疫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与SARS疫情时以大众媒介为主的单向传播方式相比，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移动智能端与社交媒体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与改变着社会传播的格局。媒介渠道的多样化、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传受之间的交互化等传播特点，也变革着公众对媒介的使用、评估及信任方式，而这种不同的传播模式和媒介信任，也影响着公众个体的健康素养与防护行为，以及宏观层面国家的防控决策。
在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媒介信息和新闻传播的研究领域中，已有不少学者谈及信息公开与辟谣、舆情治理、应急宣传、应急情报监测等议题。本文选择一个较少被考察的视角切入，拟结合相关媒介理论和疫情案例，研究疫情中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介类型和信息来源，这种媒介及信源接触如何影响公众的媒介信任和社会信任，又如何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防护行为和国家宏观层面的疫情防控决策。
1 媒介接觸与信息来源
1.1 媒介渠道、信息来源与传播效果
通常说来，在新闻传播学中，媒介这个概念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对应着不同的测量维度：其一是指作为信息载体的传播渠道（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其二是指作为信息发布者的媒介机构（如某电视台、某报社、某网站、某媒体机构的APP等）;其三是指媒介内容本身（如媒介上发布的新闻报道、广告、影片、综艺节目等）。总体而言，在具体的传播情境中，媒介更多是指专业的信息发布机构，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已经不再是专业主流媒介机构的专利，每一个普通公众都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变为信息的传播者，医疗卫生机构和政务机构等部门也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和传播相关领域信息。在此背景下，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他们日常接触的信息来源，就从原先的主流媒介机构，扩大到了个体传播者（如微信好友、抖音网红）和其它社會机构等。不同的信息来源，也对应着不同的信息发布内容，这样即便在同一背景下，不同公众获得的信息也大相径庭。
媒介效果研究表明，接触不同的媒介和信息来源，将导致受众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判断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进而可能导致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决策。如有学者借助眼动追踪技术，考察了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在互联网上如何关注信息来源和信息内容，结果发现，不管浏览哪种类型的信息，中国公众都会优先关注信息来源，再浏览信息内容，并根据信息来源的身份进行可信度判断。换言之，在信息传播中，对于中国公众的信任判断和行为决策而言，“谁说的”比“说什么”更重要。因此，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十分有必要考察和厘清社会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介渠道和信息来源，进而才能分析不同的媒介接触对他们的信任感和后续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1.2 疫情传播的主要媒介、信源与内容
本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体渠道和传播信息进行了梳理，并结合新闻传播学理论和疫情相关的传播案例，做出了归纳（见表1）。
由上表可见，专业新闻媒体在本次新冠疫情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领衔与担纲作用，重要的疫情新闻发布、抗疫事迹、政府防控举措等核心信息，均由主流新闻媒体承担了发布职责。此外，以个体传播者参与为主的微博、微信、抖音等公众社交媒体，也以个体互动形式和公共性的精神，积极进行了社会参与和信息传播。聚合媒体、医学媒体、政务媒体也在疫情中以不同视角、不同专长进行了信息播报，起到了畅通信息、增强防控的作用。
1.3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媒介传播表现
结合表中内容和学界的部分调研报告，不难发现，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各地党报都市报、一财、澎湃、三联等专业媒介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流新闻媒体的表现可圈可点。
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自抗击疫情的阻击战打响以来，总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全天候持续播报疫情动态。《新闻1+1》栏目统筹安排并特别策划，自1月20日起持续报道新冠肺炎疫情。1月20日，该栏目直播连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介绍疫情的基本情况，在疫情信息传播中起到了“定调”的作用。1月26日起，央视新闻频道推出《战疫情特别报道》，节目以抗疫为主题，持续聚焦全国抗疫动态，及时公布疫情最新数据，让老百姓心中有数。自1月29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10点至11点、15点至16点30分对央视节目进行同步直播[1]。
三联、一财、澎湃等专业市场媒体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中也表现优秀，如第一财经的疫情地区可视化呈现、三联生活周刊的“武汉现场”和“武汉会战”等疫区专题，以及中国新闻周刊、澎湃、财经关于疫情的深度报道等，都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和现场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报道都坚持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如对武汉前期信息公开制度滞后的批评、对信息发布问题的反思、对武汉红十字会不作为的揭露等，从而引领媒体更好地从事疫情报道、合力抗疫，彰显出了卓越的专业媒体素质。
社交媒体、医学媒体等也有不错表现，如丁香医生和微医关于疫情进展的可视化数据呈现、发布疫情期间的个人及公共卫生防护知识、相关科普知识传播等。作为社交媒体代表的腾讯公司，疫情期间推出了腾讯较真平台，专门针对疫情期间的假新闻和谣言进行辟谣，极大起到了传播知识、稳定人心、科普启智的作用。
2 媒介使用与媒介信任、社会信任
2.1 媒介信任与社会信任
媒介可信度问题一直是新闻传播学科乃至相关社会学科的核心研究议题。已有文献集中于探讨媒介可信度或媒介信任的概念内涵和测量指标、影响媒介信任的相关因素、对比不同媒介的可信度等方面。那么，媒介信任究竟是什么？应从哪些指标予以测量？人们使用不同的媒介会对信任造成怎样的影响？媒介信任和社会信任有何关联？
从学者的已有研究来看，媒介信任主要是指媒介机构、媒介渠道和媒介内容被公众所信赖的程度，它包含多个维度的测量指标（见表2），是公众的主观评价。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情境中，媒介信任主要测量报道内容的公平、无偏见、完整、准确、可信度等方面。而在中国，该概念的测量还包括媒介机构的独立无私、专业素质、权威身份等，在新闻报道上，可信度除了西方学者考察的公平、中立、准确、完整、可信外，还包括了时新性、贴近性等测量指标。换言之，中国公众在评价媒介机构和媒介内容是否可信时，比较注重该媒体是否有独立无私和关怀社会的报道立场、专业能力如何、是否有官方权威的身份，以及新闻报道和信息披露是否做到了及时公开、贴近民生等。
媒介信任往往与公众使用该媒介的时长、频率、类型、渠道、内容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同的媒介信源接触，会导致不同的媒介信任。已有研究发现，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公众更相信有着权威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而对社交媒体的信任程度则相对较低，尽管人们使用得更多。
由于媒介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媒介使用和媒介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公众的社会信任密切相关。许多学者都认为媒体的使用会对社会信任的形成造成影响，并且取决于人们使用的媒介内容和媒介类型。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成本不低，修复过程也更为复杂与艰难。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其较强的社会性与极高的不确定性，这种紧急危害事件对公共价值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十分突出，危机事件中的信任损伤行为所释放的消极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甚至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10]。因此，十分有必要考察人们在疫情中的媒介使用对媒介信任所造成的影响，进而去探究媒介接触如何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信任，又如何通过媒介去修复和巩固公众的社会信任。 2.2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媒介使用与信任
结合本文媒介信任的学界研究，在本次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关于媒介使用和社会信任的问题，有三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
（1）公众接触的新闻媒体机构在信息内容的专业性、贴近性、及时性以及媒介的独立性、社会关怀等方面表現突出，从而带动了公众对媒介、政府、国家和社会的高度信任。在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作为连接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在第一时间及时公开权威信息，以出色的专业素养不断更新最贴近公众生活的新闻内容。1月26日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直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央广中国之声同步转播。每天通过直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来公开和透明传播最新相关资讯，充分尊重和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主流新闻媒体因其出色的专业表现和权威身份，赢得了公众对其高度的信任，也实现了舆论引导的传播效果，在疫情期间打造了良好的社会信任氛围。
（2）公众使用的社交媒体、聚合媒体、医学媒体等也充分彰显了及时纠错、贴近民生、关怀社会、无私独立等特质，通过不同渠道传播正能量、增强社会信任。如腾讯新创的较真查证平台，通过引入专业医卫部门、政务部门的认证，不断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各种传播信息进行及时辟谣，在公众限入难辨真假迷茫中的时候，以专业论证打破了关于双黄连能治疗病毒、瑞德西韦神药等伪科学、反科学的谣言，给社会信任增添了重要砝码。此外，官方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表现也大快人心。1月31日19点，央视《新闻联播》进驻“快手，开始常态化直播。首次直播33分钟内，累计观看数近2000万人次。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起“疫情联防联控实时播报”话题，单日阅读量最高达6.08亿次，“共同战疫”话单日阅读量最高近8.7亿次，激发了高度的媒介信任和社会信任。
（3）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体现的负面传播问题也值得关注，包括假消息泛滥、数据不严谨、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善等，但媒体的后续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公众的社会信任。世卫组织数据内容管理者安德鲁·派特森指出：“关于病毒的虚假消息传播速度比病毒快，虚假信息已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对人类的影响比病毒自身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疫情中的各种科普谣言和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也凸显出我国媒体在应急传播中尚存的困难和不足。此外，包括疫情数据不统一、湖北媒体前期的信息公开不及时、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关于多种声音的舆情应对等事件，也反映了媒体传播的短板，也影响了公众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而这种信任的修复，取决于各类媒体后续的纠错能力和未来的改进表现。
3 媒介与公众健康行为、国家疫情防控
3.1 媒介使用与公众健康防护
已有的危机与应急风险传播、健康与医学传播等相关理论和研究表明，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使用和公众健康行为之间有着紧密关联。比如，有学者发现，疫情相关的报道能够影响个体对传染风险的感知、提升个体的医学知识和健康素养、采取积极的健康防护行为[11];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公众的公共卫生防护行为（如洗手、戴口罩、隔离保健）有积极作用，客观、准确、及时的新闻报道能够降低风险感知，社交媒体则为公众在疫情爆发期间提供了新的信息来源和表达平台，促进了人们对医学知识的获取、积极干预了公众的健康防护行为，并有助于改善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生活方式。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包括丁香医生、微医、达医晓护等在内的医学新媒体充分发挥了医学科普、沟通医患、宣传居家及公共卫生防护知识等功能，有效提升了公众的医学健康素养，促进人们在疫情中采取科学的防护措施。如在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初，率先在国内推出在线义诊服务并挺进武汉的微医（WeDoctor），火速上线了“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在起初的50多天里，累计为公众提供医疗咨询服务166万人次，相当于一家大型三甲医院81天的问诊量，成为国内抗疫网络战场的主力军。达医晓护作为中国科协和国家卫健委发文授权的“科普中国”“健康中国”全媒体医学科普平台，在疫情期间充分传播了各种病毒科普知识、患者医疗及就诊规范、公众居家防护措施和各类保健运动等信息。这些医学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极大推动了社会公众的健康防护行为，有助于抗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而言，社交媒体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通过在线人际传播的方式，促进公众对疫情保持警惕，主动加强自我隔离与防护，进而客观上降低感染率;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各类信息鱼龙混杂，虚假消息满天飞，从“双黄连可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病毒”到“瑞德西韦是新冠肺炎特效药”，从“病毒试剂盒可在家自测”到“吃大蒜、熏醋就能抵抗新冠肺炎病毒”等谣言，误导了公众的健康管理决策和个人防护行为，也增加了集体恐慌情绪。如果在使用社交媒体之外，公众能更广泛地使用其它信息来源，如丁香医生、微医等医学媒体和WHO、CDC、卫健委等官方政务媒体，就能更好地辨识健康谣言，提高媒介素养和医学素养，从而在疫情期间更科学地进行自我防护[12]。
3.2 媒介传播与国家疫情防控
媒体传播除了对公众个体的健康防护行为发挥效用，在宏观层面，也能对国家的整体疫情防控造成重要影响。按照新闻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理论的观点，新闻媒体在重大事件的信息传播中，会设置相应的传播议程和传播内容，采用合适的应急宣传策略，并进行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在此基础上，新闻媒体的传播不仅会对公众认知、思维方式和讨论议题产生显著影响，而且，也进一步影响着国家对舆情的宏观把握和行政决策。
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社会公众对整个事件进展的获知都依赖于各种媒介、尤其新闻媒体。专业新闻媒体此时所传递的信息资讯和披露的各种数据，会影响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引导着公众與论的走向。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个体可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声，形塑民意的力量，而疫情危机则通过社交媒体得到曝光、发酵、再扩散，对国家的整体防控布局形成影响。 自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指出“人传人”和“医护人员被感染”的事实后，所有媒体争相报道，霎时间举国上下皆知、全民戒备，这对国家考虑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国家疫情防控部署的宏观层面发挥了关键效力。随后1月23日的武汉封城、举国之力援鄂医疗、全民居家隔离，无不体现着新闻媒体整体议程设置框架下的传播效果。
此外，媒体传播的每日疫情披露数据，也与舆论议题热度以及国家的防控举措息息相关。媒体对疫情相关数据的披露，不仅仅可供民众知晓，安定人心，更重要的是动员一切可调动的国力资源，对疫情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决策，从而为国家层面的防控举措提供参考。可以发现，自从媒体开始对新冠疫情聚焦报道后，信息披露就越来越科学与合理，能够精确地揭示出疫情蔓延和控制的态势，从此国家的疫情防控效果就开始初显，确诊率、治愈率等数据和趋势线日益鼓舞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媒体介入对稳定人心和国家防控决策的影响和力量。
4 结语
对于公众个体而言，在重大疫情这种关键时刻，接触怎样的媒介和信息来源至关重要，这极大影响着后续的媒介信任和信息处理方式，进而影响着公众的关键决策和健康防护行为，甚至攸关性命。在国家层面，媒体传播也直接影响着社情民意和舆论引导，进而影响着高层的宏观判断、行政决策和整体防控布局。
本文试图结合相关媒介理论，分析了疫情中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介类型和信息来源，不同媒介及信源的接触如何影响着公众的媒介信任和社会信任，媒介传播又如何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防护行为和国家宏观层面的疫情防控举措。研究发现，专业新闻媒体、公众社交媒体、聚合媒体、医学媒体和政务媒体是公众在疫情中接触的主要媒介类型。主流新闻媒体在疫情中彰显了卓越的专业素质，在媒介可信度的核心指标如独立真实、报道及时、贴近民生、社会关怀等方面表现优秀;聚合媒体、医学媒体等也充分彰显了及时纠错、贴近民生、关怀社会、无私独立等可信度特质，增强了社会信任。但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泛滥、数据不严谨、以及新闻媒体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善等负面传播问题，影响了公众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医学媒体在疫情中极大推动着社会公众的健康防护行为，新闻媒体对疫情期间的议程设置、舆论引导和国家宏观层面的防控布局有着重要影响。后续研究可通过量化调研方法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发现，为媒体业界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发挥更好的效用、促进公众的社会信任和健康管控、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而贡献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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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敏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感知与信息传播机制分析——以2009年甲型H1N1流感为例[J].新闻知识，2012（11）：30-32.
[12] 李月琳，王姗姗.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发布特征分析[J].图书与情报，2020（1）：27-33，50.
作者简介：李晓静，女，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媒体使用与媒介效果、健康传播。
关键词：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来源;媒介使用;媒介信任;健康防护;疫情防控
中图分类号：D035.29;R-058;R1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20021
Abstract Based on classic media theories and typical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media type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in COVID-19 infections， and the impacts on media trust and social trust，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n public health prevention and national epidemic control. It found that news media， social media， aggregated media， medical media， and government media were the five main media types in this pandemic. News media performed well on professionalism， timeliness， closeness to public， and social concern. Aggregated media and medical media also deserved public trust on error recovery， closeness to public， unselfishness， etc. The fake news on social media， inconsistent data，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ag impaired public trust on media. Medical media promoted the health preventive behavior of the public. News media greatly influenced the agenda setting，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epidemic control in the COVID-19.
Key words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formation source; media use; media trust; health prevention; epidemic control
随着媒介技术的变革和传播模式的创新，在SA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疫情、新冠肺炎（COVID-19）等重大疫情事件中，媒体传播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凸显，产生的各种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效应值得学界关注。在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不仅主流媒体充分发挥了畅通信息、增强信心、稳定人心的专业职责和权威导向作用，社交媒体、医学媒体等传播渠道也起到了连接社会关系、沟通防疫资讯、协助疫情生活、增加公众信任、促进健康管理等关键作用，使得抗疫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与SARS疫情时以大众媒介为主的单向传播方式相比，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移动智能端与社交媒体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与改变着社会传播的格局。媒介渠道的多样化、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传受之间的交互化等传播特点，也变革着公众对媒介的使用、评估及信任方式，而这种不同的传播模式和媒介信任，也影响着公众个体的健康素养与防护行为，以及宏观层面国家的防控决策。
在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媒介信息和新闻传播的研究领域中，已有不少学者谈及信息公开与辟谣、舆情治理、应急宣传、应急情报监测等议题。本文选择一个较少被考察的视角切入，拟结合相关媒介理论和疫情案例，研究疫情中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介类型和信息来源，这种媒介及信源接触如何影响公众的媒介信任和社会信任，又如何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防护行为和国家宏观层面的疫情防控决策。
1 媒介接觸与信息来源
1.1 媒介渠道、信息来源与传播效果
通常说来，在新闻传播学中，媒介这个概念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对应着不同的测量维度：其一是指作为信息载体的传播渠道（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其二是指作为信息发布者的媒介机构（如某电视台、某报社、某网站、某媒体机构的APP等）;其三是指媒介内容本身（如媒介上发布的新闻报道、广告、影片、综艺节目等）。总体而言，在具体的传播情境中，媒介更多是指专业的信息发布机构，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已经不再是专业主流媒介机构的专利，每一个普通公众都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变为信息的传播者，医疗卫生机构和政务机构等部门也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和传播相关领域信息。在此背景下，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他们日常接触的信息来源，就从原先的主流媒介机构，扩大到了个体传播者（如微信好友、抖音网红）和其它社會机构等。不同的信息来源，也对应着不同的信息发布内容，这样即便在同一背景下，不同公众获得的信息也大相径庭。
媒介效果研究表明，接触不同的媒介和信息来源，将导致受众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判断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进而可能导致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决策。如有学者借助眼动追踪技术，考察了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在互联网上如何关注信息来源和信息内容，结果发现，不管浏览哪种类型的信息，中国公众都会优先关注信息来源，再浏览信息内容，并根据信息来源的身份进行可信度判断。换言之，在信息传播中，对于中国公众的信任判断和行为决策而言，“谁说的”比“说什么”更重要。因此，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十分有必要考察和厘清社会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介渠道和信息来源，进而才能分析不同的媒介接触对他们的信任感和后续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1.2 疫情传播的主要媒介、信源与内容
本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体渠道和传播信息进行了梳理，并结合新闻传播学理论和疫情相关的传播案例，做出了归纳（见表1）。
由上表可见，专业新闻媒体在本次新冠疫情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领衔与担纲作用，重要的疫情新闻发布、抗疫事迹、政府防控举措等核心信息，均由主流新闻媒体承担了发布职责。此外，以个体传播者参与为主的微博、微信、抖音等公众社交媒体，也以个体互动形式和公共性的精神，积极进行了社会参与和信息传播。聚合媒体、医学媒体、政务媒体也在疫情中以不同视角、不同专长进行了信息播报，起到了畅通信息、增强防控的作用。
1.3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媒介传播表现
结合表中内容和学界的部分调研报告，不难发现，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各地党报都市报、一财、澎湃、三联等专业媒介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流新闻媒体的表现可圈可点。
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自抗击疫情的阻击战打响以来，总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全天候持续播报疫情动态。《新闻1+1》栏目统筹安排并特别策划，自1月20日起持续报道新冠肺炎疫情。1月20日，该栏目直播连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介绍疫情的基本情况，在疫情信息传播中起到了“定调”的作用。1月26日起，央视新闻频道推出《战疫情特别报道》，节目以抗疫为主题，持续聚焦全国抗疫动态，及时公布疫情最新数据，让老百姓心中有数。自1月29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10点至11点、15点至16点30分对央视节目进行同步直播[1]。
三联、一财、澎湃等专业市场媒体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中也表现优秀，如第一财经的疫情地区可视化呈现、三联生活周刊的“武汉现场”和“武汉会战”等疫区专题，以及中国新闻周刊、澎湃、财经关于疫情的深度报道等，都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和现场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报道都坚持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如对武汉前期信息公开制度滞后的批评、对信息发布问题的反思、对武汉红十字会不作为的揭露等，从而引领媒体更好地从事疫情报道、合力抗疫，彰显出了卓越的专业媒体素质。
社交媒体、医学媒体等也有不错表现，如丁香医生和微医关于疫情进展的可视化数据呈现、发布疫情期间的个人及公共卫生防护知识、相关科普知识传播等。作为社交媒体代表的腾讯公司，疫情期间推出了腾讯较真平台，专门针对疫情期间的假新闻和谣言进行辟谣，极大起到了传播知识、稳定人心、科普启智的作用。
2 媒介使用与媒介信任、社会信任
2.1 媒介信任与社会信任
媒介可信度问题一直是新闻传播学科乃至相关社会学科的核心研究议题。已有文献集中于探讨媒介可信度或媒介信任的概念内涵和测量指标、影响媒介信任的相关因素、对比不同媒介的可信度等方面。那么，媒介信任究竟是什么？应从哪些指标予以测量？人们使用不同的媒介会对信任造成怎样的影响？媒介信任和社会信任有何关联？
从学者的已有研究来看，媒介信任主要是指媒介机构、媒介渠道和媒介内容被公众所信赖的程度，它包含多个维度的测量指标（见表2），是公众的主观评价。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情境中，媒介信任主要测量报道内容的公平、无偏见、完整、准确、可信度等方面。而在中国，该概念的测量还包括媒介机构的独立无私、专业素质、权威身份等，在新闻报道上，可信度除了西方学者考察的公平、中立、准确、完整、可信外，还包括了时新性、贴近性等测量指标。换言之，中国公众在评价媒介机构和媒介内容是否可信时，比较注重该媒体是否有独立无私和关怀社会的报道立场、专业能力如何、是否有官方权威的身份，以及新闻报道和信息披露是否做到了及时公开、贴近民生等。
媒介信任往往与公众使用该媒介的时长、频率、类型、渠道、内容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同的媒介信源接触，会导致不同的媒介信任。已有研究发现，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公众更相信有着权威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而对社交媒体的信任程度则相对较低，尽管人们使用得更多。
由于媒介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媒介使用和媒介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公众的社会信任密切相关。许多学者都认为媒体的使用会对社会信任的形成造成影响，并且取决于人们使用的媒介内容和媒介类型。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成本不低，修复过程也更为复杂与艰难。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其较强的社会性与极高的不确定性，这种紧急危害事件对公共价值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十分突出，危机事件中的信任损伤行为所释放的消极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甚至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10]。因此，十分有必要考察人们在疫情中的媒介使用对媒介信任所造成的影响，进而去探究媒介接触如何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信任，又如何通过媒介去修复和巩固公众的社会信任。 2.2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媒介使用与信任
结合本文媒介信任的学界研究，在本次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关于媒介使用和社会信任的问题，有三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
（1）公众接触的新闻媒体机构在信息内容的专业性、贴近性、及时性以及媒介的独立性、社会关怀等方面表現突出，从而带动了公众对媒介、政府、国家和社会的高度信任。在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作为连接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在第一时间及时公开权威信息，以出色的专业素养不断更新最贴近公众生活的新闻内容。1月26日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直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央广中国之声同步转播。每天通过直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来公开和透明传播最新相关资讯，充分尊重和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主流新闻媒体因其出色的专业表现和权威身份，赢得了公众对其高度的信任，也实现了舆论引导的传播效果，在疫情期间打造了良好的社会信任氛围。
（2）公众使用的社交媒体、聚合媒体、医学媒体等也充分彰显了及时纠错、贴近民生、关怀社会、无私独立等特质，通过不同渠道传播正能量、增强社会信任。如腾讯新创的较真查证平台，通过引入专业医卫部门、政务部门的认证，不断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各种传播信息进行及时辟谣，在公众限入难辨真假迷茫中的时候，以专业论证打破了关于双黄连能治疗病毒、瑞德西韦神药等伪科学、反科学的谣言，给社会信任增添了重要砝码。此外，官方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表现也大快人心。1月31日19点，央视《新闻联播》进驻“快手，开始常态化直播。首次直播33分钟内，累计观看数近2000万人次。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起“疫情联防联控实时播报”话题，单日阅读量最高达6.08亿次，“共同战疫”话单日阅读量最高近8.7亿次，激发了高度的媒介信任和社会信任。
（3）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体现的负面传播问题也值得关注，包括假消息泛滥、数据不严谨、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善等，但媒体的后续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公众的社会信任。世卫组织数据内容管理者安德鲁·派特森指出：“关于病毒的虚假消息传播速度比病毒快，虚假信息已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对人类的影响比病毒自身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疫情中的各种科普谣言和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也凸显出我国媒体在应急传播中尚存的困难和不足。此外，包括疫情数据不统一、湖北媒体前期的信息公开不及时、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关于多种声音的舆情应对等事件，也反映了媒体传播的短板，也影响了公众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而这种信任的修复，取决于各类媒体后续的纠错能力和未来的改进表现。
3 媒介与公众健康行为、国家疫情防控
3.1 媒介使用与公众健康防护
已有的危机与应急风险传播、健康与医学传播等相关理论和研究表明，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使用和公众健康行为之间有着紧密关联。比如，有学者发现，疫情相关的报道能够影响个体对传染风险的感知、提升个体的医学知识和健康素养、采取积极的健康防护行为[11];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公众的公共卫生防护行为（如洗手、戴口罩、隔离保健）有积极作用，客观、准确、及时的新闻报道能够降低风险感知，社交媒体则为公众在疫情爆发期间提供了新的信息来源和表达平台，促进了人们对医学知识的获取、积极干预了公众的健康防护行为，并有助于改善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生活方式。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包括丁香医生、微医、达医晓护等在内的医学新媒体充分发挥了医学科普、沟通医患、宣传居家及公共卫生防护知识等功能，有效提升了公众的医学健康素养，促进人们在疫情中采取科学的防护措施。如在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初，率先在国内推出在线义诊服务并挺进武汉的微医（WeDoctor），火速上线了“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在起初的50多天里，累计为公众提供医疗咨询服务166万人次，相当于一家大型三甲医院81天的问诊量，成为国内抗疫网络战场的主力军。达医晓护作为中国科协和国家卫健委发文授权的“科普中国”“健康中国”全媒体医学科普平台，在疫情期间充分传播了各种病毒科普知识、患者医疗及就诊规范、公众居家防护措施和各类保健运动等信息。这些医学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极大推动了社会公众的健康防护行为，有助于抗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而言，社交媒体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通过在线人际传播的方式，促进公众对疫情保持警惕，主动加强自我隔离与防护，进而客观上降低感染率;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各类信息鱼龙混杂，虚假消息满天飞，从“双黄连可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病毒”到“瑞德西韦是新冠肺炎特效药”，从“病毒试剂盒可在家自测”到“吃大蒜、熏醋就能抵抗新冠肺炎病毒”等谣言，误导了公众的健康管理决策和个人防护行为，也增加了集体恐慌情绪。如果在使用社交媒体之外，公众能更广泛地使用其它信息来源，如丁香医生、微医等医学媒体和WHO、CDC、卫健委等官方政务媒体，就能更好地辨识健康谣言，提高媒介素养和医学素养，从而在疫情期间更科学地进行自我防护[12]。
3.2 媒介传播与国家疫情防控
媒体传播除了对公众个体的健康防护行为发挥效用，在宏观层面，也能对国家的整体疫情防控造成重要影响。按照新闻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理论的观点，新闻媒体在重大事件的信息传播中，会设置相应的传播议程和传播内容，采用合适的应急宣传策略，并进行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在此基础上，新闻媒体的传播不仅会对公众认知、思维方式和讨论议题产生显著影响，而且，也进一步影响着国家对舆情的宏观把握和行政决策。
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社会公众对整个事件进展的获知都依赖于各种媒介、尤其新闻媒体。专业新闻媒体此时所传递的信息资讯和披露的各种数据，会影响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引导着公众與论的走向。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个体可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声，形塑民意的力量，而疫情危机则通过社交媒体得到曝光、发酵、再扩散，对国家的整体防控布局形成影响。 自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指出“人传人”和“医护人员被感染”的事实后，所有媒体争相报道，霎时间举国上下皆知、全民戒备，这对国家考虑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国家疫情防控部署的宏观层面发挥了关键效力。随后1月23日的武汉封城、举国之力援鄂医疗、全民居家隔离，无不体现着新闻媒体整体议程设置框架下的传播效果。
此外，媒体传播的每日疫情披露数据，也与舆论议题热度以及国家的防控举措息息相关。媒体对疫情相关数据的披露，不仅仅可供民众知晓，安定人心，更重要的是动员一切可调动的国力资源，对疫情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决策，从而为国家层面的防控举措提供参考。可以发现，自从媒体开始对新冠疫情聚焦报道后，信息披露就越来越科学与合理，能够精确地揭示出疫情蔓延和控制的态势，从此国家的疫情防控效果就开始初显，确诊率、治愈率等数据和趋势线日益鼓舞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媒体介入对稳定人心和国家防控决策的影响和力量。
4 结语
对于公众个体而言，在重大疫情这种关键时刻，接触怎样的媒介和信息来源至关重要，这极大影响着后续的媒介信任和信息处理方式，进而影响着公众的关键决策和健康防护行为，甚至攸关性命。在国家层面，媒体传播也直接影响着社情民意和舆论引导，进而影响着高层的宏观判断、行政决策和整体防控布局。
本文试图结合相关媒介理论，分析了疫情中公众接触的主要媒介类型和信息来源，不同媒介及信源的接触如何影响着公众的媒介信任和社会信任，媒介传播又如何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防护行为和国家宏观层面的疫情防控举措。研究发现，专业新闻媒体、公众社交媒体、聚合媒体、医学媒体和政务媒体是公众在疫情中接触的主要媒介类型。主流新闻媒体在疫情中彰显了卓越的专业素质，在媒介可信度的核心指标如独立真实、报道及时、贴近民生、社会关怀等方面表现优秀;聚合媒体、医学媒体等也充分彰显了及时纠错、贴近民生、关怀社会、无私独立等可信度特质，增强了社会信任。但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泛滥、数据不严谨、以及新闻媒体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善等负面传播问题，影响了公众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医学媒体在疫情中极大推动着社会公众的健康防护行为，新闻媒体对疫情期间的议程设置、舆论引导和国家宏观层面的防控布局有着重要影响。后续研究可通过量化调研方法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发现，为媒体业界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发挥更好的效用、促进公众的社会信任和健康管控、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而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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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静，女，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媒体使用与媒介效果、健康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