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从“实话实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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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愿不愿意,崔永元似乎已经和“实话实说”这四个字牢牢绑在了一起。提起他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那档曾经风靡荧屏的“脱口秀”式谈话节目。崔永元也循着这四个字找自己的性格及其根源:“或许,这也是我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自己这个性格可能来自父亲的遗传,更离不开母亲“粗放式”的教育。
  
“绝不能撒谎”的童年
  
  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天津,是家里4个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兄弟仨)老大精神,老二利索,老三……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到合适的词。只好说‘这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崔永元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记忆。
  崔永元3岁那年,兄妹4人在母亲的带领下,随父亲所在部队迁往北京的房山县良乡。1970年,崔永元进入良乡一所农村小学读书,一年后因身体差休学一年;四年级时,他转至另一所小学,后考入北京市重点中学十二中……童年的日子看似波澜不惊,但其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仍被崔永元视为人生的宝藏。
  崔永元总说,父亲是部队的政委,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崔永元很喜欢一个叫《地道战》的群舞,却没能被选上。父亲知道后,只是哈哈一笑:“选不上也没什么,只要你努力,今后有的是机会。”或许是受到了爸爸的鼓励,那之后,崔永元照样热心地关注着演出活动。凑巧的是,最终,另一个歌舞节目《行军路上》选中他出演主角。
  后来,崔永元的学校又将他们的演出推向农村和部队,其中就有他父亲所在的工程兵团。演出结束时,父亲作为部队领导,上台与小演员一一握手。“那是我们父子间唯一一次正式握手,父亲的手很有力,让我觉得,那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握手。”
  因为父亲随工程部队常年在外,4个孩子的教养重任最终落在母亲身上。对于他们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母亲伤透了脑筋,常以“打”为上策,希望能“通过伤皮肉触及灵魂”。
  崔永元说,“小时候挨母亲的打就像家常便饭”。
  一次在上学的路上,崔永元和几个同学捡到一条白纱巾。那时候,纱巾算得上是奢侈品,几个同学将它在手里传了一圈,又传回到崔永元手中。到了学校,他将纱巾交给老师,“还因为拾金不昧受到了表扬。”没想到,“贪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傍晚,崔永元刚走进家门,就发现母亲表情严肃地端坐着。接下来的对话,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纱巾谁捡的?”
  “我捡的。”
  “当时有别人吗?”
  “有。”
  “几个人?”
  “3 个。”
  “那怎么说是你捡的?”
  母亲大吼一声,便手执笤帚劈头盖脸朝他打过来。一会儿,笤帚被打散了,母亲一边歇手,一边开始了第二轮问询。
  “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说是自己捡的?”
  “我没撒谎,我觉得就是我捡的。”
  “你觉得?别人都看见了!撒谎是品质问题,从小品质不好,长大就得蹲监狱,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撒谎?”
  “我没撒谎……”
  第二轮痛打又开始了。
  那天晚上,崔永元的后背火辣辣的,躺都躺不下,只能趴着,第二天甚至发起高烧。
  现在想起来,崔永元说不会再记得皮肉之苦,记得的永远是母亲的好:“用现在的教育观念去衡量那时候父母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母亲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爱而生发的简单、粗暴。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要求标准。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参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评价是善良、老实,甚至有些窝囊。”
  崔永元永远是这样,无论说多正经的事,都会带点调侃的味儿。
  
电台里的不安分青年
  
  1981年,崔永元高中毕业。因为喜欢俄罗斯文学,他在自己高考志愿第一栏填报了北大俄语系,结果在口试环节被刷了下来。最终,他被第二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录取。
  4年大学生活,风平浪静。1985年7 月,崔永元从广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报》。
  “年轻人,总是容易咄咄逼人,人人觉得自己是当台长的料。”报到第一天,他便情不自禁地自豪起来:“从今天起,我便是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了,电台有救了。”
  但真正上岗,崔永元才发现,所谓的光环,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别的编辑记者在电台大楼中穿梭,他们则十几个人挤在旁边板房里办公。还是社长的一句话,让他重拾了一点热情:“我们马上准备改成大报,名字也响亮,叫《中国广播报》。你小伙子运气怎么这么好呢!”崔永元后来回忆说:“一听说有‘中国’俩字,我心里一下好受了很多。”
  很快,崔永元就适应了报社的生活:约稿、画版、校对、去印厂、卸车……一周一个流程,干下来还挺紧张。有时候,看着年轻伙伴戴着套袖出出进进,崔永元的心里也找到了一些平衡,会生出一种暖暖的感觉,觉得在这儿退休也行。“但事儿就坏在虚荣心上。”
  因为《广播节目报》属于服务性质,只刊登节目时间表、节目介绍等内容,在台里开会时甚至都不常被提起,慢慢的,崔永元开始觉得自己只是个“二等公民”。“一个班毕业,谁也不比谁差,但别人四处采访,骄傲地宣称‘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他们进进出出、走南闯北,我呢,只能在木板房里死扛。”鲜明的对比,让崔永元心里有了怨气,也越发觉得无聊。
  更多的时候,崔永元会选择回家向父母倒苦水。“为人父母者,都对自己的子女有最大的耐心。我母亲常年做居委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套,一张嘴,总能让节目报‘升格’,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做政委的父亲退休后不太搞言传,开始琢磨身教,总会像邮递员一样把我办的报纸塞得满院子都是。”
  1986年年底,电台综合节目部筹备了一个新栏目叫《午间半小时》,崔永元“削尖脑袋,钻了进去”。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因为采访,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记者生涯。
  可后来,崔永元又开始“见异思迁”,想出去干点“私活儿”。这一干,就干到了中央电视台。
  
开拓中国的“脱口秀”
  
  1992年底,崔永元经同学引荐,有机会参与了央视《东方时空》的筹办和策划事宜。
  一天,崔永元的同学时间忽然找到他:“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什么节目?”“《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当时,崔永元只是很含糊地应付了一下。
  那天晚上,崔永元回到家,站到镜子面前,越照越没有信心:“如果有一天,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这么样一个崔永元出来了,他们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就这样,崔永元选择了放弃。
  1996年3 月,央视计划推出一档全新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让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就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个话题展开直接对话。
  当时,谈话节目在中国电视界还是一个空白,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一连试镜十几位主持人,到节目开播前几天,还是觉得不够满意。大家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时间突然又想起了老同学崔永元。一头雾水的崔永元这次决定去试试。
  第一个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录制的头一天晚上,崔永元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背个不停。“第二天,录制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我脸上虽然看不出紧张,但腿一直在哆嗦。我当时就想,先上去说一段,要是成,我就接着说,不成,立马打道回府,再也不干这个。”
  节目开录,崔永元上场,和大家问好,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和离得近的人握手,开始入题。其间,偶尔插个笑话,立时赢得满堂笑声,效果非常好……
  样片一共做了5期,台领导终于拍板:就是崔永元了。就这样,1996年3月16日早晨,第一集《实话实说》——《谁来保护消费者》播出,崔永元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央视大屏幕上。
  崔永元的校友、现为浙江电视台著名制片人的亚妮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天生有一种平民感,放在人群里几乎找不出来,却又很有想法,有一种冷幽默和极强的现场控制能力。”据她分析,这似乎也是崔永元能让《实话实说》打响的最大原因。更有专家评价说:“《实话实说》在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无疑具有拓荒性。”
  于是,半年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成了央视的名牌栏目,崔永元也随之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嘴”。1999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根据《实话实说》栏目形式编排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次年年底,《实话实说》被调整到央视一套周日的黄金档播出……
  但崔永元总是开玩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不算好,因为拗口,所以不好记,以至于我的名字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数百次,还是没有多少人记得,人们还是习惯喊我‘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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