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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美国早期社会中,白人女性是一个特殊群体。她们虽然以自己独有的形式参加了美国的独立运动,但却无缘国家的政治进程。妇女是一个既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又被政治生活束缚的社会群体。美国革命虽然没能给予女性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但却使妇女亲身体验到了自由原则对于美国的意义,同时也从女性消费方面开创了体现女性爱国热情和国家认同的新形式。女性通过抵制洋货,自己作坊生产和扶持国货的举动,间接地为维护美国自由原则贡献了力量。
关键词: 美国女性 国家认同 消费观 抵制洋货
美国早期政治以包括自由在内的一系列理想原则为支撑,自由等理想也主要以政治为表现形式。从这层意义而言,被排斥在政治大门之外的女性无法亲身感受自由的内涵。然而,美国妇女却表现出了与男性同样热烈的自由情结,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捍卫着这一理想。这一方面说明,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强大影响力已经使妇女习惯于在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下信奉男性社会制定的原则。在当时的美国现实生活中,积极谋取政治利益或试图影响舆论走向的女性只是少数,大多数妇女选择积极迎合和响应或者默认男性政治家制定的政策。在诸如此类的日常行为中,妇女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对于自由理想的信奉和对国家的忠诚。另一方面,由于妇女是一个被美国早期政治进程刻意排斥的群体,包括自由理想在内的美国政治原则得到多数女性的认可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信念的社会凝聚力。
美国革命虽然没能给予女性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但却使妇女亲身体验到了自由原则对于美国的意义,同时也开创了女性体现爱国热情和国家认同的新形式——抵制洋货。此举原本是独立运动中革命者借以聚集力量、团结殖民地居民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1763年颁布宣告令之后,英国与其北美12个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英国销往殖民地的普通消费品和制造品随即被殖民地赋予了政治的含义。英国一直是北美殖民地最主要的商品供应地。到18世纪中期,一个以英国商品为纽带的北美“商品帝国”已初见雏形。一方面,购买和使用英国商品成为了将各个殖民地连接为一个整体的纽带之一。另一方面,北美巨大的消费市场造就了英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的政治家们正是看到了英国商品的双重意义才决定将“拒用进口物品”作为凝聚民众的重要手段。在殖民地看来,商品被英国政府用作了政治武器,以促使殖民地经济上完全依赖英国,从而在殖民地极为珍视的自由与道德原则上作出妥协。据估计,到18世纪中期,英国销往国外的铁器、陶器、丝织品、印花棉布、亚麻布和法兰绒中,约有一半被北美殖民者购买。1773年,北美市场仅占据了英国外贸出口总量的26%。与此同时,美英矛盾正在加剧。早在1776年2月中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并接受提问时就宣称,如果英国不立即废除印花税法案,“这个国家将完全丧失美洲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从而导致以尊敬和爱戴为基础的所有商业活动的终止”。当被问及北美人民过去的自豪在于何处时,富兰克林答道:“尽情享受英国的时装和制造品。”而现在,“重新穿上陈旧衣服,直到能够缝制新的衣服为止”则是殖民地人民的自豪之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针对英国商品的反感情绪愈加激烈,也日趋政治化。到革命爆发前夕,消费英国商品被等同为接受英国的奴役,是一种与自由理想背道而驰的行为。殖民者惊呼:“(通过消费)使我们贫穷是(英国)奴役我们的完全之计。因此,如果我们想继续保持自由,让我们一致拒买外国奢侈品,促使我们自己的制造业。节约钱财就是拯救国家。”[1]彼得·A·多尔西(Peter A.Dorsey)认为:“最持久、最具争议、最灵活地驱动了(革命)时期言辞引擎的词是奴役。”大陆会议进一步将“不进口、不消费、不出口”原则作为所有殖民地为了摆脱奴役地位而必须采取的共同措施之一。[2]
严格地讲,虽然有很多上层殖民者在整个革命期间在购买和使用英国商品,但断绝了与英国的商贸关系的确发挥了团结民众以推动独立事业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本土工商业得到极大的促进。被革命者视为英国奢侈品最主要消费群体的妇女反而成为了外国商品最坚决的抵制者。除了以多种形式亲身参与独立斗争之外,她们不遗余力地纺纱织布,保证了前线士兵的日常需要,也有效地缓解了上述“三不”政策给殖民地生活带来的冲击。尽管妇女未能通过革命为自己赢得与男性同等政治权力,但她们对于美国独立的贡献却得到了美国社会的承认。即使到了18世纪末期,有关妇女在独立战争中维护美国自由的故事仍然频频见诸报端。例如,1791年12月的《马萨诸塞杂志》(Massachusetts Magazine)就刊登了一篇歌颂南卡罗来纳妇女爱国主义的文章。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在美国自由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刻,南卡罗来纳州的妇女们表现出了极为坚忍不拔的高尚品格。”她们不仅乐于被称为叛乱女性,而且与男性一道经历着战争磨难,“甚至比男性更坚强”。妇女拯救美国的手段之一便是“尽可能厉行节约……致力于艰苦劳动”。[3]厉行节约和艰苦劳动实际上就是革命时期妇女抵制外国商品、开展自制运动的真实写照。此文的出现不是一种鼓励现象,因为以妇女为主力促进日常用品的自给自足乃美国建国初期的基本发展线索之一。妇女拒用进口商品并代之以家庭产品的行为与美国自由的成功紧密相连,被打上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烙印。
虽然独立改变了美国的贸易环境,使其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进口所需物品,但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生产却没有出现停顿的迹象。就在美国正式独立三年之后的1786年,马萨诸塞州哈特福德(Hartford)市的妇女拟定了一份节约计划。按照《五斯特杂志》(Worcester Magazine)编者的说法,该计划原本只是当地妇女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但杂志编者认为,这项计划是“适合国家当前所需的高尚的爱国主义典范”,并希望其影响“遍及国家的各个角落”,特与作者联系,获准在该杂志发表。计划特别提及拒绝奢侈品的必要性:“我们希望,那些惯于注重穿戴得妇女应该将花哨的丝绸和多余的装饰束之高阁,树立最好的榜样。”计划作出了四条具体规定:第一,从制定计划的1786年11月6日到次年6月25日,除非因为婚丧之需,女性不得购买如河狸毛皮帽、丝绸、平纹薄棉布、轧光印花棉布等商品;第二,妇女应该衣着朴实,鼓励勤劳、节约、整洁,优先选择本国制造品;第三,她们有义务避免用于购买外国商品的不必要开销;第四,她们应该致力于更为系统、更加广泛地发展家庭经济。最后编者按指出,这项据称有哈特福德市定居最早的家庭中一百多名妇女签名的计划或者类似方案被马萨诸塞全州妇女采纳。编者按强调:“妇女在任何时候都不如穿着本国材料缝制的衣物时光彩照人,因为她们摆脱了华而不实的外国衣物的束缚。”[4]哈特福德市的妇女节约计划最后是否向全国推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该项计划至少传递了这样一些信息:妇女将自己的消费行为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女性无法参与制定“涉及更广的政策方案”,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积极维护美国的独立与自由便成为妇女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建国初期的美国妇女多以这种方式融入了国家生活,哈特福德市的妇女节约计划集中反映了当时妇女与国家原则之间的关系。
节约计划由哈特福德市定居最早的家庭中的妇女签名,这呈现出美国早期拒买英货的运动的一大显著特征,即作为主要发起者的社会中上层试图通过鼓励使用本土产品的方式将中下阶层纳入美国的民族主义进程,从而在客观上实现美国民族的内部统一。在18世纪末期的美国市场中,奢侈品和其他进口商品的密切接触,中上阶层对英国商品的政治意义有着独特而深刻的领悟,他们因此成为抵制英货最为积极的倡导者。一般而言,某地定居最早的家庭往往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然属于中上阶层。哈特福德市在节约计划上签名的妇女显然应归入此类。进口衣物和首饰等是革命前美国中上阶层显示身份的重要手段之一。独立运动曾经使这种行为有所中断,但没有根除。就在独立刚取得成功之时,中上阶层对英国商品的推崇又有抬头。一位名叫亚当·西伯特(Adam Seybert)的教授在1809年发现,“很多帽子每年都在美国生产,但却贴上英国制造的商标,如果不进行这种无害的欺骗,没有人会戴这些帽子”。[5]妇女抵制洋货的倡议因此意在向中上阶层重申消费英国商品对于美国自由的潜在危险,同时也突出了中下阶层在巩固美国自由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作为早期美国抵制洋货的缩影,哈特福德市的妇女节约计划将国家、信念和不同阶层的女性融为一体。该节约计划体现了众多妇女对于自由与日常消费之间关系的认识。一篇发表于1789年、署名为“一位美国妇女”的文章宣称:“我们努力改善捍卫我们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军队的状况,如果有人不为我们的行为喝彩,那他就不是一个好公民。”作者紧接着以反问的形式提出了为改善军队状况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我们难道会犹豫穿着更加简朴,发型不是那么优雅,而这小小的牺牲就能赢得人们的祝福?我们当中有谁不万分高兴地舍弃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因为她知道,美国英勇的捍卫者将能受益于她因此节省下来的钱?”文章结尾呼吁美国女性都投身到拒用养活和奢侈品的行为中去,以捍卫美国的自由。[6]
诚然,抵制洋货只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抗英政策的一小部分,并且参与的女性占妇女总人口的比例也十分有限。但是,少数女性的奔走呼吁,加上报刊的宣传,拒买洋货、生产和使用国货运动担当了表达妇女爱国热情的重任。首先,女性厉行节约、抵制洋货的倡议是早期美国国家独立线索的延伸,其根源决定了这种倡议以维护美国自由原则为目标。作为英国商品市场的漫长经历使美国人自然而然地将洋货等同于奴役和剥夺自由。自从1776年4月6日大陆会议出于战争需要决定向所有外国船只开放美国港口以来,美国人对于洋货可能损害自由的担忧愈发强烈。在革命期间和革命前后,但即使是杰斐逊这样一位重农主义者和反联邦派的代言人也意识到了发展制造业的必要性。只不过杰斐逊更赞成发展家庭制造业,因为这符合他一贯的农业国理想。无论怎样,人们都认可了本土制造业作为国家独立自由支撑的角色,努力实现经济自立因此成为美国早期历届政府的有关一个共同目标。建国之初的关税法案和1812年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禁运法案无不打上了促进和保护国内制造业的烙印。由于妇女无法参与家庭以外的生产活动,倡议抵制洋货、使用国货就成了她们捍卫美国自由的一种手段。其次,妇女倡导的抵制洋货运动不仅证明了自己不会依赖奢侈品生活,而且通过强调国内制造业的重要性拉近了与其他阶层妇女的距离。由于洋货多为中上层妇女所消费,拒买洋货对于中下层妇女而言影响并不大,因此单纯抵制可能无法在妇女群体中形成较大的凝聚力,但扶持国货和家庭生产作坊对于中下层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虽然中下层妇女不一定亲身参与或有亲身参与的愿望,但抵制洋货与使用国货之举在客观上已经使家庭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手工技艺成为美国自由不可或缺的支柱了,中下层妇女也就间接地为维护美国自由原则贡献了力量。
参考文献:
[1]T.H.Breen,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61,198,208.
[2]Peter A.Dorsey,To “Corroborate Our Own Claims”:Public Postitioning and the Slavery Metaphor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American Quaterly 55,2003,9:353,369.
[3]Patriotism of the South Caroline Ladies.Massachusetts Magazine Dec.1791:743.
[4]Econimical Plan of the Ladies in Hartford.Worcester Magazine.1786:393.
[5]John Allen Krout and Dixon Ryan Fox.The Completion of Independence,1790-1830.in Mark C.Carnes,ed.,A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rev.And abr.Ed.New York:Simon
关键词: 美国女性 国家认同 消费观 抵制洋货
美国早期政治以包括自由在内的一系列理想原则为支撑,自由等理想也主要以政治为表现形式。从这层意义而言,被排斥在政治大门之外的女性无法亲身感受自由的内涵。然而,美国妇女却表现出了与男性同样热烈的自由情结,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捍卫着这一理想。这一方面说明,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强大影响力已经使妇女习惯于在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下信奉男性社会制定的原则。在当时的美国现实生活中,积极谋取政治利益或试图影响舆论走向的女性只是少数,大多数妇女选择积极迎合和响应或者默认男性政治家制定的政策。在诸如此类的日常行为中,妇女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对于自由理想的信奉和对国家的忠诚。另一方面,由于妇女是一个被美国早期政治进程刻意排斥的群体,包括自由理想在内的美国政治原则得到多数女性的认可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信念的社会凝聚力。
美国革命虽然没能给予女性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但却使妇女亲身体验到了自由原则对于美国的意义,同时也开创了女性体现爱国热情和国家认同的新形式——抵制洋货。此举原本是独立运动中革命者借以聚集力量、团结殖民地居民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1763年颁布宣告令之后,英国与其北美12个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英国销往殖民地的普通消费品和制造品随即被殖民地赋予了政治的含义。英国一直是北美殖民地最主要的商品供应地。到18世纪中期,一个以英国商品为纽带的北美“商品帝国”已初见雏形。一方面,购买和使用英国商品成为了将各个殖民地连接为一个整体的纽带之一。另一方面,北美巨大的消费市场造就了英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的政治家们正是看到了英国商品的双重意义才决定将“拒用进口物品”作为凝聚民众的重要手段。在殖民地看来,商品被英国政府用作了政治武器,以促使殖民地经济上完全依赖英国,从而在殖民地极为珍视的自由与道德原则上作出妥协。据估计,到18世纪中期,英国销往国外的铁器、陶器、丝织品、印花棉布、亚麻布和法兰绒中,约有一半被北美殖民者购买。1773年,北美市场仅占据了英国外贸出口总量的26%。与此同时,美英矛盾正在加剧。早在1776年2月中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并接受提问时就宣称,如果英国不立即废除印花税法案,“这个国家将完全丧失美洲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从而导致以尊敬和爱戴为基础的所有商业活动的终止”。当被问及北美人民过去的自豪在于何处时,富兰克林答道:“尽情享受英国的时装和制造品。”而现在,“重新穿上陈旧衣服,直到能够缝制新的衣服为止”则是殖民地人民的自豪之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针对英国商品的反感情绪愈加激烈,也日趋政治化。到革命爆发前夕,消费英国商品被等同为接受英国的奴役,是一种与自由理想背道而驰的行为。殖民者惊呼:“(通过消费)使我们贫穷是(英国)奴役我们的完全之计。因此,如果我们想继续保持自由,让我们一致拒买外国奢侈品,促使我们自己的制造业。节约钱财就是拯救国家。”[1]彼得·A·多尔西(Peter A.Dorsey)认为:“最持久、最具争议、最灵活地驱动了(革命)时期言辞引擎的词是奴役。”大陆会议进一步将“不进口、不消费、不出口”原则作为所有殖民地为了摆脱奴役地位而必须采取的共同措施之一。[2]
严格地讲,虽然有很多上层殖民者在整个革命期间在购买和使用英国商品,但断绝了与英国的商贸关系的确发挥了团结民众以推动独立事业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本土工商业得到极大的促进。被革命者视为英国奢侈品最主要消费群体的妇女反而成为了外国商品最坚决的抵制者。除了以多种形式亲身参与独立斗争之外,她们不遗余力地纺纱织布,保证了前线士兵的日常需要,也有效地缓解了上述“三不”政策给殖民地生活带来的冲击。尽管妇女未能通过革命为自己赢得与男性同等政治权力,但她们对于美国独立的贡献却得到了美国社会的承认。即使到了18世纪末期,有关妇女在独立战争中维护美国自由的故事仍然频频见诸报端。例如,1791年12月的《马萨诸塞杂志》(Massachusetts Magazine)就刊登了一篇歌颂南卡罗来纳妇女爱国主义的文章。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在美国自由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刻,南卡罗来纳州的妇女们表现出了极为坚忍不拔的高尚品格。”她们不仅乐于被称为叛乱女性,而且与男性一道经历着战争磨难,“甚至比男性更坚强”。妇女拯救美国的手段之一便是“尽可能厉行节约……致力于艰苦劳动”。[3]厉行节约和艰苦劳动实际上就是革命时期妇女抵制外国商品、开展自制运动的真实写照。此文的出现不是一种鼓励现象,因为以妇女为主力促进日常用品的自给自足乃美国建国初期的基本发展线索之一。妇女拒用进口商品并代之以家庭产品的行为与美国自由的成功紧密相连,被打上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烙印。
虽然独立改变了美国的贸易环境,使其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进口所需物品,但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生产却没有出现停顿的迹象。就在美国正式独立三年之后的1786年,马萨诸塞州哈特福德(Hartford)市的妇女拟定了一份节约计划。按照《五斯特杂志》(Worcester Magazine)编者的说法,该计划原本只是当地妇女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但杂志编者认为,这项计划是“适合国家当前所需的高尚的爱国主义典范”,并希望其影响“遍及国家的各个角落”,特与作者联系,获准在该杂志发表。计划特别提及拒绝奢侈品的必要性:“我们希望,那些惯于注重穿戴得妇女应该将花哨的丝绸和多余的装饰束之高阁,树立最好的榜样。”计划作出了四条具体规定:第一,从制定计划的1786年11月6日到次年6月25日,除非因为婚丧之需,女性不得购买如河狸毛皮帽、丝绸、平纹薄棉布、轧光印花棉布等商品;第二,妇女应该衣着朴实,鼓励勤劳、节约、整洁,优先选择本国制造品;第三,她们有义务避免用于购买外国商品的不必要开销;第四,她们应该致力于更为系统、更加广泛地发展家庭经济。最后编者按指出,这项据称有哈特福德市定居最早的家庭中一百多名妇女签名的计划或者类似方案被马萨诸塞全州妇女采纳。编者按强调:“妇女在任何时候都不如穿着本国材料缝制的衣物时光彩照人,因为她们摆脱了华而不实的外国衣物的束缚。”[4]哈特福德市的妇女节约计划最后是否向全国推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该项计划至少传递了这样一些信息:妇女将自己的消费行为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女性无法参与制定“涉及更广的政策方案”,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积极维护美国的独立与自由便成为妇女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建国初期的美国妇女多以这种方式融入了国家生活,哈特福德市的妇女节约计划集中反映了当时妇女与国家原则之间的关系。
节约计划由哈特福德市定居最早的家庭中的妇女签名,这呈现出美国早期拒买英货的运动的一大显著特征,即作为主要发起者的社会中上层试图通过鼓励使用本土产品的方式将中下阶层纳入美国的民族主义进程,从而在客观上实现美国民族的内部统一。在18世纪末期的美国市场中,奢侈品和其他进口商品的密切接触,中上阶层对英国商品的政治意义有着独特而深刻的领悟,他们因此成为抵制英货最为积极的倡导者。一般而言,某地定居最早的家庭往往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然属于中上阶层。哈特福德市在节约计划上签名的妇女显然应归入此类。进口衣物和首饰等是革命前美国中上阶层显示身份的重要手段之一。独立运动曾经使这种行为有所中断,但没有根除。就在独立刚取得成功之时,中上阶层对英国商品的推崇又有抬头。一位名叫亚当·西伯特(Adam Seybert)的教授在1809年发现,“很多帽子每年都在美国生产,但却贴上英国制造的商标,如果不进行这种无害的欺骗,没有人会戴这些帽子”。[5]妇女抵制洋货的倡议因此意在向中上阶层重申消费英国商品对于美国自由的潜在危险,同时也突出了中下阶层在巩固美国自由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作为早期美国抵制洋货的缩影,哈特福德市的妇女节约计划将国家、信念和不同阶层的女性融为一体。该节约计划体现了众多妇女对于自由与日常消费之间关系的认识。一篇发表于1789年、署名为“一位美国妇女”的文章宣称:“我们努力改善捍卫我们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军队的状况,如果有人不为我们的行为喝彩,那他就不是一个好公民。”作者紧接着以反问的形式提出了为改善军队状况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我们难道会犹豫穿着更加简朴,发型不是那么优雅,而这小小的牺牲就能赢得人们的祝福?我们当中有谁不万分高兴地舍弃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因为她知道,美国英勇的捍卫者将能受益于她因此节省下来的钱?”文章结尾呼吁美国女性都投身到拒用养活和奢侈品的行为中去,以捍卫美国的自由。[6]
诚然,抵制洋货只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抗英政策的一小部分,并且参与的女性占妇女总人口的比例也十分有限。但是,少数女性的奔走呼吁,加上报刊的宣传,拒买洋货、生产和使用国货运动担当了表达妇女爱国热情的重任。首先,女性厉行节约、抵制洋货的倡议是早期美国国家独立线索的延伸,其根源决定了这种倡议以维护美国自由原则为目标。作为英国商品市场的漫长经历使美国人自然而然地将洋货等同于奴役和剥夺自由。自从1776年4月6日大陆会议出于战争需要决定向所有外国船只开放美国港口以来,美国人对于洋货可能损害自由的担忧愈发强烈。在革命期间和革命前后,但即使是杰斐逊这样一位重农主义者和反联邦派的代言人也意识到了发展制造业的必要性。只不过杰斐逊更赞成发展家庭制造业,因为这符合他一贯的农业国理想。无论怎样,人们都认可了本土制造业作为国家独立自由支撑的角色,努力实现经济自立因此成为美国早期历届政府的有关一个共同目标。建国之初的关税法案和1812年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禁运法案无不打上了促进和保护国内制造业的烙印。由于妇女无法参与家庭以外的生产活动,倡议抵制洋货、使用国货就成了她们捍卫美国自由的一种手段。其次,妇女倡导的抵制洋货运动不仅证明了自己不会依赖奢侈品生活,而且通过强调国内制造业的重要性拉近了与其他阶层妇女的距离。由于洋货多为中上层妇女所消费,拒买洋货对于中下层妇女而言影响并不大,因此单纯抵制可能无法在妇女群体中形成较大的凝聚力,但扶持国货和家庭生产作坊对于中下层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虽然中下层妇女不一定亲身参与或有亲身参与的愿望,但抵制洋货与使用国货之举在客观上已经使家庭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手工技艺成为美国自由不可或缺的支柱了,中下层妇女也就间接地为维护美国自由原则贡献了力量。
参考文献:
[1]T.H.Breen,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61,198,208.
[2]Peter A.Dorsey,To “Corroborate Our Own Claims”:Public Postitioning and the Slavery Metaphor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American Quaterly 55,2003,9:353,369.
[3]Patriotism of the South Caroline Ladies.Massachusetts Magazine Dec.1791:743.
[4]Econimical Plan of the Ladies in Hartford.Worcester Magazine.1786:393.
[5]John Allen Krout and Dixon Ryan Fox.The Completion of Independence,1790-1830.in Mark C.Carnes,ed.,A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rev.And abr.Ed.New York:Si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