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后的今天，我们找到了他们中的几位。
　　70年前的9月，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百感交集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终于盼来了年年为之苦战、日夜为之煎熬的结果——胜利！
　　他们的名字叫——抗战老兵。
　　这个名字，在人们脑海中似乎已经定格成为一组英雄雕像——就如同每到胜利纪念日，我们就会去聆听老兵们讲述当年的故事一样，“以示纪念”。
　　其实，不应该仅仅如此吧。
　　请凝视这张由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拍下的照片，凝视这位曾登上1938年美国《生活》杂志封面的中国士兵的面孔，你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青春。
　　那时，他们也不过十几岁的年纪，也曾为学堂里的课业伤脑筋，也怀着好奇探索日益开阔的世界，也憧憬着未来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也因着初开的情窦而怦然心动……在他们成为“老兵”之前，他们便是我们的学长，是我们跨越时空的同龄人。
　　直到有一天，他们扛起了枪，将挽救苦难深重国家的重任，扛在了自己年轻甚至稚嫩的肩上……
　　
　　罗正达
　　1937年，18岁的他瞒着父母参军，奔赴淞沪战场。
　　1938年，因部队训练投弹事故失去右手。
　　热血洒淞沪
　　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年少的我瞒着父母成为了一名军人
　　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叫罗正达，是宁波慈溪人。小的时候，我只上过两年学，后来跟着父母做生意，成了一个小商贩，过着平凡的日子。
　　1937年，抗战爆发，打破了我宁静的生活。虽然我读书不多，但也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当时上海的战事十分紧张，而慈溪离上海非常近。我暗自下了决心：我要站出来保卫家乡，守护我的家人！当时，正好有部队到慈溪浒山招兵，我瞒着父母去报名，成为了一名军人。
　　那时，部队里全是和我一般年纪的青年，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就是要打败日本鬼子，保卫家乡不受敌人的蹂躏。刚巧遇上淞沪战事战况危急，刚刚入伍的我就跟随部队，赶赴上海淞沪会战的前线。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淞沪会战将成为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我第一次知道
　　什么是向死而生
　　最惨烈的淞沪一役
　　是我们最壮烈的青春
　　到了战场，我才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战争。连枪都没有摸过的我，却天天感受着穿云裂石的爆炸声……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战事的残酷，我只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结束这一切，结束这样恐怖的日子。
　　由于还没来得及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我没办法直接上战场，所以被安排在后方搬运弹药和运送伤员。战友们在第一线和日本人打，我们在后面一箱一箱地运送武器弹药。然而，战事的惨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弹药消耗得也特别快，上海松江火车站上空每天都有敌机来轰炸，声音震耳欲聋。
　　每到晚上，有一车又一车的伤兵从松江火车站被运到杭州等地。但是受轻伤的士兵不下战线，包扎一下又继续参战。而受重伤的士兵，很多还喊着要留在战场上继续杀敌。
　　我从没想过
　　自己可以没有麻药忍痛做手术
　　但比手术更痛的是
　　送别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后，我们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并转移至河南，需要每天训练，补充新的兵源。遗憾的是，还没等到跟敌军真刀真枪地拼杀，我的右手就没有了。
　　那是1938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师部特务连训练投弹。我刚刚拧开手榴弹的后盖，手榴弹就在我的手里爆炸了。我痛得快失去了知觉，右手抬不起来，头部、腿上、胸口、腹部也全是伤。
　　部队将我送往后方医院，医生说我的右手保不住了，只能做截肢手术。因为当时还没有麻药，医生让我咬住毛巾，忍受住手术刀的切割。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
　　在医院养伤的日子里，我也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每天都有抬进来的伤兵，不断有战友离我们而去。来自天南地北、不同部队的伤兵们在一起聊天，经常是有人聊着聊着就没有了声音，或者痛哭起来。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向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反击，打响了淞沪会战。战役持续了3个月，中日双方共投入约100 余万兵力，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淞沪会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由此进入了长期抗战。
　　
　　回到故乡
　　过着和以前一样平凡的日子
　　我更加知道
　　有尊严地活着 真好
　　抗战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踏进家门时，预想中抱头痛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我的父母欢天喜地地张罗着，迎接儿子的归来，好像根本没有在意儿子少了一只手。
　　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战争中，还有什么比活下来更好的呢！
　　回家后，我还是像参军前一样，跟着父母做小买卖，像普通百姓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我还有个心愿，就是趁自己还走得动，再去当年我打过仗、洒过热血的淞沪战场走一走，看看当年的战场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燃烧的天空
　　 　　
　　朱亚泉
　　1935年，17岁的他进入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
　　1938年，成为了一名空军机械士。
　　那年，我们青春年少
　　那年，我们血气方刚
　　那年，我们在杭州东郊的小镇上
　　练习着飞翔的梦
　　1935年，我17岁，初中毕业了。因为没有机会继续升学，我经人介绍进了一家工厂去上班，从一名练习生做起。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厂，而是一家造飞机的工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以下简称中杭厂）。
　　我所在部门叫机翼部，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着师傅们一起加工机翼。在中杭厂期间，我学到了很多有关飞机原理和结构的知识，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机机械工。
　　我们厂边上，就是大名鼎鼎的“笕桥中央航校”，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在里面学习开飞机。我知道，那里就是“中国空军的摇篮”。我虽然当时和航校学员的接触并不多，也就是交接的时候会简单聊上几句，更谈不上像他们那样驾驶飞机上天，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一天，残酷的战争降临
　　那一天，多难的家国再一次遭受蹂躏
　　然而雏鹰们伸展开铁的翅膀
　　头也不回，冲向燃烧的天空
　　1937年夏天，我在中杭厂已经上班两年了。那个年代，通讯远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战争对我们来说，似乎仍然只是一个传闻——直到那一年的8月14日。
　　那天下午，我和同事们正在厂里把一架飞机推到外面准备起飞，厂区周边突然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日本军机来轰炸了！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油料库也被炸弹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我看到有2架飞机掉了下来，但不知道是哪方的，心都揪紧了。直到第二天，我翻看报纸才知道掉下来的是日机，并且不止2架，是6架，而我们中国的飞机毫发无损，真是太痛快了！
　　战争真真切切地打响了。
　　8月底，我和十几个同事被调到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在南京的几个月里，我接手了大量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飞机。不少飞机的残骸中，还有牺牲的飞行员，那个场景啊，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人难受得不得了。当时的中国只能靠劣等装备，与军事强国日本对抗，简直就是拿血肉之躯在拼命，实在太惨烈了……
　　
　　8.14空战
　　又称“笕桥空战”，是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空战，并以中国空军的胜利而告终。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进犯中国大陆沿海，轰炸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笕桥机场，此时刚刚着陆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战机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紧急升空，迎击来犯敌机。经过一番空战，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创造了中国空军抗战史中上3 ∶ 0的辉煌战绩（当时中方宣传的战果是6 ∶ 0，后经考证确认，“笕桥空战”中击落敌机的数量为3架）。
　　打坏了我们的飞机，我们修理
　　击毁了我们的飞机，我们再造
　　即使屡战屡败，依然屡败屡战
　　我们奋战，我们坚持，我们胜利
　　就在南京沦陷前的半个月，我被派到了湖南衡阳，还是修理作战飞机。但是因为抗战形势越来越吃紧，衡阳的飞机已经没有几架了。为了集中机械工程人员的力量，空军成立了机械士大队，我应征入伍，成了一名空军机械士。
　　在衡阳，我还组装过2架马丁飞机。马丁飞机是空军里的轰炸机，这2架马丁飞机后来也完成了一次壮举——1938年5月20日，它们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这次行动史称“纸片轰炸”，是日本本土第一次遭遇外国军机的入袭，大大鼓舞了我们士气。
　　空战打到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有时候坐车，有时候坐飞机，打坏的飞机要拆回来维修，牺牲的战士要进行安葬。
　　在机场的工作争分夺秒，一旦有中国战机落地，我们要立即上前检查维修，子弹打光了加子弹，油没了加油。而日本飞机经常会来轰炸机场，可以说我们的每一次作业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
　　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有这样的精神，我们中国空军就是有这样的志气，不管敌人有多强大，不管你把我打成什么样，就是不屈服。就像我们中国的战机，尽管不停地被击落，可它们不仅没有被打光，反而越来越多了。
　　中国有句古话：得道者多助。我们的抗战是正义的，必然会得到各方的支持。中国空军后来相继得到了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援助，尤其是当陈纳德的飞虎队来了之后，中国空军的力量就更强了。我作为一名中方的空军机械士，也为飞虎队维修过受损的飞机，也安葬过牺牲的美国空军战士。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当时的那些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我的青春是伴着炮火成长起来的，我目睹了无数场空战，见证了无数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壮烈牺牲。他们都是英雄，应当被永远铭记。
　　
　　吴建云
　　1939年，19岁的他应征入伍。
　　1941年，加入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战。
　　一颗红星，两次远征
　　东瓜之战
　　我们万众一心
　　首场胜利
　　带给我们勇气
　　我是江西人，从小就是苦出身。唯独比别的孩子幸运的是，我读了5年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读5年书的人实在不多。
　　1939年5月，我应征入伍。当年的我刚好19岁。1941年底，中国组建缅甸远征军，我很光荣地加入其中。当时我们的师长是戴安澜，我是少尉报务员。 　　我们进入缅甸后，很快抵达战略要地东瓜城，那里的景象十分荒凉，城内空无一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开战，但是我每分每秒都能感受到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氛。
　　我们到达得比较早，当日军抵达东瓜城下时，中国军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充分了。虽然当时中国军队是1万人，日军是4万人，双方战力悬殊，但是面对4倍于己的日军，我们所有将士都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信念，殊死拼杀。
　　战斗异常激烈，我们在师长的指挥下，最后以牺牲1000多人的代价，击毙日军5000多人，掩护了英军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场胜利。
　　这场东瓜之战打出了我们的气魄，也打响了我们的名声，连一向瞧不起中国军队的英国人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说，你们中国军人真厉害。英国《泰晤士报》也表扬我们：“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孤军撤退
　　痛失师长
　　从未有过的悲伤
　　从未有过的顽强和愤怒
　　日军因为没能很快攻下东瓜，又增加了两个师，把中国军队分块切断。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一面是险恶的环境，不时有毒蛇猛兽侵袭我们，另一面是围追我们的日军，撤退路上充满艰险。
　　在撤退途中，戴安澜师长受到敌人的冷枪袭击，身上好几处受伤。由于没有吃的，也没有药物，戴师长不幸牺牲。
　　戴师长走的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在孟关，我们砍下胳膊粗的树枝做成担架，抬着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边走边哭。由于缅甸天气湿热，师长的遗体不断腐烂，一路上，大家都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盖在师长身上，什么军衔的都有，士兵、尉官、校官……
　　戴师长作战特别英勇，每次打仗时都会冲到前面。他不仅是我们的指挥官，更是我们师的军魂。缅甸的野人山环境艰险，没有吃的，我们不断地向前走着，也不断地有人倒下。有一回，我又累又饿，真的走不动了，想死在那儿算了。这时，一个战友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们走，我们还要回来，为师长报仇！”
　　对，要为师长报仇！想到师长，我重新站了起来，走到山坡，见到草、树皮，只要是能往嘴里塞的我全吃了下去，总算保住了性命。
　　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从野人山死里逃生的我，留着长长的头发，脸、脖子都是黑的，十足一个野人。其他战友也都是那样，但是我们始终没有遗弃戴师长的遗体。
　　到达的那天，对着已经高度腐烂的师长遗体，我们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我们还要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再次远征
　　带着必胜的决心
　　为师长报仇
　　我们不再退缩
　　如果说我第一次参加远征军是被征调过去的话，那么第二次就完全是自愿的。因为我要上战场为戴师长报仇！
　　我随部队去了印度，到了1944年4月，我们开始反攻，从印度向缅甸进军。
　　有一次，我们走了14天，迂回敌后，一个营分三路包围日军18师团司令部。虽然日军拼命负隅顽抗，但是我们把日军死死包围到了第二天早晨。日军死伤不少，连司令部的军印都被我们打丢了。
　　我们乘胜追击，紧接着又会战孟拱。我们把日军层层包围。晚上，日军从河边突围，我们在河边设置了两挺机关枪，不断扫射。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河面上已经漂了一层敌人的尸体。我们终于为戴师长报仇了。
　　最后，我们终于在中缅边境云南芒市与云南远征军会师，举行了庄重的仪式。我的军衔从少尉升到了上尉。喊着“下次会师到东京”的口号，我们凯旋而归。远征军一回国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我为我是远征军的一员而自豪。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但每次想起在缅甸的那些日子，想想那些惨烈的战斗，那些河上漂着的尸体，还有吃过的豹子肉和蟒蛇肉，我还是会觉得恐惧。
　　
　　1941年底，日军入侵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缅甸。为配合盟军英国军队作战，并保卫“国际援华大动脉”滇缅公路，中国政府抽调了10万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入缅后，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后来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腹背受敌，被迫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师长戴安澜不幸中弹殉国。经过整备，中国远征军于1943年底开始，先后从印度和国内两个方向对驻缅日军发起反攻，经过一路血战，最终解放了缅甸的大片土地和滇西全部土地，重新打通了滇缅公路，与英军胜利会师。至此，中国远征军取得了“二战”期间唯一一次出国作战的全面胜利。
　　
　　潘庭槐
　　1937年，15岁的他被宪兵队招收。
　　1945年，负责受降仪式安保工作。
　　青春见证历史
　　枪响梦碎
　　弃笔参军
　　一个决定改变一生
　　无怨无悔
　　15岁的我，在温州瓯海中学读初三，家境富裕，喜爱读书。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应该会考上大学，过上我期望的生活。
　　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打破了我的书斋美梦。
　　虽然那时的我只是个瘦小的男孩，但是看到国家面临如此大的灾难，我已经没有心思继续读书了，一心只想着奔赴战场。
　　中央军校来温州招生，我第一时间去报名并且考上了，然而母亲的突然去世让我与这次机会擦肩而过。不久，我等来了宪兵队征员的机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宪兵。
　　宪兵的主要任务是督战和肃贪，就是监督士兵有没有好好参战，并按照军纪惩治匪兵。抗战八年间，我跟着部队辗转多地，奔赴多个战略要地，一直从营长的勤务兵做到了少尉排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月底，我们团长张慕陶接到通知，要求选出30多名敢死队员，到南京负责受降现场安保工作。团长选中我们排的30名宪兵作为敢死队队员。而身为排长的我，自然成了这个敢死队的队长。
　　接到这一任务时，我的心情是紧张和忐忑的。那时候谁也不能保证日军的投降是真是假，而日军宣布投降的时候，南京一带还有几万名日本兵驻守着，他们手里都有武器。我们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站在最前线的敢死队。以防万一，我们带上了当时团里最好的德国20连发驳壳枪，每人200颗子弹，所有的枪都上了膛，做足了准备。
　　带着战争随时可能再次打响的担心，全副武装的我们出发了。一路上我们都在想：万一日本人不听话反悔了，突然开战了怎么办？直到飞机降落在南京，我们看到所有的日本兵都围在一起，枪支被整齐地叠放在一边，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看来，日军是真的投降了。
　　我清楚地看到
　　他的头低了下来
　　我无意走了几步
　　却走入历史相片
　　受降仪式最终确定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早上5点，我就先到达会场做准备。
　　我记得受降仪式安排在上午9点，仪式时间很短，也就十几分钟。当时，中方代表坐在北面宽大的受降席上，日方则坐在南面窄小的投降席上，东西两边坐着中外来宾和各国记者。其他的安保人员都必须站定自己的岗位，不能随意乱动，而我因为是队长，所以可以偶尔走一走，看一看。
　　可能正因为这个“特殊待遇”，让我无意中闯进了一张记录历史的照片。当时冈村宁次和投降方代表离场时，从我身边走过。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低了下来，不敢正视我们，我刚好往出入口方向走了几步。而这一幕又刚好被一位记者拍了下来，这多少有点偶然。
　　上街欢庆
　　南京一片沸腾
　　遣送俘虏
　　船上一片寂静
　　受降仪式后，整个南京城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市民们走上大街，欢庆这一胜利的时刻。8年来笼罩在南京上空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我被调到南京下关，参与了第一批俘虏的遣送工作。
　　9月20日，我坐上了一条商船。这条船上有3500个日本人，挤得很满。日本籍家属坐在舱里，俘虏兵大多在外面的甲板上。有些人还带着骨灰盒，最多的一个人带了8只，他们穿着军装，表示军衔的肩章领章已经摘掉。
　　那时的日本兵和战争时期完全不一样了，很安静，很老实，很服从。载着3000多人的船上，居然听不到什么声响。不过从他们的表情来看，都还充满着期望，离家这么多年，终于能活着回家了。
　　日本人回家了，我也开始想家。我从军是为了抗战，在部队待了这么长时间，总算盼到胜利了，我真的很想回家。虽然留在军中肯定会升迁，但我坚持退役。1946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将近10年的温州。
　　
　　1945年9月9日上午 9时，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主持受降典礼，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广播演说：“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 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8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国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图为冈村宁次走出会场，图右那位宪兵即为潘庭槐。）
　　让我们向
　　四位“学长”致敬！
　　让我们向
　　所有保卫家国的老兵致敬！
　　让我们向
　　数以百万用年轻的身躯筑起
　　血肉长城，却再也没有机会
　　成为“老兵”的战士们致敬！
　　向青春致敬，
　　向血性致敬，
　　向自由与尊严致敬！
　　他们的岁月已化为不朽的历史。
　　而现在，守护和平，我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