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小学时，喜欢看英雄故事，施洋是其中之一。当时只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介绍人是项英；现在才知道他还是国民党员，介绍人是孙中山。因为参与工人运动，被吴佩孚杀害。法律人崇尚改革而不是革命，施洋为何走上革命的道路？或者更深入地问一句：以今天的观点看，施洋当年的行动，究竟属于革命还是改革？
　　施洋在武夏地方审判厅管辖区域内执业，并被选为武昌律师公会副会长。我看过他的照片，面部棱角分明，眼睛锐气外射，颇有煞气。
　　施洋是个法律行动家。1919年春领到律师证，夏天就在武昌组织学生罢课，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六月组织商民罢市，七月在汉口组织学生大会。他的夫人和弟弟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那时上街游行好像是一种时髦，工人、学生稍不如意就上街。八月“湖北各界联合会”成立，被推为副会长和赴京请愿团团长。十月与各地代表三十人，齐集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被捕后在狱中绝食。十一月一日被释后到上海，组建“全国各界联合会”，任评议部长。1920年4月，组建“湖北平民教育社”，任总务主任。
　　1922年6月，许白昊、项英介绍施洋加入中共时，陈潭秋反对。说他初当律师时，布衣布履，生活俭朴。后来阔起来了：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着缎子马褂，脚蹬黑色皮鞋，鼻架金丝镜，嘴留八字胡，手拿文明杖，到处演说，政客气很浓，爱出风头。第一次支部会没通过他的入党申请。第二次支部会上，施洋的武汉律师同行、党员刘伯垂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
　　表面家境殷实的施洋，其实家徒四壁。死前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床头金尽，柜无半斗存粮。”他的钱大多施舍给了劳工。而杀害他的军阀吴佩孚，其实也是书生，爱读《春秋》，不爱积财。董必武评价他：为官数十年，统兵几十万，没有私蓄，没置田产，有清廉名，难能可贵。国民党报纸誉其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两位民族精英曾经声息相通，相互仰慕。“五四”爆发，施洋在武汉组织学生游行声援。5月9日，区区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越级通电大总统徐世昌：“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五四”功成，书生罢课、工人罢工只是一面，最终是因为手握重兵的吴佩孚们，站在了历史的潮头。
　　1920年，吴佩孚更慕名约见施洋，并亲手送他一部美国《华盛顿法典》，发誓和他“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1923年。
　　律师施洋认为，成立工会、组织罢工，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允许之合法行为，吴将军此前曾公开表示支持。即使被捕，施洋对自己也信心满满。他在狱中写的自辩词，不仅叙及与吴佩孚的私谊，而且还援引法条和事件，证明自己的行为皆在法律秩序之内。他大约将自己归属于体制内的改革派，而非体制外的革命党。他自以为在与吴将军“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新近解密的文件显示，苏联当时想扶植吴佩孚上台，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吴佩孚看见了工潮背后苏联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以岳飞和文天祥为楷模的民族主义者，岂能容忍国外势力向国内渗透？如何处置“二七工潮”，对曾经支持工人运动的吴佩孚来说，真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工运领袖林祥坚当时妥协，作出复工的决定，事件肯定和平解决。奈何工会决不让步，军阀难以低头，最终只能用枪杆子解决问题。《华盛顿法典》被“稳定压倒一切”思维替代，国家“军人典范”枪口，终于对准了国家“律师典范”。
　　施洋曾经谈论过死亡，他说：“斗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过这些人为什么要流血？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让下一代都能继承烈士遗志，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施洋的故事，还有多少人在言说？据他的后人说，武汉施洋烈士陵园中的雕像，不像施洋，更像电影演员金山，让他们失去了祭拜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