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学里的萧红:《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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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电影相对于传统文学能够更有效率的向观众普及传主的生平,但也更易让观众直接接收而缺乏思考,用作者的主观判断代替观众的判断。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影片《黄金时代》的导演许鞍华选择用不同于传统传记电影的方式,从不同视角呈现萧红的一生。导演想要借与众不同的电影叙事方式实现传记带给人们的思考,同时用电影强大的传播力量让更多人了解萧红。
  关键词:《黄金时代》;萧红;许鞍华
  一、间离的叙事方式
  萧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之前霍建起导演了传记电影《萧红》之后,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一部《黄金时代》呢?
  曾与萧红过从甚密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只有一个人在他人的心中死去了,那么这个人才算是真正的死了。而《黄金时代》却试图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缅怀的萧红,文学作品中的萧红,传记中的萧红,他人记忆里的萧红,却早已不是真正的萧红了。我们会发现,骆宾基、萧军、丁玲乃至其他作家笔下的萧红形象,存在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以哪一种说法作为电影的蓝本,恐怕都不能最大程度上还原萧红的一生。
  同为传记时,文字与电影各自拥有自己的一套语态,拥有自己独特的传记创作方式。电影相对于传统文学,能够更加集中、更有效率的向观众普及传主的生平,但也更易让观众直接接收而缺乏思考,用作者的主观判断垄断观众的判断。如果说历史长河中的萧红与文学作品中的萧红存在差异,那么电影的传记形式则让这种差异更加固化。
  导演许鞍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是想教化别人,我只想拍他们的生存方式、人物关系,以及与现在有哪些不同,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下判断。”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许鞍华导演选择了间离的呈现方式,在冷静的向观众讲述不同人视角中的萧红的同时,又提醒观众这一切只为呈现,不为说服。
  间离效果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把二者合二为一,刻意破坏电影带给观众的“生活幻觉”,让观众用上帝的客观视角去冷静看待眼前发生的事。《黄金时代》由萧红本人和萧红的友人分别面对镜头讲述他们所熟悉的萧红,导演选择这样的多重视角来审视和塑造萧红,不同角色的讲述相互补充,有时又相互矛盾,共同描绘萧红的一生。导演和编剧这样做,除了能够多角度还原萧红的人生,也能通过前后明显风格不同的叙事,避免观众因为过度沉浸于剧情而缺乏思考。
  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宛如黑白肖像的萧红出现在观众的面前。她直视镜头,毫无感情地自述:“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享年31岁”这显然违反一般的观影逻辑。而导演用这样第三人称的方式介绍萧红就是在告诉观众,萧红已死,我只是萧红的扮演者。本片所讲述的内容并不需要观众相信,或者沉浸其中。
  同样的间离方式还出现在了影片中其他叙述者的视角之中,例如在重现萧红与萧军的第一次见面时,白朗与罗烽的扮演者脱离既定的演出,直面镜头来向观众讲述萧红与萧军相遇的情况。影片就是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地排斥观众代入到萧红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观众这只是一场虚构的表演。
  影片始终都在强调不同片段叙事立场的不同。可贵的是,这种不同并非导演和编剧自主构建,而是通过引用不同叙事者留下的文献体现出来。《黄金时代》并非是依据已有的萧红传记作品进行影视改编,而是将萧红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以及日记书信和别人对萧红的会议材料进行整合。例如,对于萧红童年生活的讲述:“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芸豆……”是以萧红自传性质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为依据的,也就是说,萧红童年经历的叙述者是萧红自己。而萧军和萧红第一次相见的情节和台词则基本上按照萧军的两篇文章《和萧红偶然相识》和《烛心》改编而成:“她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镶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声音有些受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除了上文提到的,许广平、丁玲、骆宾基等人眼中的萧红都在影片中有所呈现。
  事实上,依据萧红和其他文人的传记、散文来设计片中情节和台词,不仅能够让观众产生间离感,还能让影片充满一种独特的文学意味。这虽然让剧中人物的言辞表达有异今天,但却让了解萧红的观众感到十分亲切,让不了解萧红的观众走进萧红的作品。尤其是蕭红与鲁迅的见面,基本是按照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的叙述设计,如果有过阅读体验的读者,面对片中人物熟悉的对白和似曾相识的形象,一定会十分感慨;而即便没有读过萧红原作,也会为这一片段中不露锋芒、圆融温和,不同于一般革命者鲁迅形象的鲁迅先生而惊喜。
  二、客观的历史情怀
  有评论认为,导演选择没有预设立场的多角度叙事,通过友人破碎的记忆对萧红形象进行拼凑,也导致了萧红形象定位的模糊和不完整。但事实上,导演从未追求过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萧红形象定位。
  《黄金时代》编剧李樯在接受采访时说:“历史人物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其实都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包围的状态来看历史,有粉饰,有遮蔽,也有歪曲。”任何人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更何况被不同的人主观加工过了的萧红。单一视野的萧红并不是萧红的全部,即便是多个视野,呈现的也只不过是不同人主观视角下的萧红。不仅作家的作品,甚至作家本人,在经历漫长的岁月之后,他早已不是他自己,而是无数个活在他人心中的他。
  几十年来,萧红的形象在后人的笔下变换了一次又一次。自从第一部萧红文字传记诞生之日起,萧红形象就在各类传记中不断被重塑和再现,大致可分为三类:骆宾基《萧红小传》中革命的萧红;汪凌《萧红:寂寞而飘零四方》中漂泊的萧红;葛浩文笔下《萧红评传》中的才女萧红。
  正是因为如此,才体现出《黄金时代》导演和编剧对萧红这位饱受争议的民国女作家真正的尊重和呵护:生前的萧红原本就不愿涉足政治,丁玲笔下的她“不谙世事,甚至有点软弱”,倘若她地下有知,后世的人们为自己披上各种各样的衣服,会作何感想。   当时代终于远去,这些作家在后人的眼中不断被划上各种各样的“主义”,被披上各种各样的色彩的时候,以此客观而平易的讲述使人们对萧红获得一份理解之同情,这比评价更为可贵。导演在这里讲述的,是作为一个脆弱女孩的萧红,而非一个左翼文学家萧红。
  这样的情怀在本片的叙事风格上也能够得到体现。导演的镜头与情节设计着意于日常琐事的细细描摹,散文般的描摹中常常流露出打动人心的细节,一如萧红自己的文风。比如在东北时,二萧去老黄家里看白朗罗烽排练话剧,萧红一边开心地看场上排练的几个人的戏耍,一边毫不客气地吃着桌上的点心,如同孩子一样开心。类似的情节在电影中非常多。虽然是在讲述一位“左翼”女作家,以及革命时代的一群“左翼”文人,但影片中反而没有那种如同革命文学一般振奋的情节。本片虽然引用了大量的萧红作品作为台词或者旁白,但始终没有把萧红作为左翼文学家的人生作为叙事的重点。当萧红与她的文人朋友们在一起时,导演突出的也只是萧红内心的幸福与快乐:“电灯照耀着满城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我们就这样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
  三、细腻的情感表达
  无论什么题材,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在有一点上永远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者的情感表达。导演和编剧虽然极力利用影片的间离结构和多角度叙事构架起一个客观平实的叙事环境,但仍然通过对不同材料的选择与编排,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这种情感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一生颠沛、渴望被爱的萧红的同情,另外一方面则是对不愿涉足政治、只愿安心写作、追求自由的萧红的理解。
  在对第一个方面的体现上,电影中萧红的回忆性叙事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部分就是自己家的后花园以及唯一可亲的爷爷,这部分讲述来自于小说《呼兰河传》。“我或许永远不会明白我父亲那样的人,他对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我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爱和温暖。”从这段叙事可以看出童年时期的生活对幼时的萧红伤害是极深的,只有爷爷才让她知道人间还是有温暖和爱的。当萧红终于在香港的临时医院闭上了眼睛,离开人世时,童年回忆又出现在影片中,这段回忆是关于死亡的,是关于爷爷葬礼的回忆。这恰好与萧红自己的死亡相呼应,这段叙事在结尾处包含着丰富的意蕴,表达了作者对一生颠沛、渴望被爱的萧红的同情。
  《黄金时代》塑造了萧红追求自由的漂泊者形象。影片开场萧红及其弟弟张秀柯就讲述了萧红为了反抗父亲安排的婚事和表哥私奔,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舒群也说萧红从乡下逃到哈尔滨后过着居无定所、众叛亲离的生活。萧红在情感生活中追求自由和平等,在和萧军出现矛盾的时候,萧红选择只身前往日本。萧军想去延安,萧红“只想安心写作”,萧红没有妥协,选择离开萧军。在文学创作上,萧红同样没有受周围人的裹挟,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写作方式,最终在战火纷飞中拖着怀孕病弱的身体独自奔波流浪,最终客死异乡。
  “……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没有经济上的一点儿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导演用萧红写给萧军的这段话表现了萧红内心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导演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说:“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四、结语
  也许会有观众诟病这部影片没有明显的节奏起伏,看不到一般影片的高潮低谷,但事实上,导演本来就没想像一般传记电影那样去讲一个故事,她只是把不同视角下的萧红摆在你眼前,宛如一本书的不同章节,让你去细细品味,思考萧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许鞍华导演的野心很大,她试图用视听语言去达到文本传记的效果,更可贵的是,她真的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当我们面对不同人视角中的萧红,真的会去思考,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当然,导演的先锋举动并非没有局限。导演试图借助本片先锋式的拍摄方式,在扬电影传播之长的同时达到传记类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但事实上,文学和电影传播形式不同,受众也不同。因为传记文学作品阅读者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等都会制约他们对萧红文学形象的感知,因此,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才能读懂文学作品,并且通过想象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一般情况下,电影的门槛则要低得多。而《黄金时代》却是一部对欣赏能力要求较高的电影。比如,如果观众不理解导演应用间离效果的手法,不能主动从剧情中抽离出来,用客观冷静的眼光审视影片中不同的人讲述的萧红,那么可能就会被前后差异过大的人物形象、甚至情节彼此矛盾的情况所迷惑,造成对萧红形象乃至整部电影的误读。如果观众对萧红的生平没有了解,只看电影,或许会过多关注于萧红的私生活,而对她的文学成就恍然不知。
  著名影评人刘瑜谈道,“萧红是一个敢于追求自由的女子,却身处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悖论’,这不仅是动荡时代的悲哀,也是现代人仍要面临的命题。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遇到的却总是男人;她的作品充满慈悲,却有抛弃孩子的残酷一面;她参加过‘左联’,却能够始终保持与政治的距离;她是一个厚重的人物,有八卦的东西,有时代的东西,也有永恒的东西。”
  萧红的人生是复杂的,也是厚重的,《黄金时代》在呈现她复杂厚重的人生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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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金牛(1997—),男,汉族,河北晋州人,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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