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山东省邹城市古称“邹鲁圣地”，是邹鲁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南北朝时期的摩崖刻经堪称古代艺术珍品，邹城市市铁山、冈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作为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闻遐迩。但是，邹城市摩崖刻经是如何被发现的？其书丹人与组织者是谁？却少有人知。
前不久，笔者与著名学者赖非先生长谈，并查阅了有关资料，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一、邹城摩崖刻经的文化根源
摩崖刻经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邹城市铁山、冈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被发现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文化地理上看，摩崖刻经集中出现在山东省邹城市——“邹鲁”一带也是秒意天成。这一代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历史文化底蕴丰厚，邹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邹城摩崖刻经一度沉寂山林，无人问津。直至清乾隆年间济宁知州钱塘人黄易，首先考察“走线四山”病著录于《山东金石志》方得以名世，逐渐引起众多金石专家何书法专家的重视。首先对刻经作纤细记录与考证的是经济家阮元，他亲自到“邹县四山”刻经进行了考察，将其成果刊载于《山左金石志》。清末民国时期诸多金石、志书对邹城刻经多有记载和评论，如《山东通志·艺文志》、冯云鹏《金石索》、孙星衍《寰宇訪碑录》、康有为《广艺舟双辑》和杨守敬的《匡喆刻经颂》等著作，对其研究都贡献卓著。
二、邹城摩崖刻经的历史见证
宋代金石学兴起，但宋代人对秦峄山区的刻经并未作任何记录。到了明代，泰山经石峪刻经才逐渐有人给予关注，并传言这些字乃是出自书圣王右军之手。泰山经石峪刻经的发现与研究，成为发现我市铁山、岗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的引信，几百年后我市摩崖刻经终于等来了它的知音——黄易。
黄易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官济宁运河同知，在任期间多方搜访古迹，对济宁周围的古代石刻尤为关注。他首先考察了“邹县四山”，继而又访问了泰山经石峪、徂徕山映佛岩等刻经，并作了素描绘画。在其题跋中他说：“水簾洞上石经峪危岩飞瀑，胜趣莫穷，石坪广亩许，遍刻《金刚经》，字大如斗，体甚古拙，必六朝人迹。”
在黄易之后，首次对刻经作详细记录与考证的是阮元。阮元酷爱金石，为官每到一处，他都会花大力气搜集研究当地文物古迹。
嘉庆十年（1805年），王昶作《金石萃编》，记录了徂徕山的三段刻经，谓“冠军将军一行‘子椿’二字注于‘王’字之下，似即经主姓名”。并释曰：“梁父县本汉置，属泰山郡。北齐时改泰山郡为东平郡，县仍属焉。时王子椿为此县令也。”但对书丹人问题却置之不语。
道光元年（1821年）刊行的冯云鹏、冯云鵷《金石索》，也未涉及书丹人问题，而他们却将刻经活动与云峰山题刻者之一的郑述祖联系到了一块。在跋邹县冈山鸡咀石时，将题记中“像主朝思和韦传竹妃”，误记成“施主为郑思祖之子传行”，并进而推测说，冈山刻经或与郑述祖兄弟有关。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提出水牛山《般若碑》为西晋专精蔡邕体者所书的观点。
与以往所有观点不同，首次提出刻经书人为僧安道壹者，是利津人李佐贤。
李佐贤（1806—1876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授编修，先在史馆任职，二十四年（1844年）典试江南，任福建汀州知州。后以玩金石受贿被劾，以修祖坟为由引退家居，未再出任。著有金石著作多种。他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仲秋路过邹县，孟府奉祀官孟广均（雨山）与其谈到邹县境内多六朝石刻，于是二人便携同亲往考察。先睹尖山、葛山，又访铁山、冈山，并一一作了记录。
李佐贤纠正了阮元的错误，也补充了黄易的调查缺失。同治十年（1871年），李佐贤又率其子李贻隽前往泰山经石峪调查，命贻隽剔苔扪藓，仔细辨认，得前人所未得，把刻经的著录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金石学研究来说，李氏父子的实地勘察和认真考辨实在难能可贵。后来，李氏将他的考察收获一并写入《石泉书屋金石题跋》。他在跋经石峪时云：
泰山经石峪……前人备极赞叹，然与右军不类，决非王书。《泰山道里记》以为与徂徕山石经相似，应是北齐王子椿书；《泰山志》又谓与邹县韦子深刻经同出一手，决为韦氏所作；阮文达则谓邹县尖山摩崖与晋昌王唐邕题字笔法相同，或出邕书。余按：邹县小铁山刻经及葛山刻经字大小结构笔法与此丝毫无异，断为一人之笔。葛山之经书人已不可考，铁山之经考系僧安道壹书，则经石峪字亦属僧安道壹书应无可疑。尖山齐刻经亦有僧安道壹题名，则泰山此刻或齐或周末，可遽定兹，姑附于齐之后。
自李佐贤以后，诸家著录多承袭书人僧安道壹之说。
三、邹城摩崖刻经的书丹权
1986—1990年，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田野调查认定了铁山《题名》中“东岭僧安道壹署经”之“署”字，而非各家著述抄录的“著”字。“署”有书写意，《汉书·正当时传》：“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师古注曰：“署谓书之。”唐代曹唐《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诗：“长生碧字期亲属，延寿丹泉许细看。”这里“署”，均为“书”意。洪顶山北石壁“大空王佛”题记曰：“释迦双林后一千六百廿三年，大沙门僧安道壹书刊大空王佛……。”再次明确了僧安道壹在泰峄山区绝大多数摩崖刻经中的书丹权。
洪顶山4处刻有僧安道壹的名字，均在北山崖上。尖山刻经活动参与的人物众多，而且社会地位显赫，有韦贤十九世孙韦子深妻儿，还有尚书晋昌王唐邕妃赵氏、侍中陈德信妃董氏，及陈德茂妃□氏。韦、赵、董都是经主身份，唯僧安道壹是在佛主前大发其心的刻经组织者。他在题记中多次出现，且每每排列在众经主之前，足可见他在整个活动中的重要位置。铁山刻经规模宏大，耗费非同一般，从《石颂》中可知，出资人乃是当地望族匡哲兄弟及同义人李桃等。颂文中对安法师大加称颂，“道鉴不二，德悟一原……”。既推崇安法师精深佛法，又赞扬安法师书艺高绝，更钦佩僧安道壹20年来在泰峄山区为弘扬佛法所倡导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在摩崖或石砰上大规模镌刻佛经、佛名、佛号，是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的，这既需要出资人、书丹者、镌刻工匠，更需要热爱于此项事业的倡导人、组织者，僧安道壹正是这样一位热衷于此的支持人。从北齐皇建二年（561年）之前，到北周大象二年（580元），泰峄山区南部19座山上出现的一系列刻经，大多是由他出面号召、组织并书写的。
道不远人，缘结慧心。邹城市摩崖刻经也许从问世那天起就不曾被人忘记，尽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摩崖刻经几度辉煌、几度沉寂。我们今天感念黄易、阮元、李佐贤等先贤，我们对僧安道一法师更是满怀崇敬。他们与铁山、冈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一样万世长存。
前不久，笔者与著名学者赖非先生长谈，并查阅了有关资料，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一、邹城摩崖刻经的文化根源
摩崖刻经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邹城市铁山、冈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被发现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文化地理上看，摩崖刻经集中出现在山东省邹城市——“邹鲁”一带也是秒意天成。这一代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历史文化底蕴丰厚，邹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邹城摩崖刻经一度沉寂山林，无人问津。直至清乾隆年间济宁知州钱塘人黄易，首先考察“走线四山”病著录于《山东金石志》方得以名世，逐渐引起众多金石专家何书法专家的重视。首先对刻经作纤细记录与考证的是经济家阮元，他亲自到“邹县四山”刻经进行了考察，将其成果刊载于《山左金石志》。清末民国时期诸多金石、志书对邹城刻经多有记载和评论，如《山东通志·艺文志》、冯云鹏《金石索》、孙星衍《寰宇訪碑录》、康有为《广艺舟双辑》和杨守敬的《匡喆刻经颂》等著作，对其研究都贡献卓著。
二、邹城摩崖刻经的历史见证
宋代金石学兴起，但宋代人对秦峄山区的刻经并未作任何记录。到了明代，泰山经石峪刻经才逐渐有人给予关注，并传言这些字乃是出自书圣王右军之手。泰山经石峪刻经的发现与研究，成为发现我市铁山、岗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的引信，几百年后我市摩崖刻经终于等来了它的知音——黄易。
黄易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官济宁运河同知，在任期间多方搜访古迹，对济宁周围的古代石刻尤为关注。他首先考察了“邹县四山”，继而又访问了泰山经石峪、徂徕山映佛岩等刻经，并作了素描绘画。在其题跋中他说：“水簾洞上石经峪危岩飞瀑，胜趣莫穷，石坪广亩许，遍刻《金刚经》，字大如斗，体甚古拙，必六朝人迹。”
在黄易之后，首次对刻经作详细记录与考证的是阮元。阮元酷爱金石，为官每到一处，他都会花大力气搜集研究当地文物古迹。
嘉庆十年（1805年），王昶作《金石萃编》，记录了徂徕山的三段刻经，谓“冠军将军一行‘子椿’二字注于‘王’字之下，似即经主姓名”。并释曰：“梁父县本汉置，属泰山郡。北齐时改泰山郡为东平郡，县仍属焉。时王子椿为此县令也。”但对书丹人问题却置之不语。
道光元年（1821年）刊行的冯云鹏、冯云鵷《金石索》，也未涉及书丹人问题，而他们却将刻经活动与云峰山题刻者之一的郑述祖联系到了一块。在跋邹县冈山鸡咀石时，将题记中“像主朝思和韦传竹妃”，误记成“施主为郑思祖之子传行”，并进而推测说，冈山刻经或与郑述祖兄弟有关。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提出水牛山《般若碑》为西晋专精蔡邕体者所书的观点。
与以往所有观点不同，首次提出刻经书人为僧安道壹者，是利津人李佐贤。
李佐贤（1806—1876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授编修，先在史馆任职，二十四年（1844年）典试江南，任福建汀州知州。后以玩金石受贿被劾，以修祖坟为由引退家居，未再出任。著有金石著作多种。他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仲秋路过邹县，孟府奉祀官孟广均（雨山）与其谈到邹县境内多六朝石刻，于是二人便携同亲往考察。先睹尖山、葛山，又访铁山、冈山，并一一作了记录。
李佐贤纠正了阮元的错误，也补充了黄易的调查缺失。同治十年（1871年），李佐贤又率其子李贻隽前往泰山经石峪调查，命贻隽剔苔扪藓，仔细辨认，得前人所未得，把刻经的著录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金石学研究来说，李氏父子的实地勘察和认真考辨实在难能可贵。后来，李氏将他的考察收获一并写入《石泉书屋金石题跋》。他在跋经石峪时云：
泰山经石峪……前人备极赞叹，然与右军不类，决非王书。《泰山道里记》以为与徂徕山石经相似，应是北齐王子椿书；《泰山志》又谓与邹县韦子深刻经同出一手，决为韦氏所作；阮文达则谓邹县尖山摩崖与晋昌王唐邕题字笔法相同，或出邕书。余按：邹县小铁山刻经及葛山刻经字大小结构笔法与此丝毫无异，断为一人之笔。葛山之经书人已不可考，铁山之经考系僧安道壹书，则经石峪字亦属僧安道壹书应无可疑。尖山齐刻经亦有僧安道壹题名，则泰山此刻或齐或周末，可遽定兹，姑附于齐之后。
自李佐贤以后，诸家著录多承袭书人僧安道壹之说。
三、邹城摩崖刻经的书丹权
1986—1990年，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田野调查认定了铁山《题名》中“东岭僧安道壹署经”之“署”字，而非各家著述抄录的“著”字。“署”有书写意，《汉书·正当时传》：“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师古注曰：“署谓书之。”唐代曹唐《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诗：“长生碧字期亲属，延寿丹泉许细看。”这里“署”，均为“书”意。洪顶山北石壁“大空王佛”题记曰：“释迦双林后一千六百廿三年，大沙门僧安道壹书刊大空王佛……。”再次明确了僧安道壹在泰峄山区绝大多数摩崖刻经中的书丹权。
洪顶山4处刻有僧安道壹的名字，均在北山崖上。尖山刻经活动参与的人物众多，而且社会地位显赫，有韦贤十九世孙韦子深妻儿，还有尚书晋昌王唐邕妃赵氏、侍中陈德信妃董氏，及陈德茂妃□氏。韦、赵、董都是经主身份，唯僧安道壹是在佛主前大发其心的刻经组织者。他在题记中多次出现，且每每排列在众经主之前，足可见他在整个活动中的重要位置。铁山刻经规模宏大，耗费非同一般，从《石颂》中可知，出资人乃是当地望族匡哲兄弟及同义人李桃等。颂文中对安法师大加称颂，“道鉴不二，德悟一原……”。既推崇安法师精深佛法，又赞扬安法师书艺高绝，更钦佩僧安道壹20年来在泰峄山区为弘扬佛法所倡导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在摩崖或石砰上大规模镌刻佛经、佛名、佛号，是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的，这既需要出资人、书丹者、镌刻工匠，更需要热爱于此项事业的倡导人、组织者，僧安道壹正是这样一位热衷于此的支持人。从北齐皇建二年（561年）之前，到北周大象二年（580元），泰峄山区南部19座山上出现的一系列刻经，大多是由他出面号召、组织并书写的。
道不远人，缘结慧心。邹城市摩崖刻经也许从问世那天起就不曾被人忘记，尽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摩崖刻经几度辉煌、几度沉寂。我们今天感念黄易、阮元、李佐贤等先贤，我们对僧安道一法师更是满怀崇敬。他们与铁山、冈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一样万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