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最终也没能迈过“73、84”的前一道槛，倏然倒在了家中。
　　出事的前晚，全家人还照旧在哥哥家聚餐。母亲靠在沙发上，见我们一家来了，微微地笑了笑……她的身体已不允许她多说什么；临走时，母亲依然靠在沙发上，儿子向奶奶说再见，她也无力反应，还是微微一笑。没想到，第二天再见到母亲，她已经闭上了眼睛。
　　我这才想起，母亲昨晚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从来没有这么累。我当时没在意，因为每次她都说累；我也知道，要熬过今年，对母亲来说希望渺茫。去年住院时，医生已发过病危通知，她最终与死亡擦肩而过，已算是奇迹了。
　　我们这代人对父母的过去都知之甚少，直到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才看到小学成绩单上，母亲连续两年列全校第一，因而免了一半的学费，老师的评语是：端庄娴静勤奋好学，落款为“一九五零年”。中学毕业后，母亲考入一家中专，再之后分到宝安(现在的深圳)银行工作，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银行系统。
　　至于父母什么时候恋爱结婚，他们说得更是少之又少，我只是从亲戚那儿略知一二。母亲的一位姑姑嫁给了我的伯父，她就自然地被介绍给了我的父亲。当时父亲还在部队服役，一年休假一次见上一面，相互的了解并不深入。但那个年代，军人是最光荣的职业。母亲出于什么心理嫁了，我不得而知。
　　母亲婚后便随了军，她不像大多数随军家属那样赋闲在家相夫教子，或在部队办的工厂里打份零工，而是坚持到地方的银行上班。由于部队多在郊外又经常搬迁，母亲就带着我们住在单位的宿舍里，与父亲离多聚少，在我小时印象里，父亲多少有些陌生。到大了，我就猜想，这也许是母亲有意为之：一来她不愿意和随军的家属搅在一起，她们多是东北人，性格豪放泼辣，也好惹事生非，而母亲文雅内向，与她们格格不入；再者，父亲是客家人，有着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加上是军人，性格比较急躁专制；而母亲内向隐忍，善良温和，他们的性格差异太大，难免有些磕磕碰碰，只有与孩子们在一起，母亲才是快乐的。
　　小时候，父亲偶尔从部队回来看我们，母亲也不曾有过特别的心境，两人还时常争执几句，可能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但随后就是冷战；待父亲从部队转业，全家终于可以常在一起，我也渐渐大了，更能感觉到母亲和父亲除了生活必须的话外，没有更多的交流。母亲曾告诫姐姐，不要嫁给客家人，姐姐顺势问过母亲，你当时想过离婚吗?母亲说，那个年代离婚是件不光彩的事，更何况是军婚，哪那么容易。
　　直到晚年，父母的交流才渐渐多起来。有天晚上，看完电视剧《红楼梦》，我听到他们在交流对剧中人物的不同看法。很多年了，没看到父母心平气和地聊着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话题，我心里一阵激动。退休后，两人都重病在身，相互地扶持安慰让他们的婚姻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局。
　　还记得父亲弥留之际，已经没有了意识，实质上处于脑死亡状态，为了让远道的亲戚能见上父亲一面，只有靠呼吸机来维持心脏的跳动；母亲知晓这一切，但还是不停地用手巾擦拭父亲的额头，为他理齐散乱的白发，任由自己的泪水静静地流淌。
　　今年清明将至，母亲一早就提醒我们，要去给父亲扫墓了，此时的她已极度虚弱，双脚浮肿，但脑子依旧清醒，每天都在盘算着身后的事。那天，我们搀着母亲到陵园坐下，供桌上是父亲的骨灰，骨灰盒上是父亲的遗像，母亲默然以对一丝不动；四周香火弥漫，烟雾燎绕，随风掠过母亲的脸庞，历经病魔摧残之后，那张脸更加淡然超脱，没有眼泪，甚至没有一丝哀愁。我想母亲一定了然了生命将止而坦然面对，她也明白，这是与厮守了一生的男人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相会，她心里一定在说，老头子，我也来了。
　　在母亲生命的尾声，她并不忌讳“死”这个字，她常说，我不怕死，得这个病能活到今天，医生都说值了；几年前，母亲就把祖传的几个戒指分给我们，把存折密码告诉姐姐；她一再地提起她若不在了，我们该怎么办，两个孙子又该读什么大学等等；有时我们都有点不耐烦了，说我们都是大人了，会自己照顾自己，您别想太多，还是静心养病，有事就赶紧住院，身体要紧。但母亲最不喜欢的就是住院，一个床位要70元，公家只能报20元，还有各种不能报销的费用。母亲是怕连累我们。她最后的几天不慎摔了一跤，我们让她赶紧住院检查，她还是说，没用，就这样了，还是家好。她最终倒在了家里，满足了最后一个心愿。
　　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曾被母亲拥抱过，也都曾撒娇似的依偎在母亲怀里，但到了成年，特别是男性，却很少表达这种肌肤之爱。母亲病重的最后一年，随时可能离我们而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母亲临终之际拥抱她，用一个成年人的热爱，来回馈她一生的养育之恩。
　　但老天爷没给我这机会。
　　在为母亲穿寿衣时，我先将她的一只胳膊套进袖管，然后用右臂枕在她的颈下，就势把她从床上扶起，整个上身与母亲贴在一起。
　　那是成年后，我第一次拥抱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