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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刚刚度过建校百年纪念日。这所学校之所以知名，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学校的前身是“南高师附中”“国立东南大学附中”“中央大学附中”，还培育出许多知名、卓越的人物，在宣传资料上，在校史馆里，陈列着名人的业绩。
百年校庆，一片欢腾，名校再一次显示出她无与伦比的精神感召力。我和万余校友一同沉浸在幸福的聚会中，我们仿佛是曾在一块地里长熟的麦子，又像是曾经栖在同一棵高树上的鸟儿。我常常有这样的冲动：希望在这样的时刻，来一道闪电，让所有的人冲破精神的牢笼，反问一声：什么是“名校”？
高贵与平等
我心目中的名校在教学教育上应当坚持以“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为信条。除此以外，我还认为名校的培养目标中，应加上“高贵的气质，平等的意识”。
学校给学生心灵世界种下一粒什么样的精神种子？今天的世界光怪陆离，但学校教育不能世俗化，学校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培养民族需要的人才。
名校更应当教育学生一生追求真理，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能不断挣断缠绕过来的锁链，在精神上有所追求，始终拥有批判与怀疑的精神。在本民族文化中始终能先于大众去发现与寻找，勇于反思与求索。在培养学生集体意识的同时，要告诉他们，古往今来，伟大的思想者与殉道者都是生活在孤独寂寞之中的。名校必须从小就向学生灌输为民族进步、为人类文明服务的思想，从小就注重精神上人文素养的底子。
现在，名校的教育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在社会要求走向进步的时候， 会有这么多落后、腐朽的思想粘附年轻一代人身上？现在的名校，有升学率，有办学规模，有现代化的设备，可是失去了平等，没有了博爱，我们在为理想社会输入没有理想的人，这样的教育又有多大的价值？
名校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静听回声，今天的学校有许多过去没有的东西，遥远的年代已经把背影永久地留给了思想者。
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主要是因为它有一群名师。名校的教师应当有学术背景，名校需要学者型的教师。当年附中的教师，有一批是大学教授，甚至是某一方面的权威人士，如柳诒徵、严济慈等，放到哪一所大学都是重要人物。
20世纪30年代，常任侠教授留洋归国，在中大实校当级任教师。诸如此类的事情，当年屡见不鲜，现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现行体制下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当好“螺丝钉”。几年前，教师还不能自由辞职，优秀的教师在学校即使很难发挥作用，也别想出去。而平庸者不会提出辞职，学校也无法辞退。有些学校，并非没有人才，可领导看着就是百般不顺眼， 以人为马，自比伯乐，顺我者昌，逆我者就地埋没。还有另一种怪现象是“买名师充數”，为了招生宣传，不惜花大钱从外地聘请几个特级教师来装门面，至于这些人究竟有无能力把教育教学带动起来，天晓得！这种人事制度，就像是一个不开化的部族的奇怪习俗，滑稽透顶。
有人总结出一些当今名校的变化。比如，没有一个校长不关心钱的，没有钱就没有办法改善教学设备，没有钱就没法留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吸引优秀的学生……学校用升学率衡量教师，教师用能不能掳钱、分钱来评价校长，真是“相得益彰”。一个校长把心思放在弄钱上，他会有怎样的价值取向，他还有没有可能准确地把握教育的真谛？一个教师收家长、学生的钱，把吃喝款、旅游费拿到家长那里报销，与有钱有势的家长打得火热，他还怎么能内心平静地站在讲台上？
“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这是南京市一位教育局长在大会上批评的话，没说教师像什么，让我们对照前辈，自己总结一下吧。
体制的困惑
名校办学的基本理念应当像常春藤一样，即使是在废墟上，它仍旧能顽强地显出生机，积极向上、郁郁葱葱，给人以希望。我认为，这是解读名校必须注意的因素。
在现今体制下，不会再有校长去考虑百年不变的基本办学原则，也不会再有校长考虑笃行百年来的办学理念。因为他生存于今世，他不是来延续创始者的教育理想的。他不能不遵循现行的价值观，他可能更重视与升迁有关的因素，他要适应现行的“政绩标准”，校长有级别，形同官员，名校往往就成了管理者的一块跳板。
出于爱校，不能已于言，更因为已经是老教师，所以对校政常有些评议。但很不幸的是，我对校政的批评竟然常常被以后的事实所验证。 平时对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我常常表现出疑惑。比如，无休止的评比、检查，不断干扰教育教学工作的竞赛和充满形式主义色彩的活动，束缚教师教学的种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落后的评价机制等等。
20多年来，愈演愈烈，教师和管理者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从事没有价值的工作上，耗尽精力。我曾一度认为是领导者观念的问题。然而任何一个管理者都能持之有据地说出一套“理念”，任何落后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包装符合时尚，而且只需要吹牛，不需要去做。现在看一些名校的宣传资料，改革没有不“成功”的，经验没有不“宝贵”的，成绩没有不“可喜”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位校长在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在检讨自己的决策失误。
1919年，廖世承主政南高师附中时，曾引入过美国的“道尔顿制”。一年以后，廖世承宣布试验失败，承认这种方法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当时就没有任何人指责廖世承，也没有人试图以此否认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然而这样的事放到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我们不得不叹息今非昔比，今天，我们的教育多么需要廖世承那样的气度与胸襟！
我终于醒悟了，这不是校长们的落后，而是体制的落后，甚而言之，是制度制定者思想的落后。校长只能对任命者负责，不可能对教学者负责， 更难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
校长应当是职业教育家，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从事的是教育，是应当远离权力圈的。可是如今的校长都是“正科级”“副处级”“正处 级”，这是他们翅膀上绑着的金块。因为他是“干部”，所以需要靠“政绩”垫高自己。他可以不问学校的长远目标，可以不考虑学生的明天，可以不研究教育理论。你如果跟他说需要10年才能做完的一件事， 他根本不会考虑，因为他不可能在一所学校待10年。一个有志仕途的人在固定的位置上待上10年意味着什么？学校的升学率关系到他的升迁，所以他很注重传媒的作用，他会特别重视领导人的视察，他有可能利用手上招生的权力，笼络社会势力，结出一张网……怎样保证校长执掌校政的稳定性，保证学校的民主决策作风，保证校风不受干扰，这也是中国名校应当思考的问题。
我特别喜欢邵燕祥的那句诗——“明天比昨天更长久”。我们也许因为软弱放弃过昨天，但是我们一定要为追求理想而珍惜每一个今天。
（文章选自源创图书《不跪着教书》，吴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有部分改动）
（责任编辑 李敏芃）
百年校庆，一片欢腾，名校再一次显示出她无与伦比的精神感召力。我和万余校友一同沉浸在幸福的聚会中，我们仿佛是曾在一块地里长熟的麦子，又像是曾经栖在同一棵高树上的鸟儿。我常常有这样的冲动：希望在这样的时刻，来一道闪电，让所有的人冲破精神的牢笼，反问一声：什么是“名校”？
高贵与平等
我心目中的名校在教学教育上应当坚持以“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为信条。除此以外，我还认为名校的培养目标中，应加上“高贵的气质，平等的意识”。
学校给学生心灵世界种下一粒什么样的精神种子？今天的世界光怪陆离，但学校教育不能世俗化，学校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培养民族需要的人才。
名校更应当教育学生一生追求真理，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能不断挣断缠绕过来的锁链，在精神上有所追求，始终拥有批判与怀疑的精神。在本民族文化中始终能先于大众去发现与寻找，勇于反思与求索。在培养学生集体意识的同时，要告诉他们，古往今来，伟大的思想者与殉道者都是生活在孤独寂寞之中的。名校必须从小就向学生灌输为民族进步、为人类文明服务的思想，从小就注重精神上人文素养的底子。
现在，名校的教育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在社会要求走向进步的时候， 会有这么多落后、腐朽的思想粘附年轻一代人身上？现在的名校，有升学率，有办学规模，有现代化的设备，可是失去了平等，没有了博爱，我们在为理想社会输入没有理想的人，这样的教育又有多大的价值？
名校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静听回声，今天的学校有许多过去没有的东西，遥远的年代已经把背影永久地留给了思想者。
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主要是因为它有一群名师。名校的教师应当有学术背景，名校需要学者型的教师。当年附中的教师，有一批是大学教授，甚至是某一方面的权威人士，如柳诒徵、严济慈等，放到哪一所大学都是重要人物。
20世纪30年代，常任侠教授留洋归国，在中大实校当级任教师。诸如此类的事情，当年屡见不鲜，现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现行体制下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当好“螺丝钉”。几年前，教师还不能自由辞职，优秀的教师在学校即使很难发挥作用，也别想出去。而平庸者不会提出辞职，学校也无法辞退。有些学校，并非没有人才，可领导看着就是百般不顺眼， 以人为马，自比伯乐，顺我者昌，逆我者就地埋没。还有另一种怪现象是“买名师充數”，为了招生宣传，不惜花大钱从外地聘请几个特级教师来装门面，至于这些人究竟有无能力把教育教学带动起来，天晓得！这种人事制度，就像是一个不开化的部族的奇怪习俗，滑稽透顶。
有人总结出一些当今名校的变化。比如，没有一个校长不关心钱的，没有钱就没有办法改善教学设备，没有钱就没法留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吸引优秀的学生……学校用升学率衡量教师，教师用能不能掳钱、分钱来评价校长，真是“相得益彰”。一个校长把心思放在弄钱上，他会有怎样的价值取向，他还有没有可能准确地把握教育的真谛？一个教师收家长、学生的钱，把吃喝款、旅游费拿到家长那里报销，与有钱有势的家长打得火热，他还怎么能内心平静地站在讲台上？
“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这是南京市一位教育局长在大会上批评的话，没说教师像什么，让我们对照前辈，自己总结一下吧。
体制的困惑
名校办学的基本理念应当像常春藤一样，即使是在废墟上，它仍旧能顽强地显出生机，积极向上、郁郁葱葱，给人以希望。我认为，这是解读名校必须注意的因素。
在现今体制下，不会再有校长去考虑百年不变的基本办学原则，也不会再有校长考虑笃行百年来的办学理念。因为他生存于今世，他不是来延续创始者的教育理想的。他不能不遵循现行的价值观，他可能更重视与升迁有关的因素，他要适应现行的“政绩标准”，校长有级别，形同官员，名校往往就成了管理者的一块跳板。
出于爱校，不能已于言，更因为已经是老教师，所以对校政常有些评议。但很不幸的是，我对校政的批评竟然常常被以后的事实所验证。 平时对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我常常表现出疑惑。比如，无休止的评比、检查，不断干扰教育教学工作的竞赛和充满形式主义色彩的活动，束缚教师教学的种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落后的评价机制等等。
20多年来，愈演愈烈，教师和管理者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从事没有价值的工作上，耗尽精力。我曾一度认为是领导者观念的问题。然而任何一个管理者都能持之有据地说出一套“理念”，任何落后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包装符合时尚，而且只需要吹牛，不需要去做。现在看一些名校的宣传资料，改革没有不“成功”的，经验没有不“宝贵”的，成绩没有不“可喜”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位校长在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在检讨自己的决策失误。
1919年，廖世承主政南高师附中时，曾引入过美国的“道尔顿制”。一年以后，廖世承宣布试验失败，承认这种方法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当时就没有任何人指责廖世承，也没有人试图以此否认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然而这样的事放到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我们不得不叹息今非昔比，今天，我们的教育多么需要廖世承那样的气度与胸襟！
我终于醒悟了，这不是校长们的落后，而是体制的落后，甚而言之，是制度制定者思想的落后。校长只能对任命者负责，不可能对教学者负责， 更难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
校长应当是职业教育家，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从事的是教育，是应当远离权力圈的。可是如今的校长都是“正科级”“副处级”“正处 级”，这是他们翅膀上绑着的金块。因为他是“干部”，所以需要靠“政绩”垫高自己。他可以不问学校的长远目标，可以不考虑学生的明天，可以不研究教育理论。你如果跟他说需要10年才能做完的一件事， 他根本不会考虑，因为他不可能在一所学校待10年。一个有志仕途的人在固定的位置上待上10年意味着什么？学校的升学率关系到他的升迁，所以他很注重传媒的作用，他会特别重视领导人的视察，他有可能利用手上招生的权力，笼络社会势力，结出一张网……怎样保证校长执掌校政的稳定性，保证学校的民主决策作风，保证校风不受干扰，这也是中国名校应当思考的问题。
我特别喜欢邵燕祥的那句诗——“明天比昨天更长久”。我们也许因为软弱放弃过昨天，但是我们一定要为追求理想而珍惜每一个今天。
（文章选自源创图书《不跪着教书》，吴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有部分改动）
（责任编辑 李敏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