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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初，张瑞芳患了肺结核，而且已经转移成腹膜结核，毛泽东打趣说她“肚子里长蘑菇了”，但是她凭借坚强的意志还是迎来了其电影表演的大丰收。
张瑞芳，这位上世纪40年代重庆话剧舞台上名闻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主演过《松花江上》《家》《李双双》《泉水叮咚》等经典佳片的杰出电影明星，是中国电影艺术表演学会名誉会长，曾担任上影演员剧团团长。在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获颁“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她谦虚地表示“我是一个幸运者”，并反复强调：“我拍的戏数量不多，谈不上多大的成就，大家给我的荣誉太沉了，年轻人比我强。”
笔者在拍摄有关张瑞芳的纪录片过程中，得以对这位文化老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纵观她的人生，其艺术生涯、感情生活几乎贯穿在她的革命经历中，构成了她与众不同、引以为傲的红色记忆……
走访张瑞芳儿时住过的老宅
张瑞芳说，她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在北京，鼓楼东法通寺10号。而今那里的地址变成了“华丰胡同23号”，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一部分，只有张瑞芳当年的那间卧室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张瑞芳曾在回忆录中写过，南京发生“下关惨案”后，他们举家迁到了北平。她母亲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强忍丈夫北伐殉国和幼女病亡的极度悲伤，用一部分积蓄在偏僻的北城买下了一座宅子，大小18间屋，共有五个院子。据说这曾是梅兰芳的旧宅，院子里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有助于他们全家从哀愁中走出。
她记得，“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那幢房子里经常会来一些神秘的“陌生人”，都是她姐姐张楠带回家的“同学”。这些人里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等，还有当时大名鼎鼎的黄敬，后来当过天津第一任市长，也就是现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年幼的张瑞芳知道这些都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北平地下党干部后，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瞪着好奇的眼睛，透过自己卧室的纱窗，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东边的屋子。有时候一整天，那里悄无声息，但张瑞芳却能根据母亲守门望风的行为判断出，对面那扇门里正在召开重要会议。她告诉笔者当时她“感受到那里有一盏无形的灯，光芒一直射到心里”。
这情景后来在张瑞芳和金焰、张翼、秦文等人一起主演的电影《母亲》中得到再现，甚至有人评价这部电影就是以张瑞芳母亲的革命经历为蓝本，她演的角色身上就有母亲的影子。
不久，张瑞芳的母亲就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直接受黄敬领导，就像后来在重庆张瑞芳直接受周恩来领导那样。在母亲和姐姐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意识迅速占据张瑞芳的脑海，她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个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属于党的外围组织。和赵丹一样，张瑞芳最早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是学美术的，但她学的是西洋画，整天对着石膏像和模特儿画素描写生。她说，当学运的游行队伍经过学校时，听到了响亮的口号声，就再也按捺不住，叫上当时最要好的雕塑班男生郑曾祜，跑出学校，追上去一头扎进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这时候她看到了黄敬，只见他登上一辆有轨电车，振臂一呼，这个画面被人拍了下来。后来电影《青春之歌》里谢芳扮演的林道静跨上电车朝游行队伍挥拳喊口号的那个镜头，就是从黄敬的这张照片中获得的灵感。
和陈荒煤一同参加“移动剧团”
“七七事变”爆发一周之后的1937年7月15日，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成立了，张瑞芳的同学郝龙是团长，成员有她的姐姐张楠、荣高棠、杨易辰、程光烈等等，包括刚从南方来的24岁的中共党员陈荒煤(后来成为该剧团的“干事会”成员)，所以张瑞芳自然也进了这个“革命剧团”。她把剧团开始“移动”的这一天作为参加革命和走上专业文艺工作道路的日子。
因当时平津铁路中断了半个多月后才通车，张瑞芳和姐姐张楠、荣高棠、陈荒煤四人计划先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办理好相关社团手续后再回济南，和其他成员会合，然后一路南下。张瑞芳回忆说，当时为了安全起见，她和姐姐穿上花旗袍扮成小姐。荣高棠穿一身对襟小褂，扮成来接她们的男佣。陈荒煤则穿着洋装，装成她们的表兄。他们在天津等了两天，终于登上英国“太古号”轮船，前往上海。船在烟台海面上漂了几天后来到青岛，在张瑞芳舅舅杜经田的帮助下才到达“中转站”济南。
到了南京，在沈钧儒先生的斡旋下，他们见到了时任教育部长的张道藩，获得了演出机会。剧团首推陈荒煤新编的《打鬼子去》，这是一出讲述日本军人如何在沦陷区欺凌、侮辱中国人的惨剧。张瑞芳扮演的张大嫂被日军玷污后痛不欲生，但怀中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她无意中摸到一手鲜血，发现孩子已死，便惨叫一声，跌跌撞撞冲下舞台。摔倒在后台的芦席垫上时，还在瑟瑟发抖。记者问她怎么演得那么真实?她答不上来，只记得用棉花浸满自制的“血水”塞在“婴儿”肚子里，帮助自己调动情绪，非常有效。后来有人总结说，她这就是“体验派”。
当局允许他们公开演出了，从此他们边走边演，很革命，也很浪漫……
周恩来要她隐蔽下来
张瑞芳随“移动剧团”一路奔波后来到重庆，经地下党青委书记、清华大学的杨述引荐，于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直接受周恩来领导。
初到重庆时，恰逢国民政府推出第一届戏剧节，动员全民共赴国难，压轴戏是由话剧界联合演出的四幕国防剧《全民总动员》，张瑞芳扮演其中一个小难民芳姑。她当时穿一身蓝布旗袍，像个学生，每天一早就坐在排演场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编导曹禺和主角白杨、赵丹、舒绣文、高占非、魏鹤龄、顾而已、施超……看他们的举手投足、神态表情，观察他们的区别，比较他们的特点，为的是提高自己的演技，以至于被剧务当做小戏迷驱赶，她就换个地方坐下再看。
她演的小配角戏很少，先是喊着“卖香烟”走上舞台，再走下舞台。第二幕中被人误当小偷抓，又惊又吓，苦苦申辩，最后在人群中发现了“父亲”，哭喊着扑上去。张瑞芳说，因为“移动剧团”的其他人都去了延安，就把她留在重庆，所以这段时间真的感到委屈和伤心，就把情绪带到角色身上来了，哭得很真实，引得台下也稀里哗啦的。她因此而受到了重庆戏剧界的关注，“咦，这个小难民是谁?哪里来的演员”这出戏后来成为国立戏剧学校表演分析的范例，曹禺等人在讲课时也提到了张瑞芳的表演风格，就是“体验派”。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重庆的话剧舞台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开始推出深挖社会问题，唤起民众阶级觉悟、民主意识的艺术剧。因为舒绣文病了，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中的风尘女子施小宝这个角色就由张瑞芳担当。这次，她把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演活 了。张瑞芳总结说，这标志着她结合戏剧理论，开始由宣传剧到艺术剧的转变。
后来，她又演了中国万岁剧团的重头戏《国家至上》，学会了话剧演员至关重要的方法：“用气”和“呼吸”，摆脱了斯文的学生腔，从精神和性格上靠近角色。渐渐地，张瑞芳和白杨、舒绣文、秦怡—起，被称为“四大名旦”。
为了更有利于党的文艺事业，周恩来亲自部署，让张瑞芳淡出政治圈，“隐蔽”下来。所以，党组织生活她也不参加了，还要故意对原来热心做的一些事情表现出冷淡，张瑞芳心里真是又别扭又痛苦，只能抱住姐姐又哭又笑地发泄一通。
张瑞芳在党内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所以，张瑞芳习惯叫周恩来“大哥”，她也喜欢这么叫，并且经常有幸去曾家岩周恩来的住处，品尝“大哥”亲手做的“红烧狮子头”。
毛泽东打趣她“肚子里长蘑菇了”
“皖南事变”发生的那年夏天，周恩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社接待室里单独约见了张瑞芳，鼓励她“多交朋友，向优秀的前辈们学习，在演剧上精益求精，做共产党的好演员。”
周恩来的这句话，张瑞芳牢牢记了一辈子。而在这一年里，她立竿见影地先后出演了许多话剧：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马彦祥编导的《国贼汪精卫》、陈白尘改编的《秋收》、曹禺编剧的《北京人》、郭沫若编剧的《棠棣之花》和《屈原》等等。
1940年，张瑞芳初次登上银幕，演了大名鼎鼎的孙瑜导演的《火的洗礼》女主角——一个从上海派到重庆后又被策反的女间谍方茵。一个个镜头分开拍摄的电影，不像舞台剧有一个情感递进的过程，她一下子不太能适应，只是磕磕碰碰地完成了。电影首映时，孙瑜导演向她祝贺初演成功，她却对自己这第一个银幕形象很不满意，觉得完全没有抓住人物的基调，难过得哭了起来，并且暗暗决定，以后再也不拍电影了!
可是，她最终还是成了电影明星。是金山导演的《松花江上》让她尝到了甜头，转变了观念。她发现，把全景和脸部特写、近景剪辑在一起，既真实又完美，这不同于话剧的地方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解放之初，张瑞芳对自己有两个不自信。一是身体方面，她患了肺结核，而且已经转移成腹膜结核了，毛泽东说她“肚子里长蘑菇了”。她担心再也不能演戏。邓颖超推荐了一位苏联专家给她体检。苏联专家幽默地说：“为什么不能演戏?你只要不从两层楼上往下跳就行了。”张瑞芳激动得一下子从床上蹦到地上，拉着苏联专家的手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您”!
还有一个是政治上的。虽然她已经堪称老党员了，可总有一种来自国统区“小资产阶级”的自卑感，总觉得在思想感情、政治觉悟方面远远落后于来自解放区的同志。
于是，张瑞芳有意识地多演工农兵角色，在提高演技的同时，似乎也在自觉进行着思想的改造和提高。为了演好《南征北战》里的女村长兼民兵队长赵玉敏，她去临沂农村，跟着妇女组长到各家串门，和民兵、干部一起坐在村支书家的草炕上，就着小油灯开会、学习，对戏中的情景和人物有了许多积累。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以后被她频频使用，屡试不爽。表现纱厂女干部的《三年》、歌颂革命母亲的《母亲》、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反映农村女性追求进步和幸福的《凤凰之歌》、歌颂“大跃进”的纪录性艺术片《三八河边》，以及1959年的“国庆献礼片”《聂耳》和《万紫千红总是春》等等，一部接一部，张瑞芳迎来了她的电影表演大丰收。
周恩来要请她吃螃蟹
电影《李双双》可以说是张瑞芳的经典代表作，描写了夫妻矛盾、邻里纠纷、自由恋爱等等小事，只有新与旧、公与私之间的冲突，却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这是张瑞芳第一次拍喜剧片，她演的李双双是非分明、热爱集体、性格开朗、能说会道、敢想敢做。广大观众非常认同她的表演，喜欢李双双。
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很欣赏《李双双》，1962年6月，张瑞芳带着影片出访日本回到北京，邓颖超约她去吃晚饭，总理见到她就说：“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部好戏。”这是张瑞芳每次接受采访时都不会遗漏的段子。这部好戏于1963年囊括第二届百花奖绝大部分奖项，但在“文革”中却被列为“毒草”。
张瑞芳在每一个成长的关键时刻，都会受到周总理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连她母亲墓碑上的字都由周恩来亲笔题写，可见这位“大哥”与她感情之深厚、关系之密切。以至于“文革”中她被要求写揭发材料、交代“爆炸性的问题”，就是有人想把周恩来打倒。
张瑞芳回望“文革”中辗转于一个个关押处，似乎也像是拍了一部电影，通过天窗隐约可闻的鸟叫声，透过小窗可以看到的对面老百姓家后院开满洁白花朵的槐树和屋檐下鸽笼里忽然飞出的大群鸽子，以及忽然传来的《南征北战》中赵玉敏的声音——“乡亲们，别难过，我们现在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当时，听到这熟悉的台词，她就知道，春天将来临了。
“文革”后，张瑞芳更忙了，被任命为上影演员剧团团长，除了参加拍戏，还要选拔新人，培训学员，指导大型舞台节目，编导和排演电视连续剧、电影纪录片，参与上影厂领导层的行政管理等等。1977年8月，80多岁的张瑞芳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不由对入党后风风雨雨的40多年感慨万千。
1982年，张瑞芳拍了一部后来在国内外荣获11项大奖的儿童片《泉水叮咚》，扮演退休的幼儿园教师陶奶奶，这个老人把自己的家腾出来，办起了义务托儿所，而她的侄女深受感动，写出了音乐作品《泉水叮咚》。张瑞芳乐于给孩子们做绿叶，觉得正好可以提前体会一下做奶奶的感觉。当年被她抱过、哄过的小童星方超和陆毅等等，如今已是“老”演员、青春偶像了。
与《泉水叮咚》里表现出的爱心相仿，进入老龄的张瑞芳自然也开始关注老人。她从1988年连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开始，角色发生了变化，由舞台、银幕转向社会公益事业。2000年，她和亲家一起在虹桥路、宋园路那里创办了一个“爱晚亭”敬老院，让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颐养天年。可是如今，她自己已经到了最需要照顾和关爱的时候，长期住在华东医院，并已多次发出病危通知……
张瑞芳，这位上世纪40年代重庆话剧舞台上名闻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主演过《松花江上》《家》《李双双》《泉水叮咚》等经典佳片的杰出电影明星，是中国电影艺术表演学会名誉会长，曾担任上影演员剧团团长。在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获颁“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她谦虚地表示“我是一个幸运者”，并反复强调：“我拍的戏数量不多，谈不上多大的成就，大家给我的荣誉太沉了，年轻人比我强。”
笔者在拍摄有关张瑞芳的纪录片过程中，得以对这位文化老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纵观她的人生，其艺术生涯、感情生活几乎贯穿在她的革命经历中，构成了她与众不同、引以为傲的红色记忆……
走访张瑞芳儿时住过的老宅
张瑞芳说，她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在北京，鼓楼东法通寺10号。而今那里的地址变成了“华丰胡同23号”，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一部分，只有张瑞芳当年的那间卧室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张瑞芳曾在回忆录中写过，南京发生“下关惨案”后，他们举家迁到了北平。她母亲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强忍丈夫北伐殉国和幼女病亡的极度悲伤，用一部分积蓄在偏僻的北城买下了一座宅子，大小18间屋，共有五个院子。据说这曾是梅兰芳的旧宅，院子里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有助于他们全家从哀愁中走出。
她记得，“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那幢房子里经常会来一些神秘的“陌生人”，都是她姐姐张楠带回家的“同学”。这些人里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等，还有当时大名鼎鼎的黄敬，后来当过天津第一任市长，也就是现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年幼的张瑞芳知道这些都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北平地下党干部后，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瞪着好奇的眼睛，透过自己卧室的纱窗，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东边的屋子。有时候一整天，那里悄无声息，但张瑞芳却能根据母亲守门望风的行为判断出，对面那扇门里正在召开重要会议。她告诉笔者当时她“感受到那里有一盏无形的灯，光芒一直射到心里”。
这情景后来在张瑞芳和金焰、张翼、秦文等人一起主演的电影《母亲》中得到再现，甚至有人评价这部电影就是以张瑞芳母亲的革命经历为蓝本，她演的角色身上就有母亲的影子。
不久，张瑞芳的母亲就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直接受黄敬领导，就像后来在重庆张瑞芳直接受周恩来领导那样。在母亲和姐姐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意识迅速占据张瑞芳的脑海，她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个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属于党的外围组织。和赵丹一样，张瑞芳最早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是学美术的，但她学的是西洋画，整天对着石膏像和模特儿画素描写生。她说，当学运的游行队伍经过学校时，听到了响亮的口号声，就再也按捺不住，叫上当时最要好的雕塑班男生郑曾祜，跑出学校，追上去一头扎进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这时候她看到了黄敬，只见他登上一辆有轨电车，振臂一呼，这个画面被人拍了下来。后来电影《青春之歌》里谢芳扮演的林道静跨上电车朝游行队伍挥拳喊口号的那个镜头，就是从黄敬的这张照片中获得的灵感。
和陈荒煤一同参加“移动剧团”
“七七事变”爆发一周之后的1937年7月15日，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成立了，张瑞芳的同学郝龙是团长，成员有她的姐姐张楠、荣高棠、杨易辰、程光烈等等，包括刚从南方来的24岁的中共党员陈荒煤(后来成为该剧团的“干事会”成员)，所以张瑞芳自然也进了这个“革命剧团”。她把剧团开始“移动”的这一天作为参加革命和走上专业文艺工作道路的日子。
因当时平津铁路中断了半个多月后才通车，张瑞芳和姐姐张楠、荣高棠、陈荒煤四人计划先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办理好相关社团手续后再回济南，和其他成员会合，然后一路南下。张瑞芳回忆说，当时为了安全起见，她和姐姐穿上花旗袍扮成小姐。荣高棠穿一身对襟小褂，扮成来接她们的男佣。陈荒煤则穿着洋装，装成她们的表兄。他们在天津等了两天，终于登上英国“太古号”轮船，前往上海。船在烟台海面上漂了几天后来到青岛，在张瑞芳舅舅杜经田的帮助下才到达“中转站”济南。
到了南京，在沈钧儒先生的斡旋下，他们见到了时任教育部长的张道藩，获得了演出机会。剧团首推陈荒煤新编的《打鬼子去》，这是一出讲述日本军人如何在沦陷区欺凌、侮辱中国人的惨剧。张瑞芳扮演的张大嫂被日军玷污后痛不欲生，但怀中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她无意中摸到一手鲜血，发现孩子已死，便惨叫一声，跌跌撞撞冲下舞台。摔倒在后台的芦席垫上时，还在瑟瑟发抖。记者问她怎么演得那么真实?她答不上来，只记得用棉花浸满自制的“血水”塞在“婴儿”肚子里，帮助自己调动情绪，非常有效。后来有人总结说，她这就是“体验派”。
当局允许他们公开演出了，从此他们边走边演，很革命，也很浪漫……
周恩来要她隐蔽下来
张瑞芳随“移动剧团”一路奔波后来到重庆，经地下党青委书记、清华大学的杨述引荐，于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直接受周恩来领导。
初到重庆时，恰逢国民政府推出第一届戏剧节，动员全民共赴国难，压轴戏是由话剧界联合演出的四幕国防剧《全民总动员》，张瑞芳扮演其中一个小难民芳姑。她当时穿一身蓝布旗袍，像个学生，每天一早就坐在排演场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编导曹禺和主角白杨、赵丹、舒绣文、高占非、魏鹤龄、顾而已、施超……看他们的举手投足、神态表情，观察他们的区别，比较他们的特点，为的是提高自己的演技，以至于被剧务当做小戏迷驱赶，她就换个地方坐下再看。
她演的小配角戏很少，先是喊着“卖香烟”走上舞台，再走下舞台。第二幕中被人误当小偷抓，又惊又吓，苦苦申辩，最后在人群中发现了“父亲”，哭喊着扑上去。张瑞芳说，因为“移动剧团”的其他人都去了延安，就把她留在重庆，所以这段时间真的感到委屈和伤心，就把情绪带到角色身上来了，哭得很真实，引得台下也稀里哗啦的。她因此而受到了重庆戏剧界的关注，“咦，这个小难民是谁?哪里来的演员”这出戏后来成为国立戏剧学校表演分析的范例，曹禺等人在讲课时也提到了张瑞芳的表演风格，就是“体验派”。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重庆的话剧舞台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开始推出深挖社会问题，唤起民众阶级觉悟、民主意识的艺术剧。因为舒绣文病了，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中的风尘女子施小宝这个角色就由张瑞芳担当。这次，她把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演活 了。张瑞芳总结说，这标志着她结合戏剧理论，开始由宣传剧到艺术剧的转变。
后来，她又演了中国万岁剧团的重头戏《国家至上》，学会了话剧演员至关重要的方法：“用气”和“呼吸”，摆脱了斯文的学生腔，从精神和性格上靠近角色。渐渐地，张瑞芳和白杨、舒绣文、秦怡—起，被称为“四大名旦”。
为了更有利于党的文艺事业，周恩来亲自部署，让张瑞芳淡出政治圈，“隐蔽”下来。所以，党组织生活她也不参加了，还要故意对原来热心做的一些事情表现出冷淡，张瑞芳心里真是又别扭又痛苦，只能抱住姐姐又哭又笑地发泄一通。
张瑞芳在党内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所以，张瑞芳习惯叫周恩来“大哥”，她也喜欢这么叫，并且经常有幸去曾家岩周恩来的住处，品尝“大哥”亲手做的“红烧狮子头”。
毛泽东打趣她“肚子里长蘑菇了”
“皖南事变”发生的那年夏天，周恩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社接待室里单独约见了张瑞芳，鼓励她“多交朋友，向优秀的前辈们学习，在演剧上精益求精，做共产党的好演员。”
周恩来的这句话，张瑞芳牢牢记了一辈子。而在这一年里，她立竿见影地先后出演了许多话剧：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马彦祥编导的《国贼汪精卫》、陈白尘改编的《秋收》、曹禺编剧的《北京人》、郭沫若编剧的《棠棣之花》和《屈原》等等。
1940年，张瑞芳初次登上银幕，演了大名鼎鼎的孙瑜导演的《火的洗礼》女主角——一个从上海派到重庆后又被策反的女间谍方茵。一个个镜头分开拍摄的电影，不像舞台剧有一个情感递进的过程，她一下子不太能适应，只是磕磕碰碰地完成了。电影首映时，孙瑜导演向她祝贺初演成功，她却对自己这第一个银幕形象很不满意，觉得完全没有抓住人物的基调，难过得哭了起来，并且暗暗决定，以后再也不拍电影了!
可是，她最终还是成了电影明星。是金山导演的《松花江上》让她尝到了甜头，转变了观念。她发现，把全景和脸部特写、近景剪辑在一起，既真实又完美，这不同于话剧的地方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解放之初，张瑞芳对自己有两个不自信。一是身体方面，她患了肺结核，而且已经转移成腹膜结核了，毛泽东说她“肚子里长蘑菇了”。她担心再也不能演戏。邓颖超推荐了一位苏联专家给她体检。苏联专家幽默地说：“为什么不能演戏?你只要不从两层楼上往下跳就行了。”张瑞芳激动得一下子从床上蹦到地上，拉着苏联专家的手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您”!
还有一个是政治上的。虽然她已经堪称老党员了，可总有一种来自国统区“小资产阶级”的自卑感，总觉得在思想感情、政治觉悟方面远远落后于来自解放区的同志。
于是，张瑞芳有意识地多演工农兵角色，在提高演技的同时，似乎也在自觉进行着思想的改造和提高。为了演好《南征北战》里的女村长兼民兵队长赵玉敏，她去临沂农村，跟着妇女组长到各家串门，和民兵、干部一起坐在村支书家的草炕上，就着小油灯开会、学习，对戏中的情景和人物有了许多积累。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以后被她频频使用，屡试不爽。表现纱厂女干部的《三年》、歌颂革命母亲的《母亲》、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反映农村女性追求进步和幸福的《凤凰之歌》、歌颂“大跃进”的纪录性艺术片《三八河边》，以及1959年的“国庆献礼片”《聂耳》和《万紫千红总是春》等等，一部接一部，张瑞芳迎来了她的电影表演大丰收。
周恩来要请她吃螃蟹
电影《李双双》可以说是张瑞芳的经典代表作，描写了夫妻矛盾、邻里纠纷、自由恋爱等等小事，只有新与旧、公与私之间的冲突，却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这是张瑞芳第一次拍喜剧片，她演的李双双是非分明、热爱集体、性格开朗、能说会道、敢想敢做。广大观众非常认同她的表演，喜欢李双双。
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很欣赏《李双双》，1962年6月，张瑞芳带着影片出访日本回到北京，邓颖超约她去吃晚饭，总理见到她就说：“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部好戏。”这是张瑞芳每次接受采访时都不会遗漏的段子。这部好戏于1963年囊括第二届百花奖绝大部分奖项，但在“文革”中却被列为“毒草”。
张瑞芳在每一个成长的关键时刻，都会受到周总理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连她母亲墓碑上的字都由周恩来亲笔题写，可见这位“大哥”与她感情之深厚、关系之密切。以至于“文革”中她被要求写揭发材料、交代“爆炸性的问题”，就是有人想把周恩来打倒。
张瑞芳回望“文革”中辗转于一个个关押处，似乎也像是拍了一部电影，通过天窗隐约可闻的鸟叫声，透过小窗可以看到的对面老百姓家后院开满洁白花朵的槐树和屋檐下鸽笼里忽然飞出的大群鸽子，以及忽然传来的《南征北战》中赵玉敏的声音——“乡亲们，别难过，我们现在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当时，听到这熟悉的台词，她就知道，春天将来临了。
“文革”后，张瑞芳更忙了，被任命为上影演员剧团团长，除了参加拍戏，还要选拔新人，培训学员，指导大型舞台节目，编导和排演电视连续剧、电影纪录片，参与上影厂领导层的行政管理等等。1977年8月，80多岁的张瑞芳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不由对入党后风风雨雨的40多年感慨万千。
1982年，张瑞芳拍了一部后来在国内外荣获11项大奖的儿童片《泉水叮咚》，扮演退休的幼儿园教师陶奶奶，这个老人把自己的家腾出来，办起了义务托儿所，而她的侄女深受感动，写出了音乐作品《泉水叮咚》。张瑞芳乐于给孩子们做绿叶，觉得正好可以提前体会一下做奶奶的感觉。当年被她抱过、哄过的小童星方超和陆毅等等，如今已是“老”演员、青春偶像了。
与《泉水叮咚》里表现出的爱心相仿，进入老龄的张瑞芳自然也开始关注老人。她从1988年连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开始，角色发生了变化，由舞台、银幕转向社会公益事业。2000年，她和亲家一起在虹桥路、宋园路那里创办了一个“爱晚亭”敬老院，让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颐养天年。可是如今，她自己已经到了最需要照顾和关爱的时候，长期住在华东医院，并已多次发出病危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