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随着国史、党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越来越多。这是正常现象，是学术深入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我们决不能把这些仅仅当作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由此，我们也看到，在国史、党史研究中，特别是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不能说没有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也决不能把自己套进“纯学问”的象牙之塔中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更不能盲目热衷于淡化意识形态。
　　有些人宣扬淡化意识形态，相当大程度上是受西方舆论影响，这些西方舆论，总是标榜自己客观公正，不受意识形态影响，而批评我们太讲意识形态。但事实上，西方的政治家们从来都没有淡化过意识形态。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写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以及尼克松写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吗?《大失败》这本书写于1989年苏东剧变刚刚发生之际，本质上是史书，主要是写苏联历史，其次是写东欧的，也写了一些中共党史。主题就是作者前言中第一句话说的：“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最后危机的书。书中描述和分析了共产主义制度及其信条的逐渐衰败的过程和日益加深的困境。书中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本书的结论是：共产主义正在经受“末日的痛苦”，而“共产主义总危机的深刻根源可以从它的历史记录中找到”。最后，本书作者展望了后共产主义时期可能出现的景象：共产主义影响将减弱而迅速销声匿迹，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共产主义理论为政权之本的国家，都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理论。
　　这本写历史的书，照例一再标榜自己并呼吁各国共产党的统治阶层应该淡化意识形态。但我们看到，它的政治目的还不明显而强烈吗?它的意识形态色彩还不浓厚吗?
　　所以当时，我读完这本书的第一个感觉是，历史本身，虽然被号称是“凝固的事实”，是客观的存在，是可供研究的学问，但历史一旦被写出来就带有主观色彩，不能不受撰写者的意识形态影响，也就不再是“纯客观”的了。它可以被用来阐明一种思想、一种理想、一种观点。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有多么强烈的想摆脱意识形态的愿望，不管我们多么想超然、超脱、钻入象牙之塔，多么想摆脱政治色彩，都只能是善良的愿望而已。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标榜淡化意识形态的人，其实都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我们如果相信了这些话，自己淡化起意识形态来，那就真是掉进了他们为我们铺设的陷阱。
　　现实的例子就更多。前两年法轮功传播的所谓“九评”，即九评中国共产党，其主旨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搞垮共产党。其手法就是从国史、党史入手，用一件一件事企图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没做过一件好事。虽说这篇歪曲历史的东西水平极其低下，手法极其卑劣，但它从一个方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世界并不太平，要搞垮我们的大有人在，大有势力在；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用国史、党史作为攻击、搞垮我们的武器是一个现存的事实，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国史、党史工作者的警惕。
　　前几年中宣部在一份文件中曾具体分析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在肯定“总体形势很好”的前提下，提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文件列举了一些杂音，其中与国史、党史研究有关的就是：“歪曲党的历史。企图通过渲染党的历史上的某些失误，夸大历史阴暗面，达到否定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组织所谓‘抢救历史’的活动，编造我们党所谓的‘50条罪状’，诬蔑我们党领导的历史是‘血腥80年’。为早已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等歌功颂德，企图颠倒历史，混淆视听。”这些情况，近年来依然存在。
　　所以。国史、党史研究确实有一个立场问题、历史观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持不同的历史观，就会对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们毫无疑问只能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一个社会的稳定，一个政权的巩固，不但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备的制度和法治，同时对人们思想的正确引导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有效管理也是极为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们要自觉地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国史、党史工作。正如曾庆红同志给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批示中讲过的一句话：“党史姓党”，国史也一样，也必须姓党。所以，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是从事我们这项工作所必须的。这一点是不能有含糊的。
　　有一种误解，以为强调国史、党史研究的党性、政治性就是忽视科学性，不实事求是。绝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坚持党的立场与坚持实事求是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我们坚持党和人民的立场的目的，就是为了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这与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丝毫矛盾之处。
　　
　　(摘编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