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一代伟人，他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共早期党员施滉与孙中山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交往。他曾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聆听孙中山的教诲，征询求学的目的和方向；赴美留学后，坚定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反蒋斗争；在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时，撰写毕业论文《孙中山评传》，对孙中山的革命生涯进行详细解读和分析，成为孙中山逝世后我国最早研究孙中山并为其撰写传记的人。
　　清华学生领袖赴穗谒见孙中山
　　施滉（1900—1934），白族，云南省洱源县凤羽镇人。他自幼聪明伶俐，勤学好问，5岁时随父亲施德培到剑川县乔后井读小学，1913年考入云南省中等军医学校，191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17年秋，施滉以插班生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迈出了人生中的重要一步。
　　在清华求学期间，恰逢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际，清华浓郁的学术氛围，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竞相争鸣，使施滉如沐春风、受益匪浅。他尤其喜欢看中外名人传记，如孙中山的著作、《林肯传》《拿破仑传》《华盛顿传》等，这为他后来投身于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成为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施滉和许多清华学生一起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于6月3日游行时被捕。残酷的斗争现实使他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增加了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决心和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坚定信念。
　　五四运动之后，爱国民主思想在清华园中传播开来。1920年，施滉与同学冀朝鼎、徐永煐等人创建了学生爱国自治组织——唯真学会，施滉任会长。唯真学会接受了“政治救国”的主张，其宗旨是“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目标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1]。1923年在唯真学会内部，施滉、徐永煐、冀朝鼎、罗宗震、章友江、梅汝璈、胡敦元以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罗静宜等八人成立了秘密核心组织“超桃”，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主张学习孙中山、列宁进行革命斗争的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通过政治途径来改造社会。“超桃”在当时清华学生进步活动中起着核心作用，施滉因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于1923年秋被推选为清华学校学生会会长，成为清华学生运动的领袖。[2]
　　1924年夏天，施滉将结束七年的清華时光赴美留学，但是到美国去学习，自己应该学些什么？朝什么方向努力？祖国怎样才能富强？他渴望得到革命前辈的指点，选定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施滉和同学徐永煐、何永吉经过酝酿后决定，到广州谒见孙中山、李大钊等革命前辈，求教“将来如何做事，以为求学的方针”。[3]1924年1月30日，施滉等人到达革命策源地广州。这天正好是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此次会议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2月1日，施滉等人参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得知该校下午将举办列宁追悼会，于是参加，并听了俄国驻广州代表及瞿秋白等人的演说。4日晚，经朋友介绍，施滉、徐永煐到广州亚东酒店拜见李大钊，请示赴美求学的目的和方向。当时，李大钊正和一些人研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结束工作后就和施滉等人亲切交谈到深夜一点钟，并约定回北京后再见面。后来，施滉和冀朝鼎等践约到北京李大钊处求教，李大钊对他们说：“留学生应该注意一切为了祖国。要注意了解美国的情况，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4]
　　2月9日上午，通过滇军王旅长介绍，施滉等从何永吉家出发，到大元帅府谒见孙中山。先报告参军长张开儒，说明来意：“我们这次从北京远道来此，是专为想瞻仰我们所敬佩的民国元勋而来。”[5]张开儒听后报告孙中山并询问了意见，经孙中山同意后，他们被带到会客室。在这里，孙中山亲切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内容涉及军阀、中国革命事业的前途、中国的统一、人生观、中国革命以谁为师等问题，孙中山一一给了他们满意的回答。
　　就中国革命事业的前途问题，施滉问孙中山：“我们觉得大元帅的人格和精神高尚，坚忍不拔，革命的事业有孙先生在，是不会停止进行的。但是上寿不过百年，孙先生百年之后，谁能继续这种奋斗，我们觉得这是很可虑的。不知孙先生的意见怎样？”[6]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以前是靠一个人支持，现在改组之后是要拿党来活动。党所以能活动，是因为有纪律来维持。以前的革命党，分子大半是学生，……他们以为革命的目的既是求平等自由，他们自己便要自由，不听党的号令，不受党的约束，……因此，革命党虽然是在一党，都是人自为战，并没有党的行动，所以不能不靠我一个人来支持。……要替人民要求自由平等，便要牺牲自己的自由平等，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约束，才可以群策群力，一致的与外敌奋斗。假使能办到这一层，党便有力量，便用不着一两个人来干独木支大厦的勾当。……如同俄国，自从列宁死后，劳动政府仍然屹立不动。这是因为他的党员能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以成全党的自由、党的意志，所以党的力量异常之大。党的基础异常之固，一个领袖死了，丝毫不发生什么影响。”[7]
　　孙中山这番话，论到俄国的地方很多，所以施滉接着便问：“国民党实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孙中山明确回答：“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番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俄国的革命所以能成功，因为他的党有党的意志，党员都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承受党的纪律。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缺乏这一层。这是国民党现在所觉悟到而开始来取法的，也就是我十几年来所奋斗以求之的。”[8]说到这里，孙中山忽发出一个问题来考施滉他们，他说：“西洋人为何争自由，中国人为何不争自由？中国人不但不争什么自由，并且连这个名词得到现代的意义，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这是何故？”接着孙中山回答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不知道有自由。……中国不知道要求自由，如同平常人不要求空气一样。……中国人现在所要的是纪律，不是自由。国民党的失败，也就是各人自由太甚所致。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取法俄国革命党的组织，要注重纪律，要党员牺牲各个人的自由。”[9]孙中山的回答明确说明了国民党向俄国学习的是党的组织纪律而非主义。 　　就统一问题，施滉问道：“照历史看来，统一中国，大半是从北而南，绝少从南到北的。这是不是不可逃的定理？假如是的，孙先生对于这层有什么计算？”孙中山回答说：“统一中国，不要（说）从北而南比从南而北容易，在学理上也有几分是真的。这大半由于北方生活比南方困难，北人到了南方，便留恋着不愿走，北人也就愿意向南方进行。南人则适得其反，到了北方，感着生活的不安，尤其是不能耐冬天的冷，所以不能在北方久住。……其实就最近洪杨时代，他们的兵也曾到过天津。……谁说南人绝对到不了北方呢？这无非是心理作用罢了！”接着，同行的何永吉便问道：“孙先生计划统一什么时候可以成功呢？”孙中山回答：“这是很容易的事。现在所愁的不是统一，是统一后的办法。”何永吉又问：“进行的方法如何呢？”孙中山回答说：“总要随机应变了，没有一定的方法的。……我做的一本书叫做《孙文学说》，你们看看，就可以明白这个意思了。……世事变化不定，中国也许一两年内可以统一，也许一两日内可以统一，谁能知道？当初的革命党，谁能想到他们竟轻轻易易的把一个清室推翻了？我们只要认定目的，望前干去。”[10]
　　就人生观问题，何永吉说：“我们现在很感着没有一个完满的人生观，生活因而不得安定。孙先生做事几十年，一定很有经验，对于这层可以给我们一个指示。所谓人生观，即是Philosophyg of life或View of life。”孙中山听了，把眼闭一闭说：“View of life，View太多了，要看你从那一个View。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说到此地，孙中山便连带地批评美国说：“以前求学，美国最好，因为美国比较的谋的是多数人的幸福。现在则不然，比较上谋多数的幸福的乃是俄国。……因此，美国以前是极进步的国家，现在反变了极退化的了。”更是希望他们切勿像“中国最初送出美的学生，大半变成美国人，回到国来看见种种腐败的情形，不想法子改良，反开口闭口的You Chinese没有希望了，We Americans怎样怎样。像这种亡国奴要他们何用？你们切要小心。”[11]
　　谈话中，孙中山邀请施滉等人学成归国后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现在已经改组。国民党不是一个人支持的了，是要大家合作的。……国民党不问他以前如何不完善，但总有他几十年的历史，总有他的基础。现在真正为民治而奋斗的，也只有这一个组织。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入国民党。”谈话最后，因有人入见孙中山，施滉等便向他告辞，孙中山说：“我很欢喜你们来谈。你们还有什么問的，或有什么意见，以后可以写信给我。”[12]
　　通过这次谒见，施滉等人对孙中山的印象非常深刻。据徐永煐在《见孙中山先生记》中写道：“一个短小精神奕奕黑发灰发的人，走将近来。那时我便觉得这短小的人，有无穷的高大在里面，他的黧黑的面孔，有万丈的光芒在中间似的。”“孙先生对我们说话的时间，总是带着笑容，异常的和蔼可亲。”“孙先生用的是南方官话，声音很圆润舒畅。”“自见了这一面之后，我觉得他的确是个伟大的人物。”[13]孙中山的谆谆教诲，坚定了施滉等人为多数人谋幸福的人生观，并从孙中山身上学到了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品质。更进一步，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主张有了深入的了解，对国共合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给他们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赴美加入美共宣传三大政策
　　1924年秋，在孙中山为中国革命耗尽最后生命的时刻，施滉、冀朝鼎等“超桃”成员陆续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留学，施滉入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史。学习之余，施滉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宣传和捍卫孙中山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加强共产主义修养。1925年9月，施滉在伯克利主持召开了“超桃”的国外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分析了国内形势，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一致决定要参加共产党，走共产主义道路。这是施滉在思想上从爱国走向革命的一个飞跃。
　　在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中，施滉、徐永煐、冀朝鼎等人逐渐意识到，不触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就救不了中国。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施滉联络在美的“唯真学会”成员积极向华侨和美国人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施滉等人的活动引起了美国共产党的注意，美共与施滉及其领导的“超桃”组织取得联系，并加以直接指导。1926年5月至6月，施滉结识了美国共产党旧金山区的负责人——莱文。在莱文介绍下，施滉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7、8月间，为团结在旧金山的国民党左派，在广大华侨中广泛开展工作，经美共同意，施滉、徐永煐、冀朝鼎加入了国民党旧金山支部，旗帜鲜明地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并取得了国民党旧金山支部的领导权。1926年秋，施滉等成立了“中山学会”，以研究、宣传和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学会”作斗争为宗旨。施滉等担任学会的领导，编写了宣传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反动面目，争取和团结了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壮大了革命势力。不久，除旧金山外，在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都成立了“中山学会”分会。“中山学会”成为施滉等人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群众组织，在旅美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对推动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期，施滉等和中国留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国家主义派的前身是清华学校时期的“大江社”，领袖是罗隆基，这派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留学生中进行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北伐等活动。[14]施滉等人与国家主义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国家主义派失败。这样，施滉等人捍卫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得到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拥护，取得了中国留美学生会的领导权。
　　为了扩大宣传，进一步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1926年秋，施滉等人在美国旧金山创办了《国民日报》，为介绍中国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革命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汪精卫在武汉相继发动了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大革命走向低潮。施滉在国民党旧金山支部提出声讨蒋介石的罪行。经美共中央同意，从8月至10月，施滉以个人名义在《国民日报》发表了十大宣言，驳斥国民党右派的谎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和国民党改组派叛变革命的罪行，捍卫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1927年末，施滉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将《国民日报》改名为《先锋报》，作为“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仍以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支援中国革命为宣传方针，继续引导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同国民党右派作不懈的斗争。《先锋报》后来改名为《华侨日报》，至今在旅美华侨中仍然很有影响。 　　1927年3、4月间，施滉、徐永煐、冀朝鼎、罗静宜等先后加入美国共产党，成为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3月，在美共的指导下，施滉、徐永煐、冀朝鼎等在舊金山组建了隶属于美共中央委员会的中国局，接受美共第十三区委员会的具体领导，施滉任美共中央中国局第一任书记，徐永煐、冀朝鼎、罗静宜等为委员，这是美洲大陆第一个由中国人组建的共产党组织。至此，施滉实现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美共中央中国局成立后，在美共领导下，施滉创建了“美洲华侨和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在组织美国华侨、发展党员、资助中共、支援中国国内革命和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撰写《孙中山评传》理论与实践之结晶
　　1926年，施滉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需完成必修课程及硕士论文的撰写。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学位论文大多以外国题材为选题，施滉却致力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选择了以《孙中山评传》为题，耗时两年，用英文撰写，于1928年7月完成。
　　为了写好毕业论文，在被通缉及暗杀威胁的情况下，施滉“抓紧时间搜集资料，整理卡片，写论文”[15]，引用当时中外109种报纸杂志的相关时评，其中英文资料56种，中文资料53种，除孙中山本人当时发表的文章、讲话之外，其余多是国内外各方面的评论。身居异国他乡，施滉关注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研究，体现了浓厚的爱国民族感情。
　　这篇论文近16万汉字，长达300多页，以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为主线，分为1911年（辛亥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从“二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陈炯明的叛变、“三大政策”、收复广州、国民党的改组、反帝斗争七个篇章。介绍了孙中山的家庭背景，叙述他19岁时即有“为了拯救中国，免遭外国侵略，必须推翻大清王朝，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抱负；20岁起，孙中山即在广州、香港、澳门的同胞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26岁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进一步开展政治活动；28岁时曾上书清朝掌管外交、军事、经济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遭拒绝后建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因进行革命活动被迫流亡海外，历尽艰险；30岁时在伦敦被清朝暗探绑架；56岁时因陈炯明叛变，险遭毒手；59岁时为了全国统一，带病北上，终于因肝癌在北京病故。论文比较生动具体地描绘了孙中山的人格和品行，对孙中山一生累遭挫折、累次奋起的革命意志，描绘得非常感人。
　　整篇论文夹叙夹议，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孙中山的功过是非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结合当时的世界大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精辟论述。特别是对孙中山为什么要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分析得非常透彻严谨，至今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论文认为促使孙中山在1924年1月改组国民党的原因有四：一、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第一，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国情出发，仅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是不够的，必须“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否则难以成为独立的国家”；第二，“谋求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斗争”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必须“代之以革命原理和手段，同时由少数人参加的运动必须转变为多数人参加的运动”；第三，必须建立一个坚强有力而且组织严密的政党，改变“旧的国民党由商人、官吏、军阀和知识分子组成”，以及“纪律松弛”的状况，要“清除党内腐化分子”，吸收“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第四，必须建立“一支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由党掌握的军队”，不能再用“此方雇佣军反对彼方雇佣军”；第五，“必须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使群众相信党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斗，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二、以苏俄革命作模范。孙中山看到苏俄革命成功的事实，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和红军在苏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加之列宁提出的“要联合世界上弱小或被压迫的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去完成“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以求解放”的政策在中国初步运用后即有效果等原因，促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的革命要成功必须“向苏联学习”。三、工农运动的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后国内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稳步发展，使孙中山认识到不断兴起的农民运动“是革命成功的开始”，并“准备将这两股群众运动的洪流纳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之中”。四、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已成功地组织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几起工人运动的事实，以及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和学生中开展宣传工作的经验，使孙中山认识到要完成国民革命就得“与工农合作，并要有群众的先锋和组织者共产党员参加”。[16]
　　对于孙中山的评价，论文也写得十分中肯，而且有许多独到见解。施滉肯定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不回避孙中山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等方面的弱点和问题。如对袁世凯，施滉在论文中是这样写的：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促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对袁氏估计过高”，认为袁氏会执行共和制，甚至“令人惋惜”地自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当时任清王朝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在批评了孙中山的这一行动后，施滉说这次让位的悲剧，“导致中国的这一大灾难”。[17]这充分说明，施滉除了与孙中山生长在同一时代，对国情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共同的认识外，他对孙中山还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是十分了解孙中山的，因而能够比较客观正确地写出对孙中山的评传。
　　《孙中山评传》是一位后生的革命者为一位先行的革命者写的评传，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人深受教育和鼓舞。但是，施滉因与导师、斯坦福大学远东政治学权威学者脱李特博士，就当时的美国是否为帝国主义、美国是否参与掠夺殖民地，以及美国是否存在压迫、奴役其他国家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致使本该出版的《孙中山评传》在该校档案馆深藏达70年之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华大学图书馆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购回这部著作的影印本。199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让人们第一次全面了解到他对孙中山及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于1934年初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的施滉来说，《孙中山评传》成为他留给后人的唯一有形的遗产，可谓革命实践与理论之结晶。
　　孙中山和施滉等的革命交往，体现了孙中山对青年人的厚望与关怀，也体现了施滉等进步学生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施滉他们既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精神，又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和吸收最新理论成果，最终形成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生方向。这成为孙中山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系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4][14]杨遵道、赵履谦：《施滉》，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第三辑·施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8、39、53-54页。
　　[2]何立波：《施混：从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云南档案》2016年第5期。
　　[3][5][6][7][8][9][10][11][12]徐永煐：《见孙中山先生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68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83、181、183、183、183-184、185、186-187、187-188、189页。
　　[13]徐永煐：《见孙中山先生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68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82、184、185、190页。
　　[15]树书：《读论文，忆战友》，《清华校友通讯》第9期，第11页。
　　[16][17]施滉著，刘彭陶译：《孙中山评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0-17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