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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端棻虽然幼年艰辛、仕途曲折，但是对贵州的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李端棻晚年在贵州致力于培养人才、传播思想，创办学堂、撰写著作等，打破了贵州教育思想长期闭塞的局面，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 李端棻 贵州教育 贡献
作者简介：陈业强，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卯云，贵州师范学院2010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225-02
一、 李端棻的成长经历
（一）艰辛的幼年
李端棻，字苾园，生于1883年，卒于1907年，祖籍湖南衡州清泉县。从李端棻的祖父辈开始，受朝廷调遣来到贵州，祖父在贵州传有五房。李端棻父亲李朝显为四房所生，五房的子女都按照年龄的大小排行，李端棻排行老四。六岁时李端棻的父亲因病去世，家中入不敷出，连温饱也无法解决，靠李端棻去贵阳城外采摘野菜充饥。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食不果腹的幼年生活，促使天资聪慧的李端棻刻苦读书，虚心求教。道光二十九年，李端棻进入舅舅何亮清执教的贵山书院读书。叔父对李端棻督促甚严，李端棻的学业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些都为李端棻以后施展抱负奠定了基础。李端棻对叔父和舅父的教导感受良多，铭记于心，仍至晚年，还不能忘怀，尝与诸昆第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
（二）曲折的仕途
李端棻的仕途之路，多数时间与教育密不可分，尤其重视奖掖士类，举荐有学识、有才干的人才为国所用。以戊戌变法为分水岭，前期较为顺利，后期可谓多艰。
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李端棻变成了清政府维新变法的中坚人物。他始终以开明的思想，放眼看世界，从现实的角度，洞察国家之需求。李端棻认为只有振兴教育，培养一些实用新型人才，才能使国家富强。一八九六年李端棻向光绪帝上《请推广学校折》。
为了改进以往办学的缺漏，李端棻请求推广学校，自京师以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奏折的具体措施是，京师建立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办学的榜样，又奏请设立各省、府、州、县学堂，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并要求各府、州、县学堂，在原有地方学校生源的基础上，选取12-20岁的优秀子弟入学。教学的内容以《小学》、《资治通鉴》、《四书》为主，各国天文、地理、算学及语言文字为铺，此外还教授简明易懂的世界历史和格致。京师大学堂选30岁以下的贡、监生入学，在京做官的官员也可以去听课，各省学选25岁以下者入学，举人也可以参加学习，内容以经、史、子、集为主，天文、地理、格致、算学、制造、农、商、兵矿、时事等为铺。规定学制均以三年为期，针对办学经费、师资问题等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李端棻不仅希望办好各级学堂，还要求设藏书楼，供爱学者借阅；创设仪器院，满足教学需求，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开设译书局，翻译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广设报馆，便于人们了解时事，开阔眼界；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才。这些措施是从实际出发，吸收先前教育和国外教育文化之精华，保障教育改革得以进行的重大举措。李端棻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符合教育改革的办法。《请推广学校折》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封建教育体制实行了改造，对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学堂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以后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和废除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李端棻独木难支，并以“滥保匪人”的罪名遣戌新疆。
二、 李端棻对贵州教育的贡献
（一）培养人才、传播思想
1901年，李端棻以年老多病，得赦回贵阳。当时已六十九岁，他大可在黔找一驻地，安享晚年。但他不为官场的失意和变法失败而灰心气馁，更不顾年老体衰，不为余力进行教育改革，推行新政，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发展新学，倡导创办新式学堂，为贵州培养更多的青年才俊，报效祖国，报效家乡。从中可以窥探他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鸦片战争后，但贵州仍然比较闭塞，民风未开，人们思想落后。直到1894年，严修到贵州任学政之后，在贵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受李端棻等人的影响，逐渐把近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引入贵州，经世学堂先后培养的40多名学生，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批学兼中西的人才。他们在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尤以教育方面的贡献最突出。辛亥革命前后最有影响的几所学校，都是经世学堂的学生创办的。如毕业生周恭寿，曾任教于贵州大学堂，后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创办了官立贵阳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9所。任总堂长，又创办贵阳官立中学堂。后来他出任贵州省第一任教育厅长，对贵州教育做出过重大贡献。经世学堂的另一毕业生黄干夫，在贵阳创算学馆，后来演变为达德学堂，成为贵州富有优良传统的名校。经世学堂的多数学生都从事过教育工作或积极支持创办教育事业，对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聘请李端棻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习，经世学堂是严修离任后的第二年，学古书院改名而得的，是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学古书院开设的课程有经史子集、数学，学生还可以根据兴趣爱好选学英文、格致等。课程之后有曾有减，改为经世学堂后，课程更加丰富完善。学堂在贵州出现较晚，虽经过一定的改制，还是保持着书院的月课制度。李端棻来到贵州经世学堂，曾叹曰：“贴括词章误此生，敢膺重币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仁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显然他想革新教育，推行新政。从诗中“如何定课程”可以看出他对学堂要做一定程度调整和改革。经世学堂月课制度继续保持，第一次月课，李端棻以《卢梭论》出题，要求学生作业。可学生对卢梭一无所知，还翻阅大量有关人名词书，如《尚友录》、《历代名臣录》等。但却徒劳无功，一无所获，学生无从应答，就在学生犯愁的时候，李端棻把梁启超所编的《新民丛报》拿给学生抄阅，上面刊登有《卢梭传》。并要求学生作答，三日交卷。有一个名叫文中的学生把卢梭比作孔孟，得了此次月课的第一；第二次月课，李端棻出题为“培根论”，便又将其《新民丛报》中所记《培根传》给学生抄阅，然后作文。李端棻的教育内容和思想，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开阔了学生视野。学生作文将卢梭比作孔孟，触怒了守旧人士，贵阳街头出现诽谤他的诗，其间有人作打油诗曰：“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 。 李端棻是想奖掖后进，开通贵阳风气，培养更多的仁人志士，却一时不为人们所理解，便作对联一副曰：“我犹末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惩，敢谓藐躬堪表率。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以表欣慰。不久之后，李端棻离开了贵州经世学堂，他在职时间不长，但为民智末开，思想守旧，闭塞落后的贵州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培养了人才。 （二）创办学堂、撰写著作
1901年4月，清政府成了督办政务作为新政策划和推行的机构，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开始意识到变法的重要性。在国内外的压迫和呼声中，慈禧被迫恢复新政，于1901年9月下诏兴学。这样《请推广学校折》中许多措施又可以实施了，慈禧下令恢复各省、府、州、县中小学堂，整顿外务。李端棻沉冤得雪官复原职，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为变法积极奔走，他认为想要推行新政、新学，得先培养出符合这方面的实用人才。李端棻便积极奔走筹划，寻求志同道合之人，创办学堂。就在这一年他与贵阳绅士于德楷、乐嘉藻、李裕增本着“以忠君爱国为本源，教授中学以上诸学课”为宗旨，出于“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只需”为目的。四人经过商议、集资，以贵阳次南门的丁公祠、昭忠祠、来仙阁为校址，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于德楷被推为总理，余下三人为副办，学堂各事及公费归总理管理。但学堂重大事务还是经由四人协商决定。学堂还规定学堂经费，教习聘任，修业年限，课本及图书仪器购置等。遗憾的是因缺数理化老师，学堂只办了三期就停办，学生皆末完成学业。但此举为贵州各师范学堂的创办提供了典范，据说还是全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堂，据有关史料记载：“1905年一年之内，通过贵州官方选派和自费留日学生便有151名”。这批留日学子后来大多成为贵阳兴办新式学堂的中坚力量，是清末民初贵阳发展教育、实业、科学的重要人物。
贵州自古教育教育落后，教学资源尤为短缺，许多人家庭贫寒，没有条件进入学堂学习，却勤奋好学、积极上进，鉴于这种情况。李端棻于1903年亲自撰写《普通学说》一书，书中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数理化、政治、法制、经济、伦理、算术、几何、代数等，共十六科作为教学内容，全方位引进西方普学课程模式。他在书中阐述“当今之世所最急者，教育与政治；所急需者，教习于深于政治原理之人。”所以中等普通补习教育一科，便可以作为中学堂的教习。他还说教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普通学说》由贵州官书刊印出版，《普通学说》一书的诞生，使那些自学者有了学习资源，通俗易懂，使很多人受益，且为贵州近代教育改革添砖加瓦，弥补了教学资源的不足，为以后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端棻在积极倡导参与创办学堂之外，还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在1906年创办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这样新建学堂的师资、经费、设施等有了更好保障，解决了办学堂的后顾之忧。教育总会的成立使学堂的创办和管理得以进一步完善，推动了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办学之风盛行。据民国《贵州通志》统计：“自1902至宣统二年，前后八年中，贵州全省共办各类学堂683所，其中，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655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简易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10所”。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学堂共3所。在此期间派出去的留学生和培养的学子，为之后贵州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1907年1月15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时年七十五岁。在逝世前几个月，还致书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曰：“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旬，志气尚如当年。天末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力于国家也”。此可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老骥伏枥，志在报国的精神不得不叫人肃然起敬。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尝曰：“李端棻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故上特拨为礼部尚书”。变法失败李端棻因支持变法，“滥保匪人”获罪，发配新疆，而他的主张依然得以施行，故梁启超说：“其言将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李公已逝，梁启超对这位一生致力于新学育才、革新政治，且有知遇之恩的伟大教育家、政治家，感恩缅怀，用其“善其为民请命之心，历数十年如一日也”概括李端棻一生的功绩，用这样一句简短的话来总结他的一生，显得有些不妥，先生的功绩远不止于此。
参考文献：
[1]秋阳.李端棻传.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2]孔令中.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3]李端棻.苾园诗存.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4]任可澄.贵州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5]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6]贵阳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贵阳历史人物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7]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北京人民出版.1986.
关键词 李端棻 贵州教育 贡献
作者简介：陈业强，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卯云，贵州师范学院2010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225-02
一、 李端棻的成长经历
（一）艰辛的幼年
李端棻，字苾园，生于1883年，卒于1907年，祖籍湖南衡州清泉县。从李端棻的祖父辈开始，受朝廷调遣来到贵州，祖父在贵州传有五房。李端棻父亲李朝显为四房所生，五房的子女都按照年龄的大小排行，李端棻排行老四。六岁时李端棻的父亲因病去世，家中入不敷出，连温饱也无法解决，靠李端棻去贵阳城外采摘野菜充饥。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食不果腹的幼年生活，促使天资聪慧的李端棻刻苦读书，虚心求教。道光二十九年，李端棻进入舅舅何亮清执教的贵山书院读书。叔父对李端棻督促甚严，李端棻的学业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些都为李端棻以后施展抱负奠定了基础。李端棻对叔父和舅父的教导感受良多，铭记于心，仍至晚年，还不能忘怀，尝与诸昆第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
（二）曲折的仕途
李端棻的仕途之路，多数时间与教育密不可分，尤其重视奖掖士类，举荐有学识、有才干的人才为国所用。以戊戌变法为分水岭，前期较为顺利，后期可谓多艰。
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李端棻变成了清政府维新变法的中坚人物。他始终以开明的思想，放眼看世界，从现实的角度，洞察国家之需求。李端棻认为只有振兴教育，培养一些实用新型人才，才能使国家富强。一八九六年李端棻向光绪帝上《请推广学校折》。
为了改进以往办学的缺漏，李端棻请求推广学校，自京师以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奏折的具体措施是，京师建立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办学的榜样，又奏请设立各省、府、州、县学堂，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并要求各府、州、县学堂，在原有地方学校生源的基础上，选取12-20岁的优秀子弟入学。教学的内容以《小学》、《资治通鉴》、《四书》为主，各国天文、地理、算学及语言文字为铺，此外还教授简明易懂的世界历史和格致。京师大学堂选30岁以下的贡、监生入学，在京做官的官员也可以去听课，各省学选25岁以下者入学，举人也可以参加学习，内容以经、史、子、集为主，天文、地理、格致、算学、制造、农、商、兵矿、时事等为铺。规定学制均以三年为期，针对办学经费、师资问题等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李端棻不仅希望办好各级学堂，还要求设藏书楼，供爱学者借阅；创设仪器院，满足教学需求，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开设译书局，翻译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广设报馆，便于人们了解时事，开阔眼界；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才。这些措施是从实际出发，吸收先前教育和国外教育文化之精华，保障教育改革得以进行的重大举措。李端棻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符合教育改革的办法。《请推广学校折》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封建教育体制实行了改造，对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学堂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以后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和废除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李端棻独木难支，并以“滥保匪人”的罪名遣戌新疆。
二、 李端棻对贵州教育的贡献
（一）培养人才、传播思想
1901年，李端棻以年老多病，得赦回贵阳。当时已六十九岁，他大可在黔找一驻地，安享晚年。但他不为官场的失意和变法失败而灰心气馁，更不顾年老体衰，不为余力进行教育改革，推行新政，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发展新学，倡导创办新式学堂，为贵州培养更多的青年才俊，报效祖国，报效家乡。从中可以窥探他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鸦片战争后，但贵州仍然比较闭塞，民风未开，人们思想落后。直到1894年，严修到贵州任学政之后，在贵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受李端棻等人的影响，逐渐把近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引入贵州，经世学堂先后培养的40多名学生，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批学兼中西的人才。他们在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尤以教育方面的贡献最突出。辛亥革命前后最有影响的几所学校，都是经世学堂的学生创办的。如毕业生周恭寿，曾任教于贵州大学堂，后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创办了官立贵阳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9所。任总堂长，又创办贵阳官立中学堂。后来他出任贵州省第一任教育厅长，对贵州教育做出过重大贡献。经世学堂的另一毕业生黄干夫，在贵阳创算学馆，后来演变为达德学堂，成为贵州富有优良传统的名校。经世学堂的多数学生都从事过教育工作或积极支持创办教育事业，对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聘请李端棻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习，经世学堂是严修离任后的第二年，学古书院改名而得的，是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学古书院开设的课程有经史子集、数学，学生还可以根据兴趣爱好选学英文、格致等。课程之后有曾有减，改为经世学堂后，课程更加丰富完善。学堂在贵州出现较晚，虽经过一定的改制，还是保持着书院的月课制度。李端棻来到贵州经世学堂，曾叹曰：“贴括词章误此生，敢膺重币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仁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显然他想革新教育，推行新政。从诗中“如何定课程”可以看出他对学堂要做一定程度调整和改革。经世学堂月课制度继续保持，第一次月课，李端棻以《卢梭论》出题，要求学生作业。可学生对卢梭一无所知，还翻阅大量有关人名词书，如《尚友录》、《历代名臣录》等。但却徒劳无功，一无所获，学生无从应答，就在学生犯愁的时候，李端棻把梁启超所编的《新民丛报》拿给学生抄阅，上面刊登有《卢梭传》。并要求学生作答，三日交卷。有一个名叫文中的学生把卢梭比作孔孟，得了此次月课的第一；第二次月课，李端棻出题为“培根论”，便又将其《新民丛报》中所记《培根传》给学生抄阅，然后作文。李端棻的教育内容和思想，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开阔了学生视野。学生作文将卢梭比作孔孟，触怒了守旧人士，贵阳街头出现诽谤他的诗，其间有人作打油诗曰：“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 。 李端棻是想奖掖后进，开通贵阳风气，培养更多的仁人志士，却一时不为人们所理解，便作对联一副曰：“我犹末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惩，敢谓藐躬堪表率。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以表欣慰。不久之后，李端棻离开了贵州经世学堂，他在职时间不长，但为民智末开，思想守旧，闭塞落后的贵州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培养了人才。 （二）创办学堂、撰写著作
1901年4月，清政府成了督办政务作为新政策划和推行的机构，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开始意识到变法的重要性。在国内外的压迫和呼声中，慈禧被迫恢复新政，于1901年9月下诏兴学。这样《请推广学校折》中许多措施又可以实施了，慈禧下令恢复各省、府、州、县中小学堂，整顿外务。李端棻沉冤得雪官复原职，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为变法积极奔走，他认为想要推行新政、新学，得先培养出符合这方面的实用人才。李端棻便积极奔走筹划，寻求志同道合之人，创办学堂。就在这一年他与贵阳绅士于德楷、乐嘉藻、李裕增本着“以忠君爱国为本源，教授中学以上诸学课”为宗旨，出于“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只需”为目的。四人经过商议、集资，以贵阳次南门的丁公祠、昭忠祠、来仙阁为校址，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于德楷被推为总理，余下三人为副办，学堂各事及公费归总理管理。但学堂重大事务还是经由四人协商决定。学堂还规定学堂经费，教习聘任，修业年限，课本及图书仪器购置等。遗憾的是因缺数理化老师，学堂只办了三期就停办，学生皆末完成学业。但此举为贵州各师范学堂的创办提供了典范，据说还是全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堂，据有关史料记载：“1905年一年之内，通过贵州官方选派和自费留日学生便有151名”。这批留日学子后来大多成为贵阳兴办新式学堂的中坚力量，是清末民初贵阳发展教育、实业、科学的重要人物。
贵州自古教育教育落后，教学资源尤为短缺，许多人家庭贫寒，没有条件进入学堂学习，却勤奋好学、积极上进，鉴于这种情况。李端棻于1903年亲自撰写《普通学说》一书，书中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数理化、政治、法制、经济、伦理、算术、几何、代数等，共十六科作为教学内容，全方位引进西方普学课程模式。他在书中阐述“当今之世所最急者，教育与政治；所急需者，教习于深于政治原理之人。”所以中等普通补习教育一科，便可以作为中学堂的教习。他还说教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普通学说》由贵州官书刊印出版，《普通学说》一书的诞生，使那些自学者有了学习资源，通俗易懂，使很多人受益，且为贵州近代教育改革添砖加瓦，弥补了教学资源的不足，为以后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端棻在积极倡导参与创办学堂之外，还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在1906年创办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这样新建学堂的师资、经费、设施等有了更好保障，解决了办学堂的后顾之忧。教育总会的成立使学堂的创办和管理得以进一步完善，推动了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办学之风盛行。据民国《贵州通志》统计：“自1902至宣统二年，前后八年中，贵州全省共办各类学堂683所，其中，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655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简易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10所”。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学堂共3所。在此期间派出去的留学生和培养的学子，为之后贵州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1907年1月15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时年七十五岁。在逝世前几个月，还致书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曰：“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旬，志气尚如当年。天末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力于国家也”。此可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老骥伏枥，志在报国的精神不得不叫人肃然起敬。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尝曰：“李端棻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故上特拨为礼部尚书”。变法失败李端棻因支持变法，“滥保匪人”获罪，发配新疆，而他的主张依然得以施行，故梁启超说：“其言将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李公已逝，梁启超对这位一生致力于新学育才、革新政治，且有知遇之恩的伟大教育家、政治家，感恩缅怀，用其“善其为民请命之心，历数十年如一日也”概括李端棻一生的功绩，用这样一句简短的话来总结他的一生，显得有些不妥，先生的功绩远不止于此。
参考文献：
[1]秋阳.李端棻传.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2]孔令中.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3]李端棻.苾园诗存.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4]任可澄.贵州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5]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6]贵阳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贵阳历史人物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7]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北京人民出版.1986.